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仲德

一、主要简历

龚仲德，男，1917年生， 原名龚允恭。1928年随盐务稽查局工作的父亲在山西省忻县读高小。1931年5月随兄龚子荣(原名龚允济)在山西太原成成中学读书(现成中记载其名为龚元恭),当年的校长刘墉如，教务主任、训育主任 等都是地下共产党员。1933年下学期，该校训育主任语文教员杜沁源介绍参加校外读书会并加入共青团，后来参与中共外围群众组织——山西社会科学联盟，成为三个负责人之一，兼任执行委员。.1934年5月（4月30日）散发红“五一”传单不幸被捕。1935年10月底，从警察局被转押山西省反省院，1936年4月在狱中由阎春荣介绍入党，1937年8月抗战暴发，被无条件释放后，参加山西省工委为分配到各地开辟工作的党员干部开办的党训班。党训班学习内容是刘少奇主讲的抗日战争中党的各种政策并参与筹建中共静乐县委（县委马隆兴书记和组织部长朱辉照都是120师的军事干部，他实际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深得北方局领导关向应和省委书记赵林的赏识。关向应曾多次关切笑许，要给他找个好媳妇）。1937年10月底县委成立任中共静乐县委第一任宣传部长，1937年12月任牺盟会静乐县特派员。1938年初，太原、忻州相继失陷，县委决定兼任县“动委”（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长（副部长为谢励原名文华），1939年12月“晋西事变”也称“十二月事变”坚决组织反击阎锡山的反革命事变。1941年接武秀英通知转移时，在街上被巡警抓捕于山西劳动集中营，两年后当局实在无证据被释放。此时他多次找组织无果。在国民党阎锡山的极度白色恐怖下,他与组织和兄长龚子荣即龚允济（当时在晋南洪赵地区）失散。1943年，在为逃婚于街上同被抓的嵩县人李孝白（找组织并无告诉李，李始终不知龚的身份）劝说下，为找一地点生存便和李流浪至嵩，在大坪枣园一山神庙栖身，收留当地一些村童教学为生。期间多次闻讯曾经的战友活动在嵩县邻近的一些县，试图联络，均因是滞后的消息而痛失良机。由于种种原因如：语言不通、极其落后的交通状况、加之嵩县仍在白色统治之下，寻组织未果。辗转在赵村教中学中小有名声，很多老百姓把孩子送给他。1947年解放后，县府秘书长梁贯初同志得知其学识文化后并委以重任。1948年，被任命为嵩县一中教导主任，实际上主持繁重的校务工作。校长是由县政府教育科长梁贯初兼任，主持校务副校长李警堂年届古稀。.由于龚曾是受新文化思潮和党的熏陶具有进步行思想的青年，他也看到当时振兴嵩县教育自己的一份责任，于是愉快地一口应承了参加嵩县一中的教学工作。由于他出色的教学能力和校务组织能力，深得县府和全校师生赞扬，后来筹划设立高中部的工作，他没有丝毫地推辞。筹建中，曾冒着生命危险(解放初期土匪拦路抢劫、杀人时有横行)，在寒冬腊月徒步翻山越岭外出（嵩县交通极其不便）到河南卢氏学习，凭着对嵩县人民的热爱，他无畏无惧，最后任劳任怨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文革＂中，哥哥和杨尚昆一起被打成叛徒；老师杜心源、同学阎秀峰(阎伟)、张永青（张积玉）在四川被打倒；狱中难友侯富山在广州遭受迫害；有的被逼失去生命;···“牺盟会”、诸多当年在根据地和白区和敌后的战友相继受到冲击。他，自然首当其冲成为嵩县的＂大右派＂，成为＂五七＂学校的大羊倌，成为苗圃的园丁。1966年被迫离开他钟爱的教育事业。但在培训基层老师，仍然要他出来；更为有意思的是批林批孔时，对什么是儒家等问题，也仍然要他出来讲解。他当然是乐意为之。他笛子吹得清脆悠扬，京剧唱得有板有眼，一口英语说的标准流畅，精湛的教学艺术，尤其他的语文课讲的是生动精彩，当地方圆公认的名师。1956年工资改革中，他被评为全县唯一的一个“中教四级”教师。钢笔字写的萧洒、清澈、飘逸。做人更是谦恭有礼，为人师表。1975年冬去世，安葬于他钟爱并付出心血的一中的后山坡上。1979年迁葬于偃师时，时任偃师书记的晋籍老同志宋福根动情感慨对市委马书记说：可惜啊，当年闹革命轰动太原的“两龚”龚允恭同志，。。。不然的话，他能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他做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不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老师，更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病重临终时，家人和同事问有何嘱咐时，言语困难的他写下了：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我军南定台湾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二、革命同志和战友：一、在“社联”和成中活动中

成成中学校长： 刘墉如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长，财政部副部长，北师大副校长、党委第一书记。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校训育主任、：杜心源四川省委副书记、四届政协主席、人大主任

成中老师：焦国鼐，山西省人大副主任、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成中老师：张衡宇烈士 曾任晋东南第六专署秘书主任、北方局政权部成立，兼任秘书（相当于今秘书长）

王孝慈

山西社会科学联盟总负责人是李授卿（又名李畄）

二、在阎锡山的牢狱中

阎秀峰(阎伟)： 四川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三线建委第二副主任、中纪委常委

张永青（张积玉）：四川省政协一至四届常委，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龚允济（龚子荣）：中组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王孝慈 北京铁道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甘肃省副省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张衡宇烈士 曾任晋东南第六专署秘书主任、北方局政权部成立，兼任秘书（相当于今秘书长）

张建古中央公安学院副院长、山西省委统战部部长、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三、 在静乐的革命活动中

马隆兴（马龙）海军舟山基地司令员，解放军事学院海军系副主任，东海舰队司令员。少将军衔。十大代表。

朱辉照 ：解放军第3军政治委员、西北军区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军委民航局局长，中将军衔。中共七大代表。

崔岩（崔碧天）烈士：兼大青山骑兵一团政治委、任塞北区党委中共缓南地委书记、被俘牺牲。

乔峰山山西省水利厅副厅长；

张化东原国家商检局局长、国家对外贸易部部长。

甘重斗国务院内务部办秘书长、副主任，中央政法机关党委副书记，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

