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古典戏曲
王实甫的《西厢记》；
孔尚任的《桃花扇》；
关汉卿的《窦娥冤》
洪升的《长生殿》 。
《长生殿》和《桃花扇》是清代戏曲发展上的两个高峰，在中国戏曲中也同样具有很高的地位，与《西厢记》和《牡丹亭》并称为我国四大古典名剧，一直深得广大人民喜欢。
《长生殿》和《桃花扇》创作的年代背景大致是相同的，两部戏所写的都是真人真事，在剧情的组织安排上也的很多类似的地方。它们都是在一个宏大的背景下展开的，所描绘的社会生活事件十分广阔，但就其中心主题而言，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爱情与政治”。不同之处在于两部戏各有所侧重，《长生殿》所着意表现是自古罕有的“帝妃之恋”，在第一出《传概》中，作者即言道：“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桃花扇》则与之相反，《先声》一出中：“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道明了作者的创作意图。
虽然侧重不同，但“爱情”这一主题在两部戏中都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爱情”是他们表达创作意图重要途径之一。从两部戏的爱情故事创作上来看，与才子佳人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可以说是才子佳人小说的翻版。《长生殿》中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定情时，明皇送给贵妃金钗和钿盒（第二出《定情》），这金钗与钿盒作为他们的定情信物理一直贯穿了整部戏的始终；李、杨的爱情经过马嵬的的生死诀别后，最终在天国“重圆”。《桃花扇》也与之相似，侯方域与李香君定情时，送给李一把宫扇——即以后的桃花扇；在受到阮大铖的迫害威胁时，侯方域不得不避难远走；清军攻入江南后，南明王朝灭亡，侯、李双双逃难，最后于白云庵相会，在道士张瑶星的点醒下，两人双双出家，撕掉作为他们爱情象征的扇子（也就意味着与过去、与世俗爱情的绝裂）。这与才子佳人的 “相爱——波折——重圆/悲剧”的模式是别无二致的，但为什么《长生殿》和《桃花扇》能取得极大成功呢？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作品所表现的思想的深度，它们与普通的才子佳人小说的最大的差异也正在于此。作品中人物的身份、生活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作品不可能像才子佳人小说一样走向一个庸俗的“大团圆” 结局。
《长生殿》的男主人公是唐明皇李隆基，是一个国家最高统治者。身为帝王，他本职工作是治理好国家，但他却纵情误国；身为天子，他有后妃三宫六院，因此他难免有用情不专的一面；正因为如此，他很难能可贵的是又钟情专一的一面。马嵬坡上，面对着生死诀别，作为帝王的他不可能像那平常的痴男怨女一样选择殉情。但他此时表现得“无语沉吟，意乱如麻”，“[忽抱旦哭介]贵妃，好教我难禁架”，感叹到“堂堂天子贵，不及莫愁家”。对于一个皇帝而言，这其中滋味绝非普通的痴男怨女所能体会得到。
而造成这悲剧的一幕的原因是什么呢？不错，是安史之乱，但导致安史之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究其原因，唐明皇沉湎于与杨贵妃的爱情，不理朝政，宠幸佞臣（李林甫）、外戚（杨国忠），致始他们先后“专权误国”；安禄山本来因贻误军机解京候审，但通过贿赂杨国忠，不仅得免，而且不降反升，最后雄霸一方，起兵作乱；叛军陷潼关，明皇携贵妃仓皇出逃，于马嵬坡在六军将士的强烈要求下不得已杀之。《埋玉》一出中，六军将士杀杨贵妃，也不算是太枉了杨贵妃；但是只杀了一个杨贵妃而不察究其根源乃是在明皇本人，所以又似乎冤了杨贵妃。李、杨相爱本没有错，但他以帝王的身份“驰了朝纲，占了情场”，结果给国家民族带来了灾难，这同样也了导致他们爱情的悲剧。
在《桃花扇》中，政治这一因素既成就了侯、李爱情，同样也结果了侯、李爱情。侯方域本“家近洛阳之县……自去年壬午，南闱下第，便侨寓这莫愁湖畔。烽烟未靖，家信难通……独为避乱之人”。由于李闯王军队攻破北京，侯方域不得不流寓金陵。正是在金陵“访翠”而与李香君结识。阮大铖为拉拢复社诸生，改变自己受围攻的局面，出资助侯方域梳笼李香君。然而，由于“却奁”遭阮大铖迫害，侯方域不得不避难出逃。后来清军攻入江南，侯、李不得不双双逃难，最后于白云庵重逢。当他们只顾诉情时，却被道士张瑶星一声断喝：“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这点风花情恨割他不断么？”破家亡的沉痛的民族意识使他们猛醒，于是入山“学道”。
比较两部戏可知，《长生殿》可归结为是“爱情结果了爱情，最后又成就了爱情（由于李隆基的真情感动了上天，李、杨最后在天国‘重圆’，并且生生世世永为夫妻）”；而《桃花扇》则是“政治成就了一段爱情，又了结了这一段爱情”。
《长生殿》固然以“重圆”结局，但李、杨也只能是在天国“重圆”，而且说李、杨“本系孔升真人、蓬莱仙子。偶因小谴，暂住人间。今谪限已满，准天孙所奏，鉴尔情深，命居忉利天宫，永为夫妇”。天国究竟本来虚无，“恩与爱总成空”，作者洪升如此结尾，寄寓的是一种深层的悲剧意识。
《桃花扇》以另一种完全不同于《长生殿》方式的结局，其中所蕴涵的悲剧意识同样是深沉的。侯、李弃却情缘，入山学道，结果又如何呢？“新历数，顺治朝”，明朝仍不可避免地覆亡，清军照样入主了中原，可见他们学道是于事无补的，而且“那些文士名人，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已出山了”。侯、李牺牲爱情换不来他们所期待的结果。
政治与爱情的纠葛不只仅仅是这两部戏主题，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它更多的是作者对一个时代的思考，是对当时那个社会所潜藏的深层悲剧的思索。 “政治”不只是具体的国家政事，它已经上升为是“人”对家、对国的一种责任感，而“爱情”绝不仅仅只是男女之间的有史以来，它是作为“人”的一切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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