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锦棠
刘锦棠Liu Jintang
刘锦棠,(1844～1894),字毅斋，湖南湘乡人，生于鸦片战争后的1844年。父亲厚荣、叔父松山，都是湘军中的军官。刘锦棠10岁时，其父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而丧生。成年后，投入叔父所在的湘军，随同叔父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积勋至州同、巡守道，还获得了“法福灵阿巴图鲁”的荣誉称号。
1870年，刘松山在甘肃金积堡围攻起义回民马化龙部被击身亡。清廷根据陕甘总督左宗棠的推荐，命刘锦棠接统他叔父留下的老湘军。这一年他才26岁。马化龙在刘锦棠的猛攻之下投降，刘锦棠也因战功而得到了云骑尉的世职。一年多以后，他又攻占西宁、肃州(今酒泉)，被派署理甘肃西宁道。
19世纪中叶新疆的大部分地方正处于阿古柏的铁蹄之下。阿古柏已经侵占新疆南部和北部的乌鲁木齐、玛纳斯一带，伊犁谷地则被沙俄军队非法霸占着，只有哈密、巴里坤、布伦托海、塔城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尚在清政府的控制之下。
全国人民迫切期待清政府派兵入新，驱逐入侵之敌，收复新疆。1875年，左宗棠受命为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挥兵出关。对于湘军的战斗力和刘锦棠的指挥才能，左宗棠是了如指掌的。他在筹划和调派入新参战部队时，命刘锦棠担任总理西征大军的营务事宜，并负责指挥前敌诸军的军事行动。
31岁的刘锦棠，以湘军统领的身份总理了西征各军的营务，事实上担任了收复新疆的重任。他按照左宗棠关于先取后收南路的作战方针，率领湘军及其他各军，逐个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北疆各城；攻克了阿古柏重点设防的胜金口、达坂城等天山隘口和吐鲁番一带；然后出兵南路，先后收复了喀喇沙尔(今焉膏)、库车、阿克苏、乌什等东四城；收复了叶尔羌（今莎车)、英吉沙尔、喀什噶尔(今喀什)、和田等西四城。
阿古柏在清军节节获胜时，在库尔勒服毒自尽。他的儿子海古拉于携尸西窜的路上，被其胞兄伯克胡里设伏兵击杀。伯克胡里在清军收复喀什噶尔前夕率残部逃回已被沙俄占领的浩罕。
收复新疆之役，从1876年8月开始，到1878年1月结束，前后只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饱受蹂躏之苦的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支援和 配合清军作战，轮台、库车、拜城、阿克苏、乌什、阿合奇等地的维 吾尔、柯尔克孜族人民，更是奋起驱逐敌寇，据城而迎清军。所以， 这次收复新疆之战出乎意料地顺利迅捷。其根本原因固然是由于这一战争的正义性，而刘锦棠信任并善于利用维吾尔等族人民提供的情报，善于分化瓦解敌人营垒，善于捕捉战机、及时调整军事部署，也是一些重要因素。
阿古柏匪徒在后方巢穴中的一些英国、土耳其教官和工匠，一夜之间成了俘虏。他们惊叹清军行动的神速，称刘锦棠为“飞将军”。 随着西征军的节节胜利，刘锦棠先后获得了骑都尉世职、赏戴双眼花翎、三品京卿候补。后来又由骑都尉晋升为二等男爵、补太常寺卿、转通政使司通政使。1878年左宗棠奉诏还京时，被清廷命为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刘锦棠从喀什噶尔赶回哈密，接受新的职务。由于收复新疆的战役的结束，刘锦棠一生的戎马生涯也告结束了。不久，通过外交谈判，清政府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给沙俄，俄兵退出伊犁九城。新疆的一系列善后工作，直到新疆建省等，都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刘锦棠的身上。这一年，他还不到35岁。
新疆初复，城池残破，官无衙署，民无居室，渠道淹废，田园荒 芜。刘锦棠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目睹了这—惨景。他在新疆所做的 第—件事，就是设立善后局，处理善后事宜。
南疆的善后工作，都由刘锦棠一路收复，—路设局经理。当时军队里幕僚人员很多，善后局主要由这些人来经办。善后局酌重要任务之一，便是招集流寓失所的农民，将被阿古柏匪徒胁行的人民遣返原籍，贷给籽种，使能够迅速恢复生产。新疆干旱少雨，农业生产全赖引水灌溉。为此，又仿行以工代赈的方法，每日发给口粮，组织刚刚返回原籍的农民修复渠道、坎儿井。清军官兵也被派去参加兴修农田设施的劳动。这些措施，保证了南疆各地农业生产的恢复。人们衣食有了着落，社会也就日趋安定了。
刘锦棠在战后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最终促成了新疆建省的实现。新疆设立行省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有人提出。在清军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又几次奏请朝廷在新暑开设行省，因为伊犁未经收复而暂时被搁置下来了。
