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资产阶级第一次联合侵略中国的战争1856～1860年（咸丰六年至十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因其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而得名。（不能称作“亚罗号战争”“英法联军之役”或“第二次中英战争”。）
动机与背景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但是，它们不满足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蓄意加紧侵犯中国主权，进行经济掠夺。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关于十二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援引最惠国条款，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主要内容为：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清政府表示拒绝，交涉没有结果。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但仍被清政府拒绝。于是，西方列强决心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是年春，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获胜，得以调出较多的兵力转向中国。俄国则因战败，企图用侵略中国来弥补损失。美国积极向外扩张，采取与英、法勾结侵略中国的政策。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第34条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候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根据利益均沾原则，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两次提出修约要求，俄国也趁机谋求利益。但四国的修约要求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允许，于是列强开始谋求兴兵借口。
1851年太平天国事件爆发后，列强认为这是加强从中国攫取利益的大好时机。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广东民间排外活动时有发生。当时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叶名琛采取默许态度，对一切外国的投诉均置诸不理。
导火线1856年10月，英国利用“亚罗号事件”制造战争借口。“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曾为走私方便在香港英国当局注册，但已过期。10月8日，广东水师在“亚罗号”上逮捕几名海盗和涉嫌水手。这纯系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清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捏造中国兵勇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叶名琛初据理力争，但旋又妥协退让，将全部人犯送到英领事馆。巴夏礼为进一步扩大事态，百般挑剔，拒不接受。10月23日，英舰突然闯入虎门海口，进攻珠江沿岸炮台，悍然挑起侵略战争。接着，英军炮轰广州城，并一度攻入内城。当地军民英勇抵抗。英军因兵力不足，被迫于1857年1月退出珠江内河，等待援军。
战争经过为了扩大侵略战争，英国政府于 1857年3月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海陆军来中国；同时向法国政府提出联合出兵的要求。此前，法国正以“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向中国交涉。所谓“马神甫事件”，是指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违法进入中国内地活动，胡作非为，于1856年2月在广西西林县被处死一案。此案迄未议结。1857年，法国政府将它作为侵略中国的借口，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率军来华协同英军行动。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五千六百余人（其中法军一千人）在珠江口集结，准备大举进攻。美国公使列卫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到达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其时，清政府正以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加上“饷糈艰难”，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息兵为要”的方针。叶名琛忠实执行清政府的政策，不事战守。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并登陆攻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叶名琛被侵略军俘虏，后解往印度加尔各答。侵略军占领广州期间，当地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广州附近义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御侮杀敌。香港、澳门爱国同胞也纷纷罢工，以示抗议。
广州陷落后，四国侵略者合谋继续北上，以便对清政府造成直接威胁。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指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咸丰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办理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调停”上。英、法侵略者并无谈判诚意，只是以此拖延时间，加紧军事准备。5月20日，英法军舰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望风披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大沽失陷。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26日，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威逼恫吓下，于6月26日、27日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签订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共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共四十二款，附约六款。主要内容是：①公使常驻北京；②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③外籍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④外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⑤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⑦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
在此之前，俄、美公使利用“调人”身份，以狡诈的手段，分别于 6月 13日、1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以便日后解决，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路陆续南下。咸丰帝此时对条约内容又感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方面不容变易《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清政府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大沽一带防务，自1858年英、法舰队退走后，清政府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6月25日，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守军英勇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激战结果，英法联军惨遭失败，损失舰艇多艘，死伤四百多人，英舰队司令何伯也受重伤。战斗中，美国舰队帮助英、法军作战和撤退。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友好，由北塘进京，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北京换约。
侵略加剧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1860年2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侵华战争。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英军占大连湾，法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行动。清政府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两国罢兵言和。当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帝还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前敌统帅僧格林沁则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伊格纳季耶夫为英、法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