四、八路军120师和晋西北党委

上级领导

贺 龙------

关向应：兼任北方分局宣传部部长、八路军第一二O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军政委员会书记。七大党代表。

罗贵波：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1978年12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2书记、省长。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赵 林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政协主席。山东省人大主任。

刘俊秀：江西省委常委兼第一任组织部长。江西省委书记。

饶 斌：松江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吉林省委常委兼长春一汽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八大代表，

五、牺盟会（太原中心区辖静乐）

金少英：洛阳地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委统战部长，河南省民委主任，河南省第四、五届政协副主席。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米建书：中共四川省委委员、成都市委书记、市长等职

朱雅珍：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局长、顾问，享受副部长级待遇。

三、回忆录<<在阎锡山大牢的日子里>>。龚仲德

（ 编者:时值中共中央2008年11月11日纪念刘少奇诞辰110周年之际，不仅使我想起了他，曾聆听过刘少奇精彩演讲的龚仲德先生， 早年同期参加革命的同志都位居省部以上，他却默默无闻地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山区党的教育事业，一生坎坷。。。 此文是他1975年病入膏肓，思维混乱，精神极为不济时，为北京外调组写的材料,写完未几，溘然长逝。标题为编者加）

1917年，我出生于福州市西门街。原名龚允恭。家中无房无地，全靠薪水维持生活。父曾任盐务局科员和中学教员。抗战时期流浪云南省，1947年失业，生活无着，在云南去世（当时云南未解放），他一辈子没有参加任何党派。

1928—1931、5我在山西忻县高小毕业。1928年夏天父亲从云南盐务局请假回家，后又调到山西岱岳盐务局。他把我们兄弟两个带到岱岳，因为那儿没有学校，就把我们送到山西忻县高小读书。读了二年半，毕业后我们投考太原成成中学。

一、崇尚进步 投身革命

1931、5—1934、5在太原成成中学学习。1933年该校语文教员杜沁源介绍我参加校外读书会。后来山西社会科学联盟派人同我接头。“社联”是中共外围群众组织。总负责人是李授卿（又名李畄）地址在山西教育学院。当时“社联”负责人只有三个人：李授卿、我和一个出席社联的党代表。

不久李某介绍我参加共青团，提拔我担任社联执委，分配我负责成中、友仁中学、国民师范三个学校支部工作。因为白色恐怖，在教育学院工作困难，经组织决定叫我在校外找一间房子，专门油印秘密文件，经费自筹。我当即介绍龚允济、阎伟共同参与这项工作。经组织许可有龚允济担任刻板，阎伟担任印刷，我担任传递。因怕遭到破坏，只许我们三人参加，有李授卿一人同我们接头。

陈君原名梁膺庸，他不是“社联”成员，因被通缉，无处藏身，有李某介绍暂时寄居在这里。李某曾嘱咐，工作必避讳他，但不要谈“社联”的内幕。城中社联支部开会另行选择地点，不许在我们住处开会，当时成中支部组织：龚允济支书，阎伟组织委员，张积玉宣传委员。

二、散发传单 不幸被捕

1934、5—1935、10在山西伪公安局和伪法院看守所。被铺的经过与原因：1935、4、30号晚，为纪念五一节社联发动广泛宣传。成中支部分三组到工厂、兵营、街道散发传单。龚允济为一组，闫伟为一组，我为一组，分组到外面活动。不料阎伟一组组员—王伦被捕，押在伪公安局第四分局。

当时阎碰到我，同我谈到王伦被铺的情况，据说是在北门街营房散罢传单后，从黑暗处出来了一个警察把王伦逮捕了。他看势不妙跑了。发现这一情况后，我和阎伟商量就在北门街十字路口等候龚允济、陈君要他们今晚离开这里。谁知等到夜深人静，不见他们回来，我和阎就去晋北会馆躲避拂晓时分，我们两个又回去探听消息，刚进门就被埋伏的警察便衣抓住了。到第四分局时，我才知道，王伦在夜间就供出我们的住址，龚允济在半夜就被捕了，而且遭到刑审。陈君跑了。

当时伪分局集中力量审讯我们。在审讯时，伪局长拿出来的两张传单和一张在龚允济身上搜来的照片（是龚允济和我的合影）。审讯我们的内容有二：1、谁叫你去散传单；2、你参加什么共产党组织。我不承认散传单和参加组织。因为我知道虽有王伦作证，但他不了解我的情况；从审讯内容上看龚允济、阎伟没有供出什么；最后伪分局局长拿出一张相片，指着龚允济问我：“这是谁”？我说：“这是我哥”。接着提审龚允济，指着我的相问：“这是谁”？龚允济态度强硬，根本就不答话。于是伪局长对我们两个又进行了严厉的刑审。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对质过，以后我们四个根本没有这样的对质。

从这张相片上，我知道龚允济夜间没有暴露什么东西。我们在伪分局只一个早晨就用囚车把我们四个关在一起押送山西伪公安局。在囚车里，我们互相谈了情况，都知道王伦逮捕是在北门街散罢传单以后，因没有注意，被后面来的一个警察抓住，身上没有搜出任何东西。从龚允济身上搜出一张“自传”。龚允济被捕是在睡下以后，半夜被警察抓住的。从这一情况出发，我们都认为没有证据，就要坚持不承认散发传单和参加任何组织。

