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仲一
袁仲一，男，汉族，1932年11月生，江苏省铜山县人。中共党员。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兵马俑博物馆馆长。现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陕西考古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陕西省秦俑学研究会会长和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1998年10月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聘任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袁仲一出身贫寒家庭。1946年考入铜山县简易师范学习。1950年考入徐州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徐州市小学任教。由于工作认真，曾被评为徐州市模范教师。1956年7月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60年7月又考入该校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史学家吴泽和束世潋先生。1963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开始他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比较感兴趣，也参加过挖掘唐墓，发表过几篇有关金文和唐墓方面的论文。此后，便转入了对秦兵马俑坑和秦始皇陵园的勘探、发掘研究工作。从1974年至今的29年间，他一直在这一领域孜孜以求，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上个世纪70年代由他主持参与对秦始皇陵进行勘探和试掘，发现了一号、二号、三号兵马俑坑，出土陶俑2000余件，各种青铜器4万余件，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20世纪世界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1980年，他主持发掘铜车马坑，出土的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是继兵马俑坑之后，又一引起世界轰动的重大考古发现。另外，在秦始皇陵的勘探调查工作中，也获得一系列重大的发现。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秦始皇陵(包括兵马俑坑)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他的研究著述颇丰，主要编著的有：《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至1984)))(与人合作，担任主编、主笔)、《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秦兵马俑坑》、《秦陵铜车马发掘报告》、《秦代陶文》、《秦文字类编》、《秦通假文字集释》等1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主编《秦俑学研究》、《秦文化论丛》两套丛书计10余本。其中《秦代陶文))1989年被评为国家优秀图书一等奖。《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和《秦陵二号铜车马》等书，先后被评为陕西省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多年来，他对秦俑、秦始皇陵、秦代陶文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个人的见解，被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引用。1988年5月，他调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兼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98年改任名誉馆长。在考古发掘方面，他坚持现场发掘与保护、研究相结合，并把多媒体现代化技术运用到考古方面，已取得显著成绩。二号坑1999年被评为全国田野考古发掘一等奖，是建国以来被授予的第一个一等奖。在任秦兵马俑博物馆馆长期间，他与馆的其他领导人一起认真抓博物馆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经过几代秦俑人的共同努力，已在一片庄稼地上建成了一座世界著名的大型遗址博物馆，接待国内外观众五千多万人次，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袁仲一先后被评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专家，并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曾到英、美、德、意、日、埃及等国和台湾地区进行文化交流或讲学。
1974年，因发现兵马俑被尊称为“秦俑之父”。他的名字与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秦兵马俑紧紧连在一起……
纵论秦俑“发现人”：袁仲一的新辉煌
秦俑博物馆原馆长袁仲一先生----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袁仲一确实在任何场合上，都没有明确说过自己是秦俑的“发现人”。由于秦俑“发现人”的认定资格，关键在于对“定性、定名”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袁先生是被一致推定为秦俑学术带头人的，具有秦俑研究掌门人的地位，所以一提起秦俑“发现人”，自然而然就有人，要将他推举到台前来。在第六届秦俑学术讨论会之上，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李先登教授，就坚定地认为：“秦兵马俑的‘发现人’，就是袁仲一先生”。理由就是：“兵马俑的发现，是具有重大文化属性的事件，应该带有一定的科学研究成分，它的发现人只能归属于学界。”
按照李先登先生的观点，这个“学界”人士，只能指他们自己所属的“学界”，而且还必须是研究秦俑的考古学家，不是考古学的“学界”，不是专门研究秦俑的专业考古学家，统统都应该与秦俑的“发现人”亳无关系。另外，由于赵康民先生很早就离开了秦俑考古队，更不是秦俑研究的主要“当家人”，加上“探索、修复、鉴定、试掘”，与秦俑的“定性、定名”，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所以赵康民的秦俑“发现人”的地位，是完全不能与袁仲一先生，去相提并论的。大概就是由于这一个因素起到了主导的作用，因而在“学界”内部，对于秦俑“发现人”的认定中，产生了一个“舍赵”而“求袁”的意向。
现在看来，既然大家都十分坚定地主张，秦俑“发现人”的确定，一定要与秦俑研究“挂钩”，一定要与秦俑“定性、定名”紧紧相连，一定要与能否认识秦俑重大的“价值”为先决条件，那么在综合了以上的各项条款之后，只有袁仲一先生一个人是与之是完全合拍的，只有他具备了将秦俑“发现人”的桂冠加到头上的资格。看吧，袁仲一先生什么都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秦俑博物馆馆长，秦俑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国宝级的人物”，还有一个万人仰慕的“秦俑之父”的金色光环，这种众人推崇、红得发紫的荣耀和享誉海内外的最高声望，是赵康生先生及其它任何人所望尘莫及的。
袁仲一被称誉为“秦俑之父”，应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古今的科技发展史上，所有的“科学之父”，都是各个领域中的顶尖人物，而且他们的正式“成果”，也是完全经得起科学检验，而不会出现任何一点差错的。袁仲一如果配当“秦俑之父”，就必须在秦俑整个“问世”过程中，起到一种别人不能替代的“催生”作用，或者做了一系列“超前性，开创性”的工作。否则，“父”从何来，“子”从何出？应该说，“秦俑之父”是很不好当的，因为在秦俑“定性、定名”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上，如果没有非常出众的表现、没有作出一种特殊贡献的话，那么人们所尊敬的袁仲一先生，对它也应该是受之有愧的！
“秦俑之父”的尊号，从一九九六年开始，已经被人喊了足足十几个年头，从来也未见到本人出来，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谦虚”。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的《西安日报》之上，袁件一先生便直接以“秦俑之父”名义出面，去批驳陈景元的学术观点，这就充分地说明袁先生本人，并不认为接受“秦俑之父”这一称号，会存在什么样的不当之处。有理由相信，袁仲一先生“秦俑之父”的美名，已经响彻整个世界，但愿这位“秦俑之父”，与古今中外任何一位“科学之父”一样，能够经受得住各种学术上的冲击和考验，在不断地探索和研究过程中，能够按照科学的规律和精神，再去攀登一个个秦俑考古事业上的新高峰。
袁仲一先生如果要确保秦俑“发现人”的牢固地位，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秦俑研究的整个过程中，不要出现任何一点大的差错，尤其在秦俑“定性、定名”的相关问题上，更不能出现任何一点学术上的大纰漏。因为，“秦俑之父”具有一种学术上绝对偶像的性质，是属于国宝级的一种特别优秀的学术大师，因而他所说的每句话、每个字，都应该是经典的、权威的，都要允许任何人刨根问底，允许任何人毫不留情地挑毛病的。袁先生对秦俑的“定性、定名”的各个环节，如果经不起公众的挑战、经不起科学的检验，那么他在学术上肯定是要摔跤的，而传言之中“秦俑之父”的那种美好称誉，必将很快变成一个“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