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书院志
东林书院，是我国古代著名书院之一。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当时为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嫡传高弟、知名学者杨时（号龟山）长期讲学之地。后废。"东林书院"名称来历与杨时游庐山时所写"东林道上闲步"这首诗有关。南宋时,邑人建杨时祠 堂于此。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僧月秋潭于其上建东林庵。直至明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僧人信谅又加重修，百余年间，其地成为僧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被罢黜里居的顾宪成，偕弟允成，及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叶茂才、史孟麟、薛敷教、钱一本等人，为继承杨时讲学遗志，共同倡导仪捐款重建兴复。并于左偏同时建道南祠，以祀杨时。因他学成南归故里将乐（今福建将乐）时，其师程亲自目送之日；曰：“吾道南矣！”;故取“道南”名祠，以示纪念。
明末东林党人因东林书院而得名,东林书院又因东林党人而蜚声海内外。当时,无锡东林书院既是全国著名的教育机构,又是倾动朝野的政治讲台。在明末数十年时间里,东林书院的一堂师友,站在历史变革的潮头,“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他们前仆后继,“反对皇室、宦官、勋戚、权臣的倒行逆施、巧取豪夺,坚决要求实行开明政治,破格选用治国之干才,主张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限制勋贵们的土地兼并,反对税使、矿盐的苛重剥削与压迫”。他们慷慨赴义,与擅权误国的阉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中华民族史上,写下了一场正义与邪恶、革新与腐败决战的可歌可泣的一页。为此东林书院不但成为全国政治目光的焦点,同时也成为东林党人心目中的圣地,士子们一时竟以“躬登丽泽之堂,入依庸之室”为荣。
东林书院早年由北宋杨时(号龟山)所创办,原名龟山书院,至明末顾宪成、高攀龙重建书院时已历400余年,书院历史积淀十分丰厚。但《东林书院志》的成书过程则历经了许多曲折。明万历年间,刘元珍遵顾宪成之嘱编纂了书院志,高攀龙为其撰写序言。这是《东林书院志》的第一个稿本。天启年间,政治风云突变,东林党人遭到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残酷迫害,修志遭遇挫折。明末,严珏经历了“沧桑陵谷之变,而又穷搜往牒,肃咨方闻,于是东林之详始粲以析,因为仇订原稿,附益成书”。这是历史上的第二稿,共二卷,内容十分简略。该书于康熙年间刻印,流传极少。不久,高攀龙的侄子高汇旃又在严珏稿本之后加刻续卷,当时无锡知县吴兴祚为其作序,是为第三稿。清雍正三年,河南刁承祖出任江苏按察使,不久即到无锡瞻拜东林书院。雍正十年,刁承祖“观察三吴,念东林志乘残缺,欲增辑,为正学光。而邑侯胡公留心斯道,适有同志”。于是将编纂事宜商托高汇旃的孙子高柱、高隆兄弟。高柱又将此事传交儿子高廷珍及侄子高陛,“共任校仇之役而折衷于许乡三先生”。这已是《东林书院志》的第四稿,许献(乡三)、高廷珍、高陛为主要编撰者。新志增加了许多内容,“罗列东林兴废之大概,诸贤卫道之钜功,为之志传记,辑遗规。东林之志始详且析”。经过6个月的搜采群书、考订研究,编成《东林书院志》22卷。金匮知县胡慎、苏州布政使刁承祖、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张师载,都为刻印该书而捐俸。其间,正值雍正帝下令各省督抚恢复书院。《东林书院志》的编辑刻印恰逢其时,书印成于雍正十一年。
乾隆后很长时间内,《东林书院志》没有重修,原有印本流传日稀。咸丰末年,“志板久佚,而印本流布,未乱以前一二藏书家多有之”。太平军起,“邑中藏书皆为煨烬”。清人赵启在重刻《东林书院志》题跋时辛酸地写道,好不容易在书铺购到一部,到光绪七年才得以重新翻刻。光绪刻本完全照雍正本翻刻而成。由于文献稀缺,“其原书残缺处,不敢臆补,悉仍其旧”。这时相距第一次刻印已120年了。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琉璃厂书店,《东林书院志》仍是稀见之书,即使是光绪刻本,书贾也往往居为奇货。
《东林书院志》雍正本吸取了前面3个本子的成果,又补充了包括清初至雍正初年的材料,使该志有了当时最大的时间跨度,包容了自宋至清雍正年间有关东林书院的史事材料和人物传记。明史专家谢国桢称“是书体例,颇有法度,搜求亦富”。全书完整有序地保存了东林书院的历史资料,充分表达了东林书院创建者和承继者远宗孔孟之道,近守程朱理学,使伊洛之光,昌明于世的意愿。
《东林书院志》作为重要的地方文献,自1881年重刻刊印,距今又有120多年了。百年来的多次战祸、动乱,使《东林书院志》存世数量日减,又经“文革”洗劫,无锡仅剩10部左右。这次标点整理出版,延续了一部重要历史文献的生命,以免日后有文献无征之叹。
《东林书院志》在无锡众多的地方文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全书22卷,涵盖了“建置”、“院规”、“会语”、“列传”、“祀典”、“公移”、“文翰”、“典守”、“著述”、“轶事”等10个方面,存有闪光的思想成果、可贵的人物传记、完整的礼仪制度载录、重要的官府文件、代表人物的著作手记,是一部难得的内容极为丰富的古代书院专志,书院志把一个地方古迹的内涵细化得非常具体。今天东林书院的修复过程中,书院志成为十分可靠的文献依据。一些在地面已经消失的文物建筑,根据书院志的记载得以复原。至于书中记载的一些仪规,更为我们恢复书院的一些动态陈列,提供了准确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