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忠
马建忠（1845年2月9日－1900年8月14日），别名干，学名马斯才，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中国清末洋务派重要官员、维新思想家、外交家、语言学家。其所著《文通》是第一部中国人编写的全面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亦是《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第二十世孙。父亲马岳熊，在家乡行医经商。有四兄一姐，二哥马建勋，入李鸿章幕府，司淮军粮台。四哥即著名爱国人士，震旦、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外甥朱志尧是上海求新机器厂创始人。
生平
早年
马建忠于1845年2月9日（清道光十四年）生于一个天主教家庭。是《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第二十世孙。父亲马岳熊，兄弟中排行老幺，有四兄一姊。二哥马建勋早年受曾国荃拔擢，入李鸿章幕府，司淮军粮台。四哥马相伯是震旦大学、复旦大学的创办人。
马建忠从小学晓中国传统经史，五岁就谂考科举。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入南京，马家遂搬去上海躲避战乱。马建忠与四哥就读中西学并重的天主教耶稣会徐汇公学（College of St. Ignace），学习法文和拉丁文等课程，同时准备科举，后与其四哥同为该校首届毕业生[1]。受1854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他“决然舍其所学，而学所谓洋务者”[2]，进入耶稣会初学院做修士，继续学习拉丁文、法文、英文和希腊文等。经过十余年的刻苦努力，成了一位“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3]的学贯中西的新式人才。
留学
1870年（同治九年），经二哥马建勋引荐，佢也成为李鸿章的幕僚，随办洋务。因为熟悉西洋文化和语言，他受到李鸿章的赏识。1876年（光绪二年），他以郎中资格被李鸿章派往法国学习国际法，同时兼任中国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77年（光绪三年），他通过了巴黎考试院的文科和理科考试，成为第一个取得法国高中会考毕业证书（fr:Baccalauréat）的中国人。1879年（光绪五年），他取得政治私立学校（fr:é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巴黎政治学院前身）法学学位（fr:licence de droit）。
事业
1880年（光绪六年），马建忠回到天津，重新在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翌年，奉李鸿章之命赴英属印度，与印度总督里蓬交涉鸦片专卖及税收问题。1882年（光绪八年），李鸿章又派他去朝鲜，协助朝鲜政府与英、美、德签订商约。同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闵妃请求清朝出兵，直隶总督张树声和李鸿章派淮军将领吴长庆平乱。马建忠设下诱擒叛乱头目之计，参与了抓捕大院君李是应的行动。同年10月18日，李鸿章派马建忠赴天津与法国公使宝海达成越事草案三条，即中国撤兵、通商、中法分巡红河南北。
1884年（光绪十年），马建忠加入唐庭枢主持的轮船招商局。中法战争后，他升任轮船招商局会办。1890年（光绪十六年），马建忠开始撰写《富民说》，主张发展对外贸易、扶持民间工商业等措施以富民强国，并将《富民说》上呈李鸿章。不久，受李鸿章委派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旋因资金周转等问题去职回籍。1895年（光绪廿一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应李鸿章之邀到北京，襄助李鸿章赴日本马关议和。翌年，马建忠与上海《时务报》主笔梁启超相识，并出版了《适可斋记言记行》。
此后，马建忠一直埋头整理《文通》一书[4]，于1898年（光绪廿四年）出版。该书以西方语文的语法为本，对照从古书中精选的例句，研究古汉语的语法规律，创建了一套汉语的语法体系，是奠定汉语语法学基础的开山之作，对后世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
1900年（光绪廿六年），马建忠再度应李鸿章之召，任上海行辕襄理机要。8月14日，因赶译长篇急电而猝然去世，终年55岁。
思想
马建忠主张废除厘金，收回关税主权，发展对外贸易，扶持民营工商业，致力推行洋务，并称许西方议会制度。同时建议开设翻译书院，提倡国人多学洋文，汲取外国科学文化知识。
著作
适可斋记言记行
文通
勘旅顺记
轶事
1882年（光绪八年），朝鲜使臣朴泳孝和金玉均即将出使日本，临行前向清朝政府请求将中国的龙旗作为国旗使用，清朝回复称藩属国不能用五爪龙旗只能用四爪龙旗。其时奉李鸿章之命出使朝鲜的中国使节马建忠建议朝鲜政府采用中国传统的太极八卦旗作为国旗使用，这个建议得到了朝鲜政府的采纳。
