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瘴说
梅挚爱憎分明。他爱壮丽的河山、勤劳的人民，更憎恨封建官吏的贪赃枉法、横征暴敛、腐化堕落，在昭州写了著名的《五瘴说》。同时，他努力革除地方弊政，为百姓大办好事。后来，昭州人民为他建了一座“梅公亭”，并把《十爱诗》和《五瘴说》刻在石壁上，以此表达对梅挚的崇敬与怀念。《五瘴说》文章不长，仅有一百二十字：
仕有五瘴：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帏薄之瘴也。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着必殒，虽在毂下亦不可免，何但远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归咎于士瘴，不亦谬乎！
瘴，又叫瘴气，是指我国南方亚热带潮湿地区流行的恶性疟疾。人一染上这种病，很难医治，因此，在瘴气流行地区，人们很害怕受到传染。在梅挚看来，自然界的瘴气固然可怕，但对于做官的人来说，官场上的五种瘴气更为可怕。做官的人凡是染上“五瘴”之一的，便会遭到人民的反对、历史惩罚，要想侥幸逃脱是不可能的。这篇《五瘴说》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如匕首投枪，击中当时官僚们的要害。六十年后的北宋元符年间，因直言上疏，受蔡京诋毁而贬官昭州的邹浩读到《五瘴说》，感而赋诗曰："五瘴作时虽不染，一篇留诫指其然。
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由广西经略安抚使朱唏颜跋文，请著名书法家石俛书写《五瘴说》，刻在山水秀丽的桂林龙隐崖。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把这篇文章作为“官家药石”。1963年3月，我国当代文化名人郭沫若游桂林时，登上榕树楼，特为梅挚《五瘴说》写下七律诗一首。其中有两句说："榕树楼头回壁深，梅公瘴说警人心"。可见这篇文章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直到今天，梅挚的《五瘴说》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如今在新繁东湖李德裕石碑像背面，也刻有梅挚的《五瘴说》。清光绪元年（1875年）新繁人严渭春做广西巡抚，在桂林龙隐崖见到了刻在崖壁上的梅挚的《五瘴说》，回到家乡后时常提起这件事。不久，新繁人吕子丹在贵州罗斛做官，遂派专人到广西拓制《五瘴说》。光绪三年（1877年），吕子丹回新繁，把《五瘴说》拓片送给龙藏寺的方丈雪堂和尚。光绪六年（1880年），雪堂和尚将《五瘴说》翻刻于龙藏寺碑林。光绪十年（1884年），新繁知县段莹又将《五瘴说》翻刻于新繁东湖，同时，段莹还写下《咏梅龙图〈五瘴说〉》七律诗一首，以纪念梅挚这位本土名人：
岷江分派赴川东，间气钟生只有公。
纯静持行君子德，忠贞奏议大臣风。
谏言职省三时外，炯戒官居五瘴中。
遍抚昔贤堂畔树，精神应与老梅通。
如今在新繁东湖李德裕石碑像背面，也刻有梅挚的《五瘴说》。清光绪元年（1875年）新繁人严渭春做广西巡抚，在桂林龙隐崖见到了刻在崖壁上的梅挚的《五瘴说》，回到家乡后时常提起这件事。不久，新繁人吕子丹在贵州罗斛做官，遂派专人到广西拓制《五瘴说》。光绪三年（1877年），吕子丹回新繁，把《五瘴说》拓片送给龙藏寺的方丈雪堂和尚。光绪六年（1880年），雪堂和尚将《五瘴说》翻刻于龙藏寺碑林。光绪十年（1884年），新繁知县段莹又将《五瘴说》翻刻于新繁东湖，同时，段莹还写下《咏梅龙图〈五瘴说〉》七律诗一首，以纪念梅挚这位本土名人：
岷江分派赴川东，间气钟生只有公。
纯静持行君子德，忠贞奏议大臣风。
谏言职省三时外，炯戒官居五瘴中。
遍抚昔贤堂畔树，精神应与老梅通。
龙隐岩 宋•朱希颜跋刻《梅挚五瘴说》
南宋中期，吏治日益腐败，引起诸多正直官员的不安。绍熙年间(公元1190～1195年)，有一位叫朱希颜的官员，把一篇痛斥官僚阶层腐败风气的文章，刻到了龙隐岩的岩壁之上。这篇文章叫《五瘴说》(见插图)，出自北宋名臣梅挚的手笔。文中借用了南方特有的自然瘴气来比喻当时日益腐败的官场风气。
自然中的瘴气，是一种南方山林中湿热蒸郁而产生的致人疾病的毒气。在古代，偏僻的广西，是个地域广阔，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的不毛之地。这里土脊民贫，气候湿热。繁茂的林木荒草，盘郁的山川深谷，四时不绝的岚烟氛雾，使得瘴气不断，病毒细菌滋生繁衍肆虐，时刻危害着人们的性命。然而此地“淫祠而尚鬼，病不服药”的愚昧风俗习惯，更是导致很多人病死的原因。因而广西自古被称之为“瘴疠之乡”使人望之却步。唐宋时期，岭南一带被朝廷作为谪贬官员的流放之地，这些中原人士来到这里，常会碰上“蒸郁为疠”的岚烟氛雾而致病，甚至病死，因此，瘴气肆虐的岭南被人们视为杀人的大法场而谈虎色变。
