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斯·弗兰姆普敦
[美]肯尼斯·弗兰姆普敦，1930年生，建筑师、建筑史家及评论家，著有《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一书。曾作为一名建筑师在伦敦AA（建筑协会）建筑学院接受培训，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研究生院威尔讲席教授。他曾任教于本学科内许多一流的院校，其中包括伦敦皇家艺术学院，苏黎世ETH学院，阿姆斯特丹伯拉杰学院（BerlageInstitute），洛桑EPFL及维吉尼亚大学。他写有大量关于现当代建筑的论著，并从1986－1990年担任由密斯·凡·德·罗基金会赞助的位于巴塞罗那的EEC欧洲建筑奖评委会主席。 在米尔顿（Milton）和布莱克（Blake）曾作过清教徒和启示录式的预言之后，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和英格兰建筑师A．W．N．普金（A．W．N．Pugin）分别预测了19世纪后半期的精神和文化的不满。卡莱尔是无神论者，有意和19世纪30年代后期激进的宪章运动者结成联盟；而普金则是天主教的皈依者，提倡返回中世纪的精神价值和建筑形式。他的著作《对比：14－15世纪宏伟大厦和现代同类建筑之比较》于1836年出版后，立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19世纪英格兰建筑产生深刻影晌的哥特复兴应归功于他。卡莱尔在许多方面是反对普金的。1843年出版的他的《过去和现在》一书，对没落的天主教教义做了含蓄的批判，代表了圣西门1825年新基督教模式的家长式社会主义分支。卡莱尔的激进思想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是进步的，尽管他最终来说是位权力主义者，而普金的改良主义则基本上是保守的，属于右翼高级教会牛津派运动（HighChurchOxfordMovement），后者成立于1835年他转向天主教之前的两年。卡莱尔和普金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厌恶自己所处的拜物主义时代，并因此而影响了19世纪中叶那位预言文化将毁灭和再拯救的约翰·拉斯金（JohnRuskin），后者1868年在壮年时期就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任斯雷德美术教授。 1846年拉斯金的《现代画家》第二册问世后即赢得了其学术上的追随者。直到1853年他的《威尼斯之石》出版，他才开始明确、广泛地发表对社会文化和经济问题的见解。该书中有一整章谈到工匠在艺术作品中的地位，首次提出了反对“劳动分工”和“把操作者退化为机器”——此文后来由拉斯金经常执教的第一工人学院以小册子形式再版，并随亚当·斯密（AdamSmith）之后，将传统的工匠和大生产的机器劳动者加以比较。他写道：“事实上，不是劳动而是人分工了……由于分工，每个人只剩下了点滴零星的知识，这丁点智力总和还不足以制造一针一钉，而是在制造针尖钉帽时就被消耗殆尽。”这是他对装饰看法的引申，阐述于1849年发表的《建筑七灯》中，他写道：“关于装饰问题的正确提法，简而言之，就是人们是否乐于去做它。”由于这种激进思想，拉斯金从早期对美国圣公会的同情转向更接近卡莱尔的立场。1860年出版的他的政治经济学论文《直至终极》最终表明，他是一个不妥协的社会主义者。 通过普金对英格兰文化的影晌，弗里德利希·奥弗贝克（FrederickOverback）——普金称他为最杰出的基督教画家——和德国的纳扎伦斯派成了受宪章运动影响的、短命的前拉斐尔兄弟会的道德上和艺术上的楷模。后者是在丹蒂·加布里埃尔（DanteGabrielRossetti）和威廉·迈克尔·罗赛蒂兄弟（WilliamMichaelRossetti）、霍尔曼·亨特（HolmanHunt）和约翰·埃弗莱特·米莱斯（JohnEverettMillais）等的鼓动下于1848年成立的。 1851年，拉斯金在思想上己成为这个运动的一员。运动的目的是奠定一个以表现深刻思想情感见长的画派的基础，其理想是创立一种直接取法自然而不是照搬文艺复兴艺术教条的艺术。这种突出的反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观点在1850年前拉斐尔派杂志《源种》中广为流传。不过，兄弟会缺乏纳扎伦斯派那种修道士的严谨和自信，它和它的杂志又过于独特，终于不能持久，前拉斐尔主人作为一个团体的活动到1853年就不复存在了。 前拉斐尔运动的第二阶段以技艺为其方向，中心人物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和艾德华·伯恩－琼斯（EdwardBurne－Jones）。1853年，他们都还是牛津大学的本科生。在牛津，他们曾听过拉斯金的讲课并深受普生的影响。1856年毕业后，他们和诗人兼画家丹蒂·加布里埃尔·罗赛蒂交往甚密，最终在1857年和他合作，为牛津学生俱乐部创作壁画。这是一次谨慎地模仿罗马基督教壁画的尝试。此时，伯恩－琼斯己决定成为一名画家，但莫里斯却是在被罗赛蒂相劝了九个月之后，才离开他己与之签约的哥特复兴运动者、建筑师G．E．斯屈里特（G．E．Street）事务所，未到伦敦。悦来似乎不合逻辑，莫里斯的设计生涯却开始于1856年末他放弃建筑从事绘画的决定，并起始于他在伦敦为自己居室所作的陈设设计。这是他首次设计的“强烈中世纪式的、厚重得如问岩石的家具”。这些纯朴的作品无疑是受了拉斯金工艺思想影响的，是在菲利普·韦伯（philipWebb）的指导下设计的，莫里斯曾和他一起在斯屈里特事务所共事过。可以说，1858年前拉斐尔派的家庭文化在莫里斯惟一的一幅绘画作品中得到具体体现。这中一幅他妻子珍妮·伯顿（JaneBurden）的肖像画。她穿着华丽，就像热内维埃尔女王或者美丽女郎伊苏特。画中人物的室内环境是典型的前拉斐尔派的。莫里斯后来完全放弃了绘画，转而致力于自己新居的室内布置。这座名为红屋的住宅是菲利普·韦伯于1859在肯特郡的贝克斯利希思为他建造的，其风格除局部细节接近斯屈里特的作品外，与威廉·白特菲尔德（WilliamButterfield）1840至19世纪50年代哥特亘兴运动的教区牧师住宅更为相像。 在红屋（以采用红砖而得名）的设计中，韦伯确立了他的原则——对结构完整性的考虑，以及使建筑和现场环境与当地文化密切结合。这些原则很快在威廉·伊顿·奈斯菲尔德（WilliamEdenNesfield）和理查德·诺曼·肖（RichardNormanShaw）这些杰出同辈的作品中得到体现，他的事业也因此成名。他通过实际的设计，巧妙的场地布置、地万材料的应用以及对传统建造方法的尊重来实现他的目标。韦伯和他的第一个业主、毕生的同事莫里斯一样，对工匠的技艺和人们赖以生存、建筑得以建造的土地有一种近乎神秘的尊敬。他甚至比莫里斯更竭力反对滥用装饰。据韦伯的传记作者W．H．莱瑟比（W．R．Lethaby）介绍，韦伯曾抱怨说，一个过于精致的炉箅“不配烧圣洁之火”。奈斯菲尔德和肖将他的手法加以矫揉造作的曲解，使他们距离韦伯的观点越来越远。这方面的例子是1800年肖设计的位于苏塞克斯莱斯伍德的风景如画的“老英格兰”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