1870年以后，马建忠、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人，主张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还要吸纳某些政治、经济学说。他们反对列强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主张变革封建专制制度、发展民族工商业、，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马建忠所拟海军军官的养成制度，可以说是现代理工商医人才培育的场所，它较诸福州船政局及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学校更加完备，颇有寓理工商医人才於海军之意，如再加上他欲寓文法政人才於外交学堂及翻译书院，则已具备现代教育内涵。他寓人才於海军的构思的另一面，则在提升军人的地位，以达到文武合一的地步，「西国仕途，武重於文。盖能武者必能文，而能文者未必能武；合文於武，故第以武名而武重矣。…中国初设水师，官员多居武职，以其职掌武事故也。夫因其职掌武事而授以武职可也，授以武职而令文武兼全之才士同於引重挽强之粗人不可也。中国重文轻武之风，积重难返，凡居武职者，不复问其才学者何，即睥昵而不屑为伍，甚有数年充当管驾之员，一二语与长官龃龉立受扙责，反不如从九，未入班者，习其俗使然也」（注七一）。马建忠海军大学院的设置在另一方面当然也是在提升学习理、工、医、商者的地位，换言之也是从另立一途来为学习与洋务运动相关学科者谋取出路，企以文武合一的观念来变中国重文轻武轻，轻工商的观念。
评价
洋务运动带动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就理论与运作的阐述而言，马建忠可以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先驱，他不只就经济层面阐述，对于与相关的政经思潮，新的军事及教育理念亦予以配套的陈述，马建忠并不想改变中国现有的结构，以免其研拟洋务政策节外生枝，他采取了「西学为用」的理念，他也不想与反对洋务者辩论，在他的著作中，即使具有指标意识的《马氏文通》一书中，看不到他像王韬、郑观应、薛福成、李鸿章、恭亲王等人那样从传统的思想从中提出洋务发展的理论基础。马建忠所提出的多是在西方发展己具成效且值得中国人参效的诸多施政措施，他企盼以实际的建设来改变中国人的观念，因而要了解马建忠不能单纯他所拟定的是体建设来看，还要深切了解在这些具体建设中所富涵的新的政经理念。难怪梁启超称赞他，「君（马建忠）之于西学也，鉴古以知今，察末以反本，因以识沿革递嬗之理，通变盛强之原，以审中国受弱之所在，…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义皆为数十年以後治中国者所不能易」（注七二）。
马建忠认为国家强盛的基础在经济，但要发展经济必须要建立起适当的国际环境。就中国而言，洋务运动的开展使中国必须在国际体系中寻求发展，一方面要拉拢西方学习西方，一方面又要避免西方干扰，使中国洋务运动能顺利推展。为此，他大胆提出国际均衡理论，他认为中国没有能力支配国际政治，唯有在均衡的国际体系下，中国才能顺利推动经济建设。对内政而言，他注重民本，反对民主，此亦是基于经济发展，中国的政治环境以及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发展经验，因而他称赞那些有能力的首相或大臣，如德国的俾斯麦、法国的大意郎、俄国的加且高佛、英国的巴麦尊、意大利的加富尔、奥国的梅特涅，他们均能在国际均衡制约的体系，从事於国家的建设，他当然也企盼李鸿章能成为中国的强人。
马建忠认为洋务运动应以求富为先，他原冀期以保护政策来提振中国工商业，但在客观环境无法自主下，他只能顺照完全自由贸易法则来作为拟订求富策略的基础，主张利用中国在经济上的优势，如农业特产以及轻工业等处著手，反对大规模地提倡船坚炮利的国防工业。就中国的环境以及西方发展的经验，国防过度发展必然会产生财政上的排斥效用，影响到经济发展。此外，在中国科技水平不高的环境下，强调国防工业反而使国防与经济发展同蒙其害，主张将发展求富利民的民生经济列为首要。
虽然马建忠认为民生经济发展优先于国防工业，他却不反对有利国防与科技海军的成立，盖海军为一国际与科学兵种，且有维护国家的海防安全之责，但他主张发展海军另一深层的意义便是寓提振工、商、医于海军，藉海军来培育工、商、医甚至外交的人才，此正与他寓现代法政学科于出使学堂及翻译书院一样，此外他更藉新式海军的建立，以提升军人的地位来改变传统上重文轻武的观念。马建忠的海军政策并非单从为国防而国防层面考虑必须将其置於政经发展的整体面考量。他为使中国人有一好的学习基础，特撰《马氏文通》一书，以为中国启蒙教育奠基。
就马建忠整体理念而言，与现代国家发展有不谋而合之处。凡是以国防为重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必遭受打击，不但人民生活无法获得改善，国家甚至因此而解体，或导致重大的挫败。以中国而言，洋务运动初期的国防工业同样未获致重大成效，反而遭受到甲午战败的耻辱，终使清政权垮台。自辛亥革命後中国依然在动荡之中，盖因外交上失策，无法有效地求取均衡制约，在内政上又亟力扩充武力以维护自身政权，使中国于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都是战胜国，却受到与战败国同样的待遇。如一战后山东权益无法收回，二战后外蒙古的丧失及在东北权益的丧失，以及放弃对日的求偿。而环顾台湾自六○年代后期，以及中国大陆自八○年代开始，业已开始注重外交上的均衡，以及内政上的安定，减少国防支出以为经济发展奠立稳定基础，此与马建忠的理念有颇多相合之处，也印证了梁启超对他的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