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山房记
李君山房记
苏 轼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现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老聃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于上国，然后得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
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辞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余卷。公择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以闻于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尽发公择之藏，拾其余弃以自补，庶有益乎？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译文]
象牙、犀角、珍珠、宝玉等奇异珍贵之物，能让人看了感到愉悦，然而不适于实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能适于实用，但用过就败坏，索取就穷尽。能让人看了感到愉悦，而又适于实用；用它而不坏，取它而不尽：贤和不贤的收获，各凭他们的才华；仁者和智者的见解，各随他们的天分；尽管才华天分各不相同，然而只要求取就没有人无收获的，只有书啊!
孔子这样的圣人，他的学习一定从读书开始。在这个时候，只有周朝的拄下史老聃掌管很多书。韩宣子到鲁国，然后见到《易象》和《鲁春秋》。季札被中原诸侯国邀请，然后才能听到《诗经》的风、雅、颂。而楚国只有左史倚相，能读到《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读书人生在这个时代，能见到六经的大概没有多少，他们的学习可说是很困难的，然而对礼乐都很熟悉，道德修养都很深厚，不是后代的君子所能赶上的。
从秦汉以来，写文章的人更多，造纸方法和文字笔画一天比一天趋向简便，而书也更多，世人没有谁不拥有。然而学习的人愈加地马虎不认真。什么道理呢?我还赶上看见老儒先辈，自称他们年轻时，要想求取《史记》《汉书》而不能得到；侥幸得到了，都亲手抄写，日夜诵读，惟恐来不及读。近年书商展转翻刻，诸子百家的书，一天要流传一万张纸，书对学习的人来说，多而且容易获取到这样的地步，他们的文章学术，理应超过前人好多倍，然而年轻的科举士子，都把书捆起来不读，谈吐没有根底，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我的朋友李公择，年轻时在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的僧房中读书。公择离开后，山中人怀念他，把他住过的僧房命名为“李氏山房”，藏书共九千多卷。公择涉猎其流，探索其源以后，吸取它们的精华，咀嚼它们的韵味，而转化为自己的学养，表述在文章上，落实在行动上，而在当代出名了。然而书还是和先前一样，未曾稍有损坏。他将它赠送给后来之人，供他们无穷无尽的索求，而满足不同才分的人各自相应的需求。因此不把书藏在家中，而藏在先前所居的僧房。这是仁者的心思啊!
我既衰弱又生病，没有什么可被世人利用，希望能有数年的空闲，全部读完那些未曾见过的书。而庐山本来想去游览但不能成行，(如能成行)恐怕我将终老在那里了。我将全部打开公择的藏书，拾取他丢弃的书来充实自己，或许有益吧?公择要求我写篇文章以作藏书记，于是替他写了几句，仗后来主人知道从前君子读书的困难，而现在求学的人有书却不读是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