唐宋玻璃器
Tang-Song boliqi
唐宋玻璃器
Glasse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中国唐代玻璃器继承了隋代的传统，有高铅玻璃和碱玻璃两种类型。宋代玻璃器数量、品种增多，但质量并没有超过隋唐产品，以高铅玻璃和钾玻璃为主。西方玻璃器仍然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尤其在晚唐和宋辽时期，精美的伊斯兰玻璃器皿曾大量输入中国。
唐代玻璃器 玻璃舍利瓶是唐代玻璃的代表作。甘肃泾川舍利塔基下出土的玻璃舍利瓶，高 3厘米，无色透明,长颈,球形腹,底微上凹,瓶内装舍利子，位于一套舍利容器的最内层，外有金棺、银函、铜函和石函。陕西临潼庆山寺舍利塔下精室出土了两件玻璃舍利瓶，放在金棺、银、石宝帐内铜质莲花座上,绿色透明,细颈鼓腹，壁薄如纸，瓶内盛放舍利。陕西西安东部的一座舍利塔基下也出土了类似的玻璃舍利瓶，置于鎏金铜棺中。这种玻璃舍利瓶盛放舍利的制度曾影响到边疆地区。黑龙江省宁安县出土的玻璃舍利瓶放在二层石函、铁函、方形银盒、蛋形银盒内。佛寺塔基下除了玻璃舍利瓶外，还出土有其他玻璃器。临潼庆山寺舍利塔精室中出土的6件玻璃空心球，球径2～3．5厘米，绿色透明或褐色透明。玻璃球位于宝帐前的三彩盘中，可能是作为供佛果品用的。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20余件精美玻璃容器，其中1件玻璃茶碗和1件玻璃茶托子属于同一套茶具,与唐代流行的白瓷茶具形制上完全一致,应是中国制造的玻璃精品。唐代墓葬也零星出土了一些玻璃珠饰、小型玻璃佛像和玻璃容器。湖北郧县唐李泰墓出土有 2件黄色矮颈瓶、1件绿玻璃瓶和 1 件绿玻璃杯，这 4件容器的器型较大，都是典型的中国器型，但玻璃的成分却不相同。黄色矮颈瓶含氧化铅高达64％，是高铅玻璃；而绿色玻璃是钠钙玻璃，含较多的钾和镁。
唐代进口玻璃器已发现有陕西临潼庆山寺舍利塔下精室出土的 1件玻璃瓶，颈部缠贴一道阳弦纹，腹部两条折纹互错，形成菱纹，可能是西亚的产品。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1件玻璃杯(无色透明,稍泛黄绿色,口沿下有一阳弦纹，腹部有8组纵三环纹)和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20多件玻璃器,多数具有鲜明的中亚西亚色彩，可能为中亚和西亚的制品。
宋代玻璃器 葫芦瓶是宋代最常见的玻璃器。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的19件玻璃器皿，其中11件是国产玻璃，包括 8件葫芦形瓶、2件长颈瓶和1件绿色侈口碗。河北定县净众院塔基出土的33个玻璃瓶，除了 1个四联瓶、1个细颈瓶外，全部是葫芦瓶，还出土了1件淡绿色花式口沿玻璃碗和一串玻璃葡萄。河南密县法海寺塔基出土的玻璃数量较多，其中能看出器形的约50余件，有葫芦瓶、细颈瓶、蛋形器、壶形三足鼎、鸟形物等。此外，甘肃灵台舍利石棺、江苏连云港海清寺阿育王塔各出土了 3件葫芦形玻璃瓶，江苏镇江甘露寺塔和浙江瑞安慧光塔各出土了 1件薄壁小瓶。从已测试的宋代玻璃样品来看，都是属于高铅玻璃系统和钾铅玻璃系统。
[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墓出土北宋玻璃杯]如图
宋代的进口玻璃器已发现有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的刻花玻璃瓶、深蓝胆形瓶和直桶杯等，为伊斯兰制品。其中刻花玻璃瓶最精致，高 9.9厘米， 腹径6.8厘米，淡蓝色，透明，颈部、腹部和底部都刻有几何形花纹。与此相似的刻花玻璃瓶在中国佛寺还发现有 3件,1件出土于安徽无为舍利塔墓,1件出土于浙江瑞安慧光塔，另 1件出土于天津蓟县白塔塔身。其中蓟县白塔塔身出土的刻花玻璃器，器形最大，高26.4厘米。
辽代墓葬中也出土有典型的伊斯兰玻璃，如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延毅墓出土的 1件玻璃把杯，高10.2厘米，深绿色，透明，具有伊斯兰器物的特征；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 7件玻璃容器和 2颗玻璃珠，其容器中的棕色带把杯、白色大盘、刻花水瓶、带把水瓶具有明显的中亚特征。
目前中国还没有发现早于宋代的玻璃作坊遗址。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在若羌县瓦石峡遗址曾发现了大量玻璃残片，经拼对后可以看出是长颈凹底瓶和纽形器。该遗址虽未发现原料和熔化玻璃的坩埚，但从大量的吹制玻璃的废料和玻璃器种类单一来看，显然当地存在着一个制造玻璃器皿的作坊。瓦石峡遗址出土的玻璃残片经化验，属于钠钙玻璃，钾和镁的含量比较高，该遗址的年代属于宋元时期，但出土玻璃残片的房址中未发现元代器物，调查者认为玻璃器的年代应属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