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是社会心理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公共选择学派）、和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一个共同主题，凡是涉及到群体或集体的行为或行动的现象都离不开集体行动这一范畴的探讨。社会心理学中的群体行为（勒庞，1895），社会学的社会运动范畴（斯梅尔塞，1962；梯利，2004），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道格拉斯·诺斯，198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93），以及公共管理学中公共物品（或集体物品）供给（奥尔森，1966；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93）等有关集团利益或共同利益的追求问题，都属于集体行动的范畴。那么，何谓集体行动呢？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将集体行动看作是与社会运动、革命同一范畴的三个概念。他认为，集体行动，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而社会运动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而革命，则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制度外政治行为。从以上三个概念的界定中，我们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被看作是制度外的集体性政治行为，从而与选举等制度内的政治集体行动相区别。[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P2-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因此，它们都属于查尔斯。梯利所说的“斗争政治”范畴。
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以毕其一生的精力研究集体行动而著称于世。他先后发表《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以及《权力与繁荣》三部著作来提出他集体行动的理论。其中《集体行动的逻辑》揭示了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集体并非必然产生集体行动的根源在于集团内广泛存在的“搭便车”现象，正因为集团共同利益是一种公共物品，即使成员不付出成本也能坐享收益的物品，因而，一个理性的人是不会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来的，因为这要花费私人的成本，而收益却是集体共享。所以，为了克服这种“搭便车”困境，奥尔森设计了一种强制和“选择性激励”的组织策略，前者指依靠一种中央集权的方式来迫使集团成员参与集体行动，而后者指正面的奖励与反面的惩罚相结合，对参与集体行动的成员实施奖励，而不参与者进行惩罚。《国家的兴衰》是奥尔森运用其集体行动理论解释一个国家为何兴衰的原因。核心观点是大量存在的分利集团的成功集体行动阻碍了国家的进步和繁荣，而在一些重大的灾难和变故之后，社会的分利集团被打碎，从而有效地阻碍了这些分利集团的集体行动，整个社会或国家因而获得繁荣，如战后的日本。《权力与繁荣》则分析了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政府能促进经济的繁荣而有些国家政府却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还有，苏联经济体制解体后，为何市场体制并没有使它繁荣起来，反而陷入长久衰退的困境？等等。奥尔森认为，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是：一方面，对所有的个人权利必须清晰明确地界定并使之具有安全性，合约能够公正有效地执行；另一方面，不存在对私人权利的掠夺。在此基础上，奥尔森创立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概念，即“市场扩展性政府”。它是指有足够的权力来形成和保护私人产权、有效地执行合约、形成对掠夺个人权利的约束，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集体行动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始终，只要存在单个个体无法实现的公共物品的供给的合作问题，就存在集体行动的现象。作为一种理论，对集体行动的研究，贯穿社会科学的整个领域，只要存在克服合作中“搭便车”困境的问题，就需要利用集体行动的理论分析框架。诸如制度变迁、公司治理、社会运动等等领域都属于为了达到一个组织的目标而进行集体行动的过程。因此，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