三、胆大心细 机警辩解

（一）、在伪省会公安局审讯的经过。我们刚到伪公安局时，每个人都是用手巾蒙着眼睛押进拘畄所的。严格实行隔离审讯，不许串通口供，互不了解情况。伪公安局的审讯当然是依据王伦在伪分局的口供，王伦召供的具体内容，我过去不清楚，现在仍不清楚。不过我估计他根本不了解整个社联的活动情况；成中“社联”的情况他也不太了解，对我本人的情况他更不清楚。那么王伦召供充其量不过供出我们“住址”，“散传单”“社联”身份。实际上对我最了解的是龚允济、闫伟。王伦供不出什么问题？供谁的问题最多呢？我当时只能从审讯的情况上，或且从审讯人潘练如所提出的问题上来判断，在审讯的情况上，龚允济刑审的次数最多最惨。其次是阎伟同他是一个班 ，又是一个小组，再其次是我因为我同他不一个班又没有发生过横的关系。从审讯我的情况来看，每次潘练如总是拿着一张传单怒悻悻地追问我：是你去散传单吗？谁叫你去？是龚允济叫你去散传单吗？（明明是我叫我去散传单他却张冠李戴）其次是追问我：“你什么时候参加共产党”？（明明我还未参加共产党他却认为我是共产党）再就是追问我“成中谁是共产党”？（社联人员尚未追查明白却忙于抓拿共产党）有时他也追问我：“你为什么到校外住宿”？每次审讯我总是按照李授卿的教导：“在法庭上只要没有证据，就要言简意赅(gai)，坚决否认。”因此每次审问我总是遵循这一教导，用简明语言回答：“没有”或且“不知道”。

只有在校外住宿这个问题上，我承认是温习功课，参加毕业会考，准备升学。有人说，王伦供出了我们的“社联”身份，所以在伪分局和伪公安局没有把“社联”问题放到首要地位，因为这已成为一个定论，不必追究了。事实不是这样的，当时每次审问都是围绕着以上四个问题，特别是“散发传单”是首要的问题，在审讯过程中，从来未有提到整个社联组织，秘密印刷文件，成中支部活动动情以及陈君、张积玉的去向问题。当时虽说王伦是人证，还有三张我所见到的传单是凭证。

但是王轮的口供始终是没有定型的。刑审严重的时候他就顺嘴胡溜（（当时王才15岁）编者注），满口承认，刑审缓和的时候他就否认，就推翻。我从两个方面知道这一个情况，一方面从看守的嘴里我知道的，当时拘留所看守的岗位是在我拘留地点的对面，有一次两个看守再笑谈中透露了王伦的情况。他们说：这个小稼伙，一会承当，一会不成当，结结巴巴的，没有一点中气，该挨！另一方面从潘某审问我的情况上觉察到，他每次审问总是空洞的泛泛的追问：“是龚允济叫你去散传单吗？你参加什么共产党组织？快说！”有时声色俱厉，严刑逼供，压杆子，坐板凳，打背花，大屁股等一般刑具，无所不用其极；有时和言悦色极尽诱供之能事，从而我知道潘某对这一案情不摸底，审问从未击中要害。

除王伦外，我们三个人之中如果有一个供认不讳而且供处别人，而另外两个拒不承认，那就一定要当面对质。同时潘某一定会抓住我们的矛盾，单刀直入，严刑逼供，进一步追问：“社联”是什么组织？作什么活动？有多少人？决不会不了了之，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结束这一案件。这说明我们三个没有互相暴露。最后伪公安局具文上诉山西伪高等法院，同时把我们四个发落到伪法院看守所。

“只承认社联身份”。 说我们在解往看守所时，又一次利用上厕所的机会统一过口供，这是臆测。事实上我们在看守所里是四个人住在一个号房里，用不着到厕所里统一口供。据我记忆是在伪公安局拘留所时，有一次龚允济受刑后按着墙在畄腿。我要求看守到厕所小便，企啚(tu)观察情况，随后阎伟也到厕所小便，这是恰好只有我们两个，闫说：“允济这个机械头，过堂时不知道怎么应付的。”我说：“不管怎样，坚决不承认”。话未落点，就有人来厕所，我们就离开了。这并没有互相统一口供：“只承认社联身分”。因为时过境迁，年月久远，这样的细节，若不认真的回忆，是很容易一假混真的。

（二）、在山西伪法院看守所的经过。我们开始是四个人押在一间号房里。当时看守所的政治犯都集中在一个院落里，放风的时候可以自由来往，交谈，看守不加干涉，本来有机会搞清楚这场官司的底细，进一步追究王伦的口供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口供，到底供出什么？没有供出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供出的？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严格划清是非界线，从中吸取教训。但是当时我们没有经验。二来是执行了当时的错误路线，对王伦只能强调团结，放弃斗争，把这一问题束之高阁，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当时，为了应付伪法院的审讯，虽然我们也在一起讨论过在法庭上如何进行狡辩的理由，可是始终没有追究王伦的口供。在讨论狡辩理由的时候龚允济、阎伟和我都认为原则上、一、要坚决不承认散发传单；二、要坚决不承认参加任何组织。在法庭上我们都进行了狡辩而王论却没说话。在伪法院与伪公安局审讯的情况不同：一不是用刑审；二允许狡辩。我们曾利用这个条件，每次提审都进行了狡辩。在看守所扣押一年多，我记的提审过两次，最后就开庭宣判，山西伪高等法院判决的依据当然是王伦在伪公安局的口供。但是两次审判都没有提出以王伦为证的具体事实，仅仅是笼统的原则的宣布我们三个人是“散发传单，扰乱治安，危害国民，宣传共产主义”。按《危害民国紧急罪法条例》判处龚允济有期徒刑五年，阎伟有期徒刑三年，龚允恭有期徒刑三年，王伦年幼无知，着即开释。每次开庭都是法官一人，推事四人，书记官一人，律师一人，宣判时除王伦外我们三个人在法庭上都进行了狡辩。最后我们宣告不服上诉。当年上诉书的内容记忆犹新，兹将上诉书的大意交代于下，以便查实对证。上诉书的大意如下：—

为审辨捏造事实，非法判刑呈请申雪不白冤屈事。缘民龚允济，年十七系福建闽侯人，随父来晋，肄业太原成成中学。因会考在即，校舍窄狭，人多嘈杂，不便温习功课，遂于北门外赁得一间住宅，邀集二三学友，共相钻研。何期平空霹雳，分局警察，竟以共产党罪名，无理逮捕。查成中学生，因会考而在外寄宿者大有人在，而分局警察不分青红皂白，无端捏造罪名，诬为共党活动，实属无稽之谈……。

