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贼
对于人们来说，窃贼这个词并不陌生，但窃贼究竟起于何时，却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时间概念。俗话中有“强盗碰上贼爷爷”之说，说明窃贼确实是人类社会中所产生的最为悠久的一种破坏社会生产和社会秩序的一类人。历史上有“殷人好草窃”的记载，足见此道产生之早。
然而，盗窃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行为。在《礼记·礼运》中曾有如此说法：“大道之行也，……盗窃乱贼而不作。”这说明原始公有制下并无窃贼。
在原始公有制社会中，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所有收获大家共享，没有阶级，也没有剥削，正如《礼记·礼运》中所描绘的那样：“天下为公”，“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盗窃行为自然就无从产生了。
窃贼是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有了剩余，私有制也随之而产生。在原始公有制社会逐渐被私有制社会所取代的过程中，由于对社会剩余财富的占有不平衡，便有了贫富之分化。少数氏族首领依仗着自己的财富和权势，逐渐成了奴隶主，统治着广大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群众；而绝大部分氏族成员则丧失了对氏族财物的支配权，沦为奴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得到生活的必需品，一些人铤而走险，走上了以不正当手段谋取财物的道路。这是窃贼产生的最原始的动机。
在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产生之后，窃贼的盗窃行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不过是被剥削者反抗剥削者，夺回自己劳动果实的一种方式，即以“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
《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鲁国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答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其意思是说，偷盗的发生是由于统治者贪得无厌，将社会财富搜刮一空，被剥削者为了生存，才不得不盗窃。
老子有一段话说得更为透彻：“民之饥，以其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由于统治者的贪得无厌和对普通平民百姓的残酷剥削，致使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贫困痛苦的生活之中。正是因为生活环境的恶劣，所以虽有统治阶级制订的严刑重法，但一些人为了活命也不得不铤而走险，采取一些非法的手段以求得生存。盗窃就是人们最常使用的手段之一。
北宋时的刘敞在《患盗论》中这样讲道：“律使窃者刑，伤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盗不止者，非不畏死也，念无以生。谓坐以待死，不若起而图生矣。”他的意思很明确：窃贼之所以行窃，并非不害怕死，而是无法生存。对于窃贼来说，与其坐以等死，不如为求得生存而进行偷窃，哪怕触犯刑律也在所不惜。
从普通平民为了生存不得不走上偷窃这条路来看，真正的盗贼并不是为了生活从事偷窃的人，而真正的窃贼则是身居高位的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其实，老子早就清楚地看到了这点，所以他将这些“财货有余”的统治者称之为“盗竽”（即盗之首）
当然，并非所有的窃贼都产生于以上所述的原因。窃贼中还相当一部分人是由于好逸恶劳而偷窃、因腐化堕落而偷窃、利用职权监守自盗，等等。这些窃贼的偷盗行为只不过是其个人利欲熏心、贪得无厌的结果，与劳动人民因求生存而进行盗窃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