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第二年清军进驻伊犁。
新疆建省的事又由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龋重新提出。刘锦棠也是主张新疆建省的。为了使行省制度早日在新疆实现，他比较了左宗棠和谭钟麟的两种方案，提出了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新疆设立巡抚，驻乌鲁木齐，受陕甘总督节制。下设镇迪、阿克苏、喀什噶尔三道，分别辖治哈密至乌苏的天山山脉一带、焉耆至乌什的天山南麓一带、喀什噶尔至和田的昆仑山北麓一带；伊犁仍设将军，只管伊犁塔城边防，不再总统全疆军务。清政府批准了这一方案。刘锦棠奉旨委任了各道、府、厅、州、县的各级官吏之后，于1884年被朝廷简派为第一任新疆巡抚，第二年迁入省会迪化(乌鲁木齐)视事。
新疆设立行省后刘锦棠曾说，每遇到一点问题就有人怀疑建省全局是否行得通；碰到一点困难就有人认为什么都不合适。这主要来自同情或下级的干扰。其实，他改变左宗棠在新疆单独设置总督的主张而仅设巡抚、仍受陕甘总督管辖，未尝不是考虑到与陕甘总督谭钟鳞的关系问题。他建议保留伊犁将军不在伊犁塔城设道，未尝不是考虑到与伊犁将军金顺的关系问题。后来金顺去职，他就设置了伊塔道，将伊犁、塔城两处地方置于巡抚的管辖之下。虽然后来担任伊犁将军的人一再要求恢复过去的权限，但是始终未能如愿。刘锦棠治新时奠定的行政体制，直到清朝灭亡一直没有被改变过。
与新疆建省相联系的是伯克制度的废除。伯克制是南疆维吾尔社会长期存在的统治制度。各地以阿奇木伯克为首，下设各种伯克二三十人。他们依仗权势，对维吾尔族农民进行残酷的徭役制剥削。维吾尔族农民为推翻封建徭役制度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1864年遍及全疆各地的农民起义，对伯克制打击最为沉重，伯克制已经名存实亡了。
刘锦棠在南疆各地建立善后局后，曾经委派一些不甘投敌的爱国伯克担任一些差使，却没有赋予他们什么实权。如征收田赋时，只让伯克们督催农民直接赴善后局缴纳，不允许伯克出面经办收取，而且以前一向由伯克全权处理的民政事务，也一概由善后局办理。
刘锦棠顺应了历史潮流，没有去扶植已经处在没落中的伯克们的权势，建省之后也只让伯克在地方基层政权中担任书吏和乡约。这些措施，都为日后怕克制的正式废除准备了条件。
1887年清廷下令取消伯克制，原先的伯克们的品级和地位大为下降，社会却安定如常，没有出现任何波动。随着新疆省的建立，新疆与内地行政建置的一体化，过去对内地人民迁居新疆的种种限制也都不存在了。为了吸引更多的无地农民到新疆来，加快新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刘锦棠修改了以往的屯田办法。新疆，尤其是北疆，是清代移民开垦的重点地区，分布面广的主要有民屯、兵屯、犯屯三种。刘锦棠正式奏报了新的屯垦章程，规定两名男丁为一户，给地六十亩，屯民初到时贷给八个月的口粮及三石籽种，借给七十三两银子作为置办农具、牛只和筑履等费用；头一年归还一半，第二年还清，第三年征收额定田赋的一半，第四年起征收全疆田赋。这种待遇，比一百多年前的乾隆年间差，比起咸丰、同治年间却好多了。他还咨照内地各省督抚，鼓励贫苦无地农民来新疆开荒种地。在这以后的一个阶段内，移居新疆的农民很多。他还在南疆东部的尉犁一带开辟了一些新的农垦地区。
按先前的旧例，这类民屯的剥削还是较轻的，兵屯的剥削就重了，最重的是犯屯。所以，兵屯、犯屯的生产历来很不景气。因为勇丁种地都是差使，并不关心收成好坏，各地官员都在哀叹兵屯耗资太多而收获无几。刘锦常提出变通办法，不再将老弱兵勇派去种地从事兵屯，而是裁兵分屯，将土地分给裁减下来的老兵，依照民屯办法，向政府缴纳租赋。
疆又是流放内地人犯的地方，或则分配给维吾尔族王公伯克充任奴役，或则组织犯屯开荒种地。建省后不久，陕甘等七省一千余名重罪人犯即将发遣来到新疆。刘锦棠强调他们不同于一般遣犯，两次奏请依照民屯办法，实行遣犯助垦，给予牛只、籽种和口粮。由此可以看出，刘锦棠是比较能够体恤下情，也是能够从新疆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些改良措施的。
面对外国侵略者，刘锦棠所表现的民族尊严和爱国主义气概也是十分突出的。在英俄两国争霸中亚、觊觎我国帕米尔地区的危急形势下，刘锦棠加强了在帕米尔的防务，增添了新的关卡，修筑了驿站和道路，委派当地首领为千户长、百户长，督率部民保家卫国。
刘锦棠以武职出身而担当了新疆疆第一任巡抚，虽然任巡抚的时间不长，但也在新疆生活了十多年。从收复新疆到包括新疆建省在内的一切军事活动和善后事宜，都是他一手经办的。这些历史功绩是无法抹煞的。
由于从小抚养他成人的祖母年老多病，刘锦棠一再乞归故乡省视。1889年，他婉言辞谢了东归道上各族居民的挽留，回到了湖南老家，从此再也没有出任新职。1894年，中日关系紧张，朝廷电召起用。刘锦棠正打算动身，为国家、为民族再次同帝国主义侵略者作一场斗争，却不料一病不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终年5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