太原乃通都大邑，夜间行人拥挤，在大街广众之中，散发传单者，早已逃之夭夭。在混乱嘈嚷之际，行人奔走呼号之时，警察无处寻找正犯，遂顺手牵羊，诬以形迹可疑，张冠李戴，恣(zi)意逮捕。王伦系一幼小学生，身单力薄，警察便以王某为替罪羊，诬以形迹可疑，张冠李戴，强行逮捕，先之以恫吓威胁(xie)继之以非刑拷打，酷打成招，竟然加以散发传单之罪名，如是便可获的赏赉(lai)。……真乃夜过村落，虽不偷盗而犬吠(fei)奈何。

（三）、在伪法院看守所扣押一年多里。1935年秋末冬初，南京伪最高法院判决书才下达山西伪法院。判决书批示改判“送反省院执行”。当时还认为是减刑，实际上送反省院比送山西监狱更糟糕，在看守所一年多，在王孝慈、张衡宇等领导下，我们经常学习时事和社会科学理论，此外还做一些被押罪犯的工作。由张衡宇通过看守关系和外面组织取的联系，经常送进书报杂志供我们阅读。在这中间看守所全体政治犯还举行一次绝食斗争，时间三天，最后改善了生活待遇。

1935年秋末冬初—1937、8在山西反省远。该院概况：院长武世彭，教育主任路景，管理主任魏晋山，总务主任xxx（姓名不记）,干事若干人，下设警卫班，班长一人，警卫若干人。每天上课灌输反动理论；有时由路景主持开讨论会或辩论会，题目由院方拟定。在讨论会和辩论会上因我年小从未发言，入院据说还要写誓书，关于这项反动措施，我过去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时专案小组调查我们这一案件，据负责调查的同志告诉我：“凡是入院人人都得写院誓；你们不能例外。这一誓书应该由龚允济、阎伟和你共同写的”，当时我反复考虑这个问题，记忆非常模糊。此后一年多，我又经过再三回忆，我总觉得我们三个人根本没有在一起填写过这样的的东西。据说入院还得写“自白书”，最近领导上提出这个问题让我考虑，我经过反复记忆，我记的当时院方从来没有叫我们写过“誓书”或“自白书”其原因何在？我不知道。这决不是我健忘或且避重就轻，不敢交代这个问题；每天每人规定写日记一篇，这我确实写过。除有病外，我每天晚上都按照院方规定写一篇日记，（日记内容现在忘了）；每月出《反省月刊》一次，这一反动刊物我见过，但我没有写过；出院的举行宣誓具切结等手续，否则不能出院。反省院管理极为严密，警卫班日夜在室外巡回监视；反省人不许交谈；不许到各房串连；不许在室外行走；不许亲属接见；不许带钱；大小便要报告看守。初到反省院我们三个被押在警卫班的一个房间。大约一个星期才让我们进号房同反省人一起生活，龚允济、阎伟分到一个号房。龚允济在反省院因多方进行活动，院方平时特别注意他的行动，早企啚以他为榜样，加以严惩。他只住一星期,多，院方便以“行动不规”为借口，用手拷脚连把他拘畄起来，扬言加判四年徒刑，押送山西监狱执行。阎伟大约住有两期，因他大哥在外面多方找武世彭活动，所以早出了院。

四、 挣脱牢笼 奔赴抗战

我在反省院大约住三期多（每期六个月）。最后因集体举行绝食，才的出院。这次绝食哟23人参加（有的说17人），时间六七天。在阎春荣、刘善述、李志敏领导下，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利用山西军阀阎锡山和南京国民党的矛盾，发动绝食斗争，要求无条件释放前赴绥东抗战。院方答应各项条件后，我们才复食。但复食后院方突然又发生变挂，要我们掏保释放。我们怕夜长梦多，就和外面党组织取的联系，发动第一师范学生，在反省院门前举行游行示威，并闯进反省院，强行口头保释，院方不得已只好让我们集体出了反省院。出院后，我们决定由韩长太写一个《要求赴绥东抗战的声明》投山西晚报，表示我们绝食确实是为了共赴国难。还有两个病人，一个是孙继业，一个是姓贡的工人，因病不能行走，只好暂畄院里（后来营救出来）。在反省院我们同外面党组织的联系，是利用澡堂旁边的一个水道沟。这个水道沟就是我们日常和党组织接头的地点。

附：

龚仲德同志于一九七五年病故。其历史问题已于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六年向组织作过汇报。他早年为革命奋斗多年，解放后默默无闻地为山区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其历史问题本人已于“文化大革命”前后又作过交待，历史是清楚的。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龚仲德同志遭到了批斗、打击、迫害、受了委屈... ...中央十三届六中全会后，经所在地组织研究，1981年10月19日作出了决定：...“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龚仲德同志的“叛徒”等一切不实之词，一律推到，予以平反昭雪。...)

四、相关文章

(一）、《龚仲德老师轶事 》

作者:段曙光老师

大凡解放后至70年代在县中（即现第一高中）工作过或上过学的人都会知道龚仲德老师。他身高1、70米左右，面貌瘦，高颧骨，留小平头，两眼总呈现出优愁和迷惘的悲凉。走起路来老是小碎步，不紧不慢，衣着朴素，不修边幅。说话略带福建口音，遇见熟人，从未过于亲昵，也不过于冷淡，往往点头了事。

笔者在50年代和龚老师在县中同事，“文革”，中又系同学，对其为人，言谈举止，了解一些。他对嵩县教育事业，不无微老，于1975年溘然长逝，长眠于嵩县大地上，给同事，同学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纪念。

老龚原籍福建闽侯，原名龚庸公。龚允恭），其父英语基础浓厚，被洋人聘为翻译，在山西太原办的盐业公司工作，月薪100元银洋，生活相当富裕，遂将其子龚子荣、龚仲德带到太原中学就读。老龚兄弟在太原中学时，接受进步思想熏陶，先后加入C、P，从事学运。他父亲是洋奴，唯洋人之命是听，但从不过问政治，对孩子们的进步活动，既不反对，也不支持，因而中共山西省委曾一度住在他家。薄一波与领导同志经常出入其家，其父概不过问。1953年暑假，老龚去北京其兄处探亲，当时龚子荣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委书记、国务院第六办公厅秘书长，“文革”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谈及往事，其兄问他：“在山西太原时，有一次一个面部白细、瘦高个儿，讲话时纸烟不离手的领导同志在咱家主持会议并讲了话的人，你还记得否？”他说：“记得”。其兄说：你知道他是何人？他说：“不知道”。其兄说：“那就是刘少奇同志”！