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14日，攻陷塘沽。再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军在直隶提督乐善指挥下，英勇抗击。但清政府本无抗战决心，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离营撤退。清军遂逃离大沽，经天津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8月21日，大沽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清政府予以拒绝，谈判破裂。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
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到通州议和。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通州。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统帅僧格林沁等率先逃走，致使全军动摇，而遭败绩。次日，咸丰帝带领后妃和一批官员仓皇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令其弟恭亲王奕留守北京，负责和议。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俄使伊格纳季耶夫又向英、法提供了北京防卫的情况。10月13日，英法联军攻入安定门，控制北京城。侵略军一路烧杀抢掠，在清廷长期经营的圆明园大肆抢掠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并将园内建筑付之一炬。10月24日、25日，奕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①开天津为商埠；②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③割让九龙司给英国；④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⑤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
[1]俄国渔利1856年，趁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俄国派普提雅廷（EVPutiatine）为公使，与清政府谈判边界问题。1858年5月，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之际，以武力强迫清廷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中国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予俄国，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作中俄共管。另一方面，俄国伺机介入调停，普提雅廷先于英法美三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
1860年11月，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开始撤离北京。俄国新任驻华公使伊格那季耶夫以“调停有功”为由，提出了新的领土要求。14日，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增开喀什噶尔为商埠，并在喀什噶尔、库伦设领事馆。同时，俄国还将由其提出的中俄西部边界走向强加给中国。1864年，俄国强迫清政府订立《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土地。
结果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再次损失了大量主权和领土，向半殖民地道路又前进了一步。其中，鸦片贸易合法化、华工出国及允许外国人前往内地传教，都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更趋激化。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由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内地，并日益扩展，外国公使驻京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中国社会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同时，鸦片战争不仅使清政府的权力机构发生变化，也使一部分官绅认识到了中国的新变局，主张“师夷长技”，自强求富，兴起了旨在推动王朝中兴的洋务运动，“变局论”的思想流行开来。
清军在历时4年的抗击英法联军的战争中最终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政治腐败、反动，实行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其次是清军武器装 备落后、作战方法笨拙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侵略军已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如发射圆锥形弹丸的线膛后装步枪、线膛后装火炮以及便于浅水航行的蒸汽炮艇等），而清军的装备却仍停留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水平（仍是鸟枪、抬枪和发射球形弹丸的前装炮及冷兵器），加之炮台构筑仍是露天式的，经不起侵略军炮火的轰击。作战方法上，英法联军注意水陆协同作战，以强大炮火掩护陆军登陆，陆上战斗采取散兵战术，而清军则固步自封，墨守成规，忽视陆地纵深设防，不懂散兵战术，所以一败再败。清政府却对此浑然不知，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清王朝 和以它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制度的没落。
此外，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有圆明园之事:·火劫：联军、土匪与筛土贼
当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疯狂地进行洗劫时，就有无数的土匪参与了打劫。英法联军选择最贵重的东西抢劫，土匪掠夺剩余的精华，小民则捡拾委弃于道途的零碎，甚至守园太监也有趁火打劫者。易得的值钱物品很快被搜罗干净了，有人又把希望寄托在散落、埋没于尘土中的细碎宝物上，他们操起扫帚和簸箕，在园中道路上飞沙扬尘，守园的太监官兵将他们称为“筛土贼”，时有谚曰：“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所幸的是这时还未伤及建筑。
木劫：圆明园变成木炭厂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西郊诸园再遭劫掠。这一次，清政府对圆明园已完全失去了控制，趁火打劫的人已不再满足于抢劫洋人劫余的财富，他们把园内火劫之余的零星分散的建筑、木桥的柱子、桩子锯断，用大绳拉倒，园内大小树木也被滥伐殆尽。当时清河镇上木材堆积如山，交易繁忙，而园内则炭厂林立，树枝、树根全被烧成木炭。
石劫：卖石头也能发财
民国初期走马灯一样更迭的军阀，都把圆明园作为取之不尽的建筑材料场，溥仪时期的档案留下了不少无奈的记录：“军人押车每日10余大车拉运园中太湖石。”实际上，拆卖的情况远比档案中记载的严重得多。徐世昌拆走圆明园属鸣春园与镜春园的木材，王怀庆拆毁园中安佑宫大墙及西洋楼石料。从此，圆明园废墟凡能作建筑材料的东西，从地面的方砖、屋瓦、墙砖、石条，及地下的木钉、木桩、铜管道等全被搜罗干净，断断续续拉了20多年！后人称此为圆明园火劫之后的“石劫”。
土劫：在皇家园林开田种稻
至此，圆明园已经过了火劫、木劫和石劫，建筑、林木、砖石皆已荡然无存，还要经过最后的、更为彻底的“土劫”。宣统末年，当地旗人已在园内的宫殿旧址上筑屋，昔日的皇家园林麦垅相望。1940年以后的日寇占领时期，北京粮食紧张，于是奖励开荒。从这时起，农户陆续入园平山填湖，开田种稻。圆明园这处在清初盛世历经150余年苦心经营的湖山之胜，遂面目全非。
雨果曾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对英法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火烧圆明园的暴行进行了批判。
“有一天，两个强盗闯入了夏宫（圆明园），一个动手抢劫，一个把它付之一炬。原来胜利就是一场掠夺。胜利者窃走了夏宫的全部财富。收藏在这个东方博物馆里的，不仅有杰出的艺术品，而且还保存有琳琅满目的金银制品。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这两个强盗就是英吉利和法兰西。”
————雨果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条约签订：
1858年5月，英法联军侵占大沽炮台，并以进攻北京作为威胁。6月23日，迫使清政府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主要内容：公使进驻北京；开放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以自由驶入长江一带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外国传教士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中国对英、法两国赔款600万两白银。1860年10月，英法侵略军占领北京。侵略者以焚毁皇宫作为威胁，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续增的条款包括：开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司地方给英国；准许外国人在中国买卖人口；将已充公的天主教教堂财产发还，法国传教士可以在各省任意租买田地，建造教堂；对英、法两国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
《北京条约》刚一签字，英、法、俄等公使就立即表示，只要清政府认真“履行条约”，就可以得到“任何援助”。1861年1月，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862年1月，清政府确定了“借师助剿”的方针，从此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上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