而广西的平乐县，在古代被认为是岭南瘴气最肆虐的地方。据古文献记载，广西“天气炎热，地气卑湿，结为瘴疠，危害不小”，“下至平乐、梧州及左右江，瘴气弥盛……其瘴春日青草，夏日黄梅，秋日新禾，冬日黄茅。又有日桂花、菊花者，四时不绝，而春冬尤甚”。唐人谚云：“青草黄茅瘴，不死成和尚。”而岭外毒瘴，又以昭州(今广西平乐)为甚。昭州自古以来被“士大夫指以为大法场，言杀人之多也”。北宋时，朝中有位大臣叫梅挚，他就被下放到了瘴气最重的昭州任知府。
梅挚，字公仪，四川新繁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官大理评事、殿中侍御史、天章阁待制、龙图阁学士、陕西转运使，后迁至右谏议大夫。其文章、政绩在当时享有盛名。梅挚生活于北宋中期，这是官僚机构日益膨胀，统治阶层腐败之风盛行的时代。景右初年(公元1034年)，梅挚任昭州(今广西平乐县)知府，写下了这篇针砭时弊的《五瘴说》。他在文中写道：
仕有五瘴：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妄，以娱声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殒，虽在毂下，亦不可免，何但远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归咎于土瘴，不亦谬乎?……
在这里，梅挚借喻了南方瘴气来抨击当时贪官污吏的丑恶行为，对官场中的腐败风气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应该说，这篇《五瘴说》所代表的，是当时一批正直官员的呼声，是他们忧患意识的反映。这种忧患，来自于国家弊政所导致的严重形势。当时，皇朝依靠官僚、豪绅、地主作为它的统治支柱，给他们享有免役的特权，纵容他们肆意兼并土地，默许他们隐瞒土地，偷漏赋税。同时,伴随着全国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大商人开始垄断商行，勾结官僚哄抬物价，牟取暴利；朝廷官僚群恶性膨胀，机构重叠，冗员充斥，上自宰相，下至地方各级官员无不经商牟利，兼并土地。政府巧立名目，向农民收取各种杂税，农民越来越贫困。梅挚任职的宋仁宗时，百余种赋税多如牛毛，甚至连瓜果蔬菜也要加税，致使民不聊生，国家财政危机也日甚一日。这种腐败的社会现象引起了一些正直大臣如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忧虑和愤慨，梅挚就是其中之一。这就是《五瘴说》产生的时代背景。
《五瘴说》这篇文章问世一百五十多年之后，南宋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广西漕运官朱希颜认为《五瘴说》切中时弊，将其摘录刻石于龙隐岩，以此警示仕人。朱希颜在跋语中说道：自古传说岭南有致人死地的瘴气，仕人畏惧南来甚过于被流放。生与死是人生的必然现象，为忠义而死，死得其所，如果因私欲所纵，残生伤性而死于非命，“则命不系乎天，系乎人也”。谁要是有了梅公说的这五瘴，必然会导致死于非命，如果没有这五瘴，即使身处瘴乡，也如同在中原一样，根本不存在什么瘴气瘴人之事。最后，朱希颜以自己到广西后深入瘴乡的亲身体会，提出了一个问题给人们去思考：到底是岭土能瘴人还是人自己造成的瘴气瘴人的呢?
《五瘴说》被人们广为传颂。它的问世和刻石，是封建社会里一些开明正直的官员对社会腐朽风气的反思。它刻在宋代官员们经常光临的龙隐岩口醒目之处，八百年来，一直对仕人起着劝诫的作用。1963年学者郭沫若来桂林时，在这块碑前沉思良久，笔录全篇，并留下了“梅公瘴说警人心”的诗句。
《五瘴说》作者梅挚曾任龙图阁(宋阁名。为收藏皇帝御书、御制文集、各种黄籍、图画、祥瑞之物，以及宗室名册、谱牒等物机构)学士，因而朱希颜将这件石刻题名为“龙图梅公瘴说”。石刻高193厘米、宽120厘米，文章字径3.3厘米。众所周知，行书为宋代书法的主流，而《五瘴说》这件石刻，朱希颜却请布衣石俯用端庄肃穆的隶书来表现内容。隶书亦称佐书、史书、今文、八分书，是继秦代小篆之后通行于汉代的汉字书体，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其主要特点为方圆相济，宽博平正，静中有动，布局整齐。这篇《五瘴说》书法，结体匀称秀美，笔势宽博圆润，风格清丽，章法整洁。秀丽典雅中不失质朴，自然生动中显现端庄，与石刻内容相得益彰，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五瘴说》以它精辟的思想内容和古朴的书法艺术形式得到了历代人们的推崇和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