仲德兄弟在山西就读，从事学生运动，曾先后被捕过，后被营救出狱。后来，中共和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搞统战，成立了“山西省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组织上派龚到改革县当“特派员”时年20岁。特派员在县里和县长平起平坐，甚至权利大于县长，不久，阎锡山态度突变，解散“牺盟会”，逮捕共产党人及进分子，老龚逮捕后又逃出。过黄河时，真是“冤家路窄”,却碰见当年当特派员时和他共过事的国民党连长，又被捕解往洛阳。后来，押往西安劳动营。在西安经过严格审查，他和其他人还组织过绝食斗争，但始终不承认自己是C、P或C、Y。敌人无真凭实据，就留他在集中营劳动。后被释放，然后太原已经沦陷，他和家庭、组织都失去联系，和劳动营一同释放友人，辗转来到嵩县，度过他的后半生。

1948年，县里决定筹建县中，由梁贯初同志负责这一工作。梁贯初同志先是县政府秘书，后任教育科长兼县中校长，他请嵩县教育界李警堂先生出山主持校务，得知老龚来嵩后，曾在赵村中学当过教师，于是又请老龚来县中任教导主任，此后，他未离开县中一天，一直到去逝。

县中初建，梁贯初同志是兼职校长，年届古稀的李警堂任副校长，实际上校务是老龚主持，他兢兢业业，制定工作计划，招收新生，配备师资，设置课程甚至连安排校舍、师生生活，几乎是他一人考虑并身体力行。他亲自兼课，深得领导和师生赞许。1951年“镇反”开始，因而两次被捕，组织上为弄清历史面貌，调他到洛阳参加“镇反”学习一年，之后重返学校，不再担任教导主任，先教英语，后教语文。由于家庭教育关系，他古典文学造诣较深，又自幼跟父亲学英语，因而他英语基础也很扎实 ，加之工作努力，备课认真，教学质量较高，深得同学称道。后来，成立教研组，他人语文组长、担任三年级语文课。1953年开始学习苏联凯洛夫教育学，从事教改，研究教法，学写教案，加上两班作业，忙得他总是三更眠，五更起。有一段时间，竟坐的肛门下血也从未请假休息。用他的话说是：我从前有愧于党，现在应认真工作，以弥补我以前的过错，即如是，1957年，还是受到不公正待遇，罪名“是只专不红”。大哟是1952年吧，报纸上公布四川省川东行署主任闫秀峰，他蓦(mo)地对同志说，“这个闫秀峰，也不知是当年的同志闫秀峰不是”？这一发现，几个要好的同志都窜辍他试着给闫秀峰写一信，开始他不执笔，同志们催他多了。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闫秀峰发了一封信。熟了，闫马上复信，告诉他其兄龚子荣在北京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并说，“解放后和你兄到处打听你的下落而查无音讯，以为早不在人世了”！闫一面又给龚子荣去信，未几，兄弟二人联系上了，其兄要他到北京一趟。1953年，他借暑假之机到北京，弟兄畅叙离情之言，其兄鼓励他要好好教书，特别是在英语上下功夫，听当地组织的话，以后还会得到组织上的信任与重用。他在北京停留一周即返校了，临走时，其兄嫂给他做了一套卡几单衣，送他一只旧表及一些书籍，并要他以后常去。其实，他仅在1961年又去看望哥嫂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涉足北京了。

也许是他的坎坷遭遇吧！他的处世哲学是“与人无争、与人无患”，“一心只管教好书，两耳不闻窗外事”。诸如学校调薪、晋级、课程安排，他从不计较。当时学校70多个教职员工，彼此相处几年，有的他还叫不出名来，在日常生活上，更是随遇而安，甚至闹出许多笑话。

... .. 50年代，县中校址在老城二道街。学校没有操场，早操总是体育老师带领师生跑公路。一次收操回来，老龚随着队伍跑，当返校门时，抬头一望，竟是城关完小，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不知怎的，竟跟着队伍跑了一早上，返校后叫苦不迭！

1953年他去北京省亲回来路过洛阳，刚好，我带毕业生去洛阳参加高中招生考试，相见之后，他如释重负，激动地抓住我手说：“这下可好了”,我说：“什么事”？他说：“遇不到熟人，我连家也会不去了”，我说：“不会吧”！他说：“我连买汽车票也找不到地方啊”！我笑着说：“那你咋从北京回来了”，他说：“是我哥派车给我送到火车站并送上火车，又找了好久，才找到一个来洛阳的同路人，在人家的帮助下才回来的！”我不禁哑然失笑。在攀谈中，我问他在北京游了哪些名胜古迹，他说：“我哥只在星期天陪我逛了颐和园，其他地方那里也没去”，我说：“机会难得，怎么不出去多看几个地方啊”！他说：“我一个出去，不仅找不到地方，回来时，恐怕连我哥的住处也找不到，那才麻烦呢！”他说这话，也许是真的。第二天，我陪他到洛阳东大街卖茶叶，他进去买，嘱咐我在外面等不要离开。刚好，离茶叶店30米的十字街岗位哪里见到一个熟人，我上去握手寒喧，就在这时，他从茶叶店出来，回顾茫然，呆若木鸡，若有所失，又不敢挪动半步。我告别熟人，回到茶叶店门口，他才长吁一口气。其实，那年洛阳老城，和今天县新城比也相形见绌，然而老龚竟象迷途的羔羊！

1955年，县中逐步由老城二道街往东关新址迁移，限于房舍，大部分教师家属都还住在老城，教师每天都得徒步往返几次。从老城到东关，要经过一条小河，这河历来是冬季、旱季无水。夏季除大雨过后水深不能徒涉外，平常则有一小流，往来行人则需要脱鞋涉水，老龚在这一时期，往返均先脱鞋再淌河。可能是形成习惯了，一次，他照例脱鞋、过河，等过后穿鞋时，发现脚未湿，原来这河里就没水！老龚的迂，可见一斑。

正是它的“迂”，有些同辈的同志也爱和他开玩笑，有时，他也会“应付”几句，但总是“吃亏”的多，1953年，他从北京带回一只表，他既心爱，又担心表不好。一次他将手腕凑到一同志耳边，让那个同志听听音响如何，那个同志和他开玩笑说：不好，“猪蹄、猪蹄……”他满意地将手碗收回，又放到自己耳边，听后说：真好，“猪蹄、猪蹄……”，声音怪云。使在座的同志无不捧腹大笑，前仆后仰。这时，他还瞪眼，尚不知大家所以然，还说：“就是猪蹄、猪蹄嘛”！

有副对联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当时同志们都说：“老龚一生够谨慎了，而大事也不糊涂”。所谓“谨慎”，是他的经历坎坷，也许从中有所“经验”吧，对于一些敏感的知识，他噤若寒蝉，所谓“不糊涂”，是在对大事——当教师的头等大事即教好课——一丝不苟，教课质量高。因此在1956年工资改革中，他被评为全县唯一的一个“中教四级”教师。然而一些“小事”，却糊涂得可以，也许是他大彻大悟了郑板桥所浇的“难得糊涂”吧！

老龚去逝了，因其在嵩县教育事业上小有名气，是后记。但由于仅凭单去记忆，其轶事仅是“点滴”而已，全县他的同事、同学知之颇多，尚希为之补遗，俾能使读者洞察老龚！

(二) 《 在地下和敌后》

http://www.xingkaihu.com/showinfo.asp?infoid=826 作者：谢励，原名谢文华，原黑龙江省卫生厅厅长、党组书记

......太原、忻县相继失守后，群众中笼罩着一派失败情绪。县委决定李蔚然、乔峰山去做统战人士工作。龚元恭（应为龚允恭，谢的浙江口音允=元，秘书误）和我兼任动委会宣传部正、副部长，对广大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工作。采取灵活多样方式，宣传抗日形势，宣传持久战，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鼓舞群众斗志，培养抗日骨干。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时，县委组织部长李克（现名张化东，原国家商检局局长）和我连夜编写了日寇抓壮丁的剧本，我在后台提词，他在前台演出，台下群众看后，很受教育。激动地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誓死不当亡国奴！”有的当场报名参加游击队。

（三）、<<我在阎锡山的大牢里>>龚子荣

编者按：龚子荣同志于20 世纪30 年代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并参加共青团，1934 年因从事革命活动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关押期间，他坚贞不屈，经监狱秘密党组织批准转为共产党员。1937 年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得以无条件释放。出狱后，他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国前是我晋西南、晋绥根据地领导人之一。他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实事求是，威信很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要职。文革一开始即被诬陷为“叛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直到1978 年才彻底平反。今年，月21 日是龚老的十年忌辰，特此摘发他的遗作，以资纪念。

1914 年5 月，我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4 岁时，父亲任职于盐务稽查局，被派到山西工作，我随父亲到了太原，1930 年考入成成中学，一直读到1934 年春。

成成中学是一所充满革命活力的学校，当年的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都是地下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启蒙下，我热切地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深受新文化思潮的熏陶。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国民党政府步步退让，我深感国家危亡，匹夫有责，激起救亡图存的意念和追求进步的强烈愿望。1933 年秋，同学张积玉介绍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联盟”（简称社联），不久担任太原市社联执委会委员。1934 年初，我参加了共青团，从此开始了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生涯。

被捕经过1934 年4 月30 日晚上，社联盟员分四路上街散发张贴纪念“红五一”的传单，我的任务是到各学校传达社联指示，并送发社联编印的刊物《 红旗》 和《 穷人报》 。同我住在一起的社联盟员阎伟和王伦在公安局附近散发传单，写粉笔标语时，王伦被警察抓住，阎伟逃脱立即回到住所，见我未归，匆忙写下“我们走了”的纸条，压在桌上的煤油灯下，提醒我的注意。当晚我12 时以后才回到住所，极度疲乏，和衣倒下就睡，根本未注意灯下的纸条。睡梦中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警察己破门而入，即被押走，房间里有一箱子社联文件也被抄走。次日天刚亮，阎伟和龚允恭又回到住所找我，被埋伏在周围的便衣警察逮捕。

我们三人被押上囚车，开进公安总局，被分别投入拘留所，三四平方米的监房，污浊不堪，臭气熏天，睡在腐烂破裂的地板上，老鼠满地窜来窜去，竟咬破了我的脚跟。每餐一碗小米饭，一片咸菜，一支筷子(是反动派污辱犯人的做法）。在审讯中，反动派出示从我住所抄去的一箱子《 红旗》 刊物和印刷用具，以及我写的一份自传材料，认定我参加了社联，并说社联就是共产党。我辩解说：社联不是共产党，它的宗旨和孙中山先生遗嘱‘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 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是相符合的。这一辩解，激怒了反动派，两名警察一左一右狠命地打我嘴巴，打得我满口鲜血直流。以后多次审讯，追问后台共产党。他们得不到口供，屡屡施刑。警察用竹板毒打，我的两手鼓起很高的血泡，两臂全然失去知觉；他们还施行坐老虎凳刑罚，垫了四块砖，我当即昏厥。几经严刑拷打，我患了“血伤寒病”。鼻孔流血不止，身体极度虚弱。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想趁机逼供，穷追不舍，还说要用踩杆子的特重刑具来诈唬，我没有被他们吓倒，就是闭口不答。我虽吃尽了苦头，他们却没得到任何东西。直到5 月底，公安局将我们转押到太原地方法院看守所。当时我20 岁。

在地方法院看守所那是一个昏暗的夜晚，拘留所的警察将我们社联的几个人提出揪到囚车上，押进地方法院看守所。我们经过公安局的多次审讯，到这里等待判决。第二天清早，警察打开监牢的门锁，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到院子里放风。我们一露面，大家蜂拥而来，问长问短，特别关心外面的情况。半年前被捕的成成中学老师张衡宇也关在这里。他先问我们的被捕经过，后向我们介绍这里的内部管理及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在多次的接触中，他考察我们每个人被捕的具体细节，以及我们每个人在审讯中的表现。张衡宇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在成中任教时，他热情启发和指引青年学生走向革命道路；被捕后，他和狱外党组织保持着联系，建立起看守所中共支部，对政治犯热情帮助，关怀备至。他还非常巧妙地做看守的争取工作，使看守能帮助我们做事，给我们送来报纸和书籍。在看守所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学外语，还积极组织别人学习。他规定我先学两本书，李达著《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和列宁著《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这两本书内容深奥，极其难啃，幸有他的辅导，才略有粗浅的理解。联系在学生运动和社联活动中一些不实事求是、脱离实际的“左倾”幼稚病，受益较多。不久，张衡宇老师向我宣布：组织上决定恢复我的共青团团籍，并指定我作发展阎伟加入共青团的介绍人。

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同敌人常有面对面的斗争。如有个叛徒和我们同关在一所监房内，他表现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样子，大家气愤不过，要揪出这个叛徒，教训教训他。张衡宇老师劝阻大家不要动手，但要充分揭露他出卖组织和自己同志的罪恶，指责他在敌人面前屈辱投降，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是一名可耻的叛徒。大家对他丑恶的嘴脸嗤之以鼻。反动当局怕他再遭政治犯们的围攻，将他调往别处。这一番斗争，是一堂具体而又生动的政治课。

还有一次是反动派的司法部长来狱中“视察”，看守所长毕恭毕敬地为他开路，指手划脚地要我们政治犯全体出来。这位傲慢的官老爷慢条斯理地似乎要开口训话。这个场面使我不知所措，难道甘愿听他训话不成？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张衡宇、白炳喜、张建古三人机智地从我们行列中跨前一步，严肃地向这位官老爷提出质问：看守所为什么不把政治犯当人看待，限制探视，不照料病号，没有卫生设施，不许看报纸；继而揭发看守所长克扣囚粮，监房尽吃霉粮，饭不足量，每餐只一片咸菜等情况。他们三人态度沉着，据理以争，侃侃而谈，使得看守所长惊慌不安。这位威风凛凛的司法部长无言以对，只好支支吾吾尴尬而去。他们三人在统治者面前大义凛然，令我衷心地佩服．这也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具备的灵活机智和善于言词的能力。

我们向司法部长提出的问题和要求，看守所一直置之不理，毫无解决之意。我们决定成立绝食斗争委员会，由张衡宇、白炳喜和我（我是代表青年的）三人组成，发动绝食斗争。当时提出的条件有这么六条：不吃霉小米，生一炉火供大家使用，订一份报纸，取消夜间上锁规定，要求洗澡，能与来探视的人当面交谈。看守所长亲自出面劝说复食，我们强硬拒绝，一再表示，不答复要求，决不复食，并拿出一篇稿件，要求登报，由社会公论。绝食坚持六天六夜，看守所怕事态扩大对自己不利，由看守所长签名盖章，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全部要求，绝食斗争胜利了。宣告复食的那天，当局担来两桶鸡蛋挂面。

这一年5 月，我们在狱中纪念马克思诞辰，同时庆祝绝食斗争的胜利。我在地方法院看守所被关了十八个月，经过几次审判，最后判我三年徒刑．当时我22 岁。

在反省院的斗争按国民党刑法规定，凡判三年以下徒刑者，押送反省院。1936 年2 月，阎伟、龚允恭、王伦和我四人被转押到反省院。

为了软化政治犯，反省院的生活确实比其他监狱要好一些，每天能吃到馒头、米饭，还有一碗菜，能够洗澡。在思想上，他们企图瓦解和动摇革命者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使我们相信伪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服务。

进入反省院的监房，墙上醒目地悬挂着一个叛徒的自白，内容极其反动，全篇尽是反共反马列主义的自白悔过，很明显是示范给入院政治犯作样板的。我们刚住进，院方就要我们写自白书。一个同志在厕所里偷偷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写损害党及悔过的话。我们决定按在公安总局时的供词写。我当时写的是：" 14 岁以前念私塾和小学，14 岁随父亲到山西，失学一年，15岁读高小两年，17 岁考入成成中学，读初中三年，20 岁上高中。1934 年因参加学术团体社联被捕。我认为社联宗旨和孙中山先生遗嘱是相符的。”一周后，正式分配我与侯富山、阎春荣、王世益等十多名政治犯同住西屋监房。

反省院规定，不准政治犯在房内谈话。我们就等巡视的看守走过后交谈；晚上睡在床上，就同挨近的人交谈，看守打开灯时装睡，看守关灯走后再谈。我们谈话的内容，主要是阎春荣、侯富山、王世益给我介绍反省院敌人统治和政治犯的状况，再就是详细考察了解我参加社联、被捕、审讯，和在看守所的斗争、工作、学习及我当时的思想认识，这实际上是对我的考察。

反省院内的秘密党（中共）支部，一方面是针对院方对政治犯所实施的欺骗软化的反革命企图，着重揭露其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与其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另方面是加强政治犯的团结教育，提高觉悟，加强斗争意识，坚定革命信心。党支部对在被捕后经过考验、立场坚定的分别吸收入党、入团；对少数同志有些问题一时搞不清，或个人经历复杂的，视为亲密战友，受到同样信任，吸收他们共同参加斗争；对一时表现消沉的，耐心教育，使他们振作精神，向我们靠拢，积极参加斗争；对被捕后表现不好，有错误的同志，也采取关心团结的态度，争取他们转变思想，提高认识，参加斗争或者保持中立，而不变成对立面。这样做的结果，使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战斗力逐步加强，团结了政治犯的大多数，使敌人的反动措施、阴险企图受到了及时揭发和沉重的打击。

反省院找政治犯个别谈话，是常有的事。我们谈后回来和大家交换意见，互通情况。一次管理主任找我谈话，先是训斥我为何不好好写日记，作读书笔记，后要我背诵总理遗嘱。我东拉西扯地背不下来，遭到责骂。他还说，你的考核文章一塌糊涂，毫无悔过之意，你想不想出院？难道要在这里住一辈子吗？最后罚我站两小时。回到房间，阎春荣嘱我要特别小心，院方必将对你严加监视。

如何应付写考核文章，是我们的一件大事，是关系到能否坚持革命气节的问题。院方要政治犯写出院宣言。阎春荣写的是：“我是国师学生，不幸入狱。如准出院，当回家自谋职业，自谋出路。”我写的出院宣言是：“出院后，继续上高中，如父亲允许，再上大学。”院方要求写对三民主义的认识，我就有选择地照抄《 三民主义十二讲》 里面孙中山说的一些话，应付了事。要求写对共产党、共产主义的认识．我就写我没有参加共产党，我也不知道共产主义。

1936 年七八月间，阎春荣向我宣布：组织上批准我由共青团员转为正式中国共产党员。从那时起，在阎春荣领导下进行党的活动，我更加处处事事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这里的学习也是以监房为单位进行。在阎春荣的领导下，我们三两个人一堆，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院方所讲的三民主义进行批判。我把大家批判讨论的问题，用文字追记下来，形成批判三民主义的宣传教育提纲。按照规定，凡文件、稿件必须及时埋藏在后院土堆里。我因一时疏忽，开饭时间一到，来不及转移，仍放在口袋里。不料被楼上的管理主任窥察到，立即派纠察队员来搜抄我口袋里的稿件，马上就给我上了手铐，押入禁闭室，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向同志们表示：“杀我的头，也不会牵连别人。”第二天即将我押送看守所。

加判五年徒刑1936 年11 月初，因从我身上搜出批判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文稿，就将我从反省院押进看守所交法院审判。不到一个月，法院就判决：在原判三年刑期上再加判五年徒刑，并申言不许我上诉。判决后，就押进第一监狱执行。一进门，就给我钉上脚镣。不几天，监狱党(中共）组织负责人高举来到我身边，我向他讲了反省院的情况，他要我第一步申言有病，请求到病号监，目的是解掉脚镣；第二步争取到监狱工厂去，那里普通犯较多，可帮助他做些工作。不久，我的要求得到批准，到了病号监，两个月后下了脚镣刑具。我与田士俊同住一个监房，我们之间谈话较多，我想他是代表组织考察我的。月余后，高举特来和我谈话，向我宣布：组织上决定恢复我的党籍。回想在被捕的几年中，在看守所由张衡宇恢复我的共青团籍，在反省院由阎春荣介绍我加入共产党，到第一监狱由高举恢复我的党籍。党组织对考察和接受一名共产党员如此严格、慎重、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对自己的政治生命更加珍重爱惜，对党的信念更加坚强。我决心利用服刑期间，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在接触普通犯人中作社会调查．以了解社会的各种现象．以便深刻理解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知识，这样理论和实际结合，可以给自己打下较坚实的基础。当时我不以坐监狱为苦，相反，感到有很多事情要做，感到很有意义。

1936 年秋，山西的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这个时候，日军侵入绥远(省），直逼山西。日本侵略者已经成为对阎锡山生存的最大威胁，除了联共抗日，别无出路。1936 年10 月20 日，彭雪枫到达太原，代表中共中央和阎锡山正式谈判，建立了与阎锡山结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山西当局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阎锡山应允政治犯出监抗日的要求，但不允许从监狱直接出去．要经过他所创办的训导院。

在训导院结束了三年的牢狱生活阎锡山办训导院的目的，是想对这批政治犯灌输他的一套理论，妄图使这批人出院后为他所用。我们进训导院的目的，是争取早日出院抗日。

训导院规定进行军事训练，为出狱抗战作准备，大家都积极参加。此外，我们如饥似渴地读马列书籍，根本不去过问阎锡山的那些理论。党支部组织我们作抗日宣传，我们曾排练演出活报剧《 放下你的鞭子》 。我扮演剧中的小伙计拉胡琴，裴世昌当主角，高首善扮演小姑娘，演出很成功。我们出训导院后，省工委为分配到各地开辟工作的党员干部开办党训班，学习内容是刘少奇主讲的抗日战争中党的各种政策。我去党训班前，工委副书记林枫同志给我开介绍信时，要我把名字龚允济改为龚子荣，从此我就叫龚子荣了。

我从1934 年4 月30 日被捕进监狱，到1937 年8 月中旬出训导院，共三年零三个月，我的‘革命大学”至此结束了。从此，我这个龚子荣紧跟着党，步入抗日战争的行列，又跨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几十年的革命磨炼中，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工作上的失误，但我始终信心百倍，努力不懈地忠于党的事业。“文革”十年浩劫，炼狱般的考验，以致我双目失明，但我仍然要坚强地走完我的革命旅程。 （责任编辑 舒元璋）炎黄春秋2005 年第9 期23

五、相关资料（一）、1937年 10月下旬，中共静乐县委成立，马隆兴任县委书记，朱辉照任组织部长，龚允恭任宣传部长，李蔚然任统战部长，属晋西北区党委领导。同时组建了各区区委，二区(驻地娄烦镇)区委书记刘达仁。并建立了各区动委会，刘达仁兼二区动委会主任。在县委和县动委会...1940年1月，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1945年9月，全境解放。http://db.sxpublic.gov.cn/smartgovdb/modules/resmgr/article.php?storyi...

（二）、1937年7、7事变后，中共党员，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科长李蔚然到静乐组建动委。10月，八路军120师抽调营团级干部组织了干部团，到各县开展工作。10月底，中共晋西北临时工委派马隆兴来静乐建立党组织。组建成立了首届中共静乐县委，受中共晋西北临时工委领导。县委书记马隆兴（公开身份是动委会武装部长），组织部长朱辉照（公开身份是八路军工作团团长）宣传部长龚允恭（公开身份是动委宣传部长）。县委通过动委会、牺盟会作掩护发展党员，建立区、村基层组织。（摘自太原党史馆）

(三)、李文炯、阎春荣、阎秀峰、龚子荣、候富山、郭钦安、姚玉祥、催何勤、王光甫、张文昂、雷任民、李曙放、李木皆、王世益、任保加、王建兑、卫文周、孙哲咛、景山（景秋月）、郭延祥、阎增祥、或（阎子祥）、孙泽珽、于林、甘重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