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惠山记
原文：
余性疏脱，不乃羁锁，不幸犯东坡、半山之癖，每杜门一日，举身如坐热炉。以故号霜天黑月，纷庞冗杂，意未尝一刻不在宾客山水。余既病痊，居锡城，门绝履迹，尽日惟以读书为事。然书浅易者，既不足观，艰深者观之复不快人。其他如《史记》、杜诗、《水浒传》、元人杂剧畅心之书，又皆素所属厌，且病余之人，精神眼力几何，焉能兀兀长手一编？邻有朱叟者，善说书，与俗说绝异，听之令人脾健。每看书之暇， 则令朱叟登堂，娓二万言不绝，然久听亦易厌。
余语方子公，此时天气稍暖，登临最佳，而此地去惠山最近。因呼小舟，载儿子开与俱行。茶铛未热，已至山下。山中僧房极精邃，周回曲折，窈若深洞，秋声阁远眺尤佳。眼目之昏聩，心脾之困结，一时谴尽，流连阁中，信宿始去。始知真愈病者，无逾山水，西湖之兴，至是益勃勃矣。
译文:
我天性疏放不拘，忍受不了羁绊与束缚，不幸又有着与东坡和半山一样的嗜好。每当闭门在家呆一天，就会觉得像坐在火炉上一样全身不自在。所以，即使是在霜天黑月这样的天气里，面对纷乱庞杂的事务时，我的心也是无时无刻地做客于山水之间。自从我病愈之后，住在无锡，几乎没有客人来访，读书成了每天惟一所做的事。然而，迁移好懂的不值得看，艰深难解的又不能使人心意爽快。其他如《史记》、杜诗、《水浒传》、元杂剧等令人心意畅快的书，又已经再熟悉不过而不想读了，再说大病初愈之人，能有多少精神和眼力去认真勤勉地长久握着一部书？邻居朱生，是个擅长说书的人，他说书和世俗的说法很不一样，听了令人心脾健旺，精神大增。所以，看书之余，我就会请朱生来做客，他总是娓娓道来，一副连续不倦的样子，听久了也觉得厌倦。
我对方子公说，现在天气暖和，是登临山水的最佳时节，而此处离惠山又最近。于是，找来一叶小舟，带着我的儿子开一起出发了。温茶的器具还没热，我们已经到了山下。山中的僧房构造精致，迂回曲折，幽远像深洞。远望山顶的秋声阁，景色极佳。昏沉的精神、郁结的心情，一时间都烟消云散了。流连于阁中，住了两夜才回去。现在才知道使病痊愈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山水之游。于是游览西湖的兴致，愈发强烈了。
赏析：
文章先写不能游玩山水的百般无聊，再写通过游览惠山而将以前的一切烦恼忘却，表现了作者喜爱山水的情怀，突出了“始知真愈病者，无逾山水”这一主旨
写作手法：
作者在文章前半部分着墨较多，通过对比的手法，为下文写山水之游的乐趣作了铺垫，更突出了作者喜爱山水的情怀。
袁中郎与惠山
惠山，邑中名胜，自古名人骚客多所趋集。略检元人王仁甫纂《无锡县志》，及明成化年间邵宝手定《惠山记》，于惠山之题咏可谓洋洋大观矣，其中不乏顾况、李绅、陆羽、倪瓒、沈周等名动一时的人物。若去游锡惠名胜景区时稍加留意，历代碑刻即是见证。
到了明万历年间，“公安三袁”的横空出世，直比宋代“三苏”，其势亦如钱江之潮，荡涤了当时“摹拟涂泽”的沉疴文风，令世人耳目为之一新。三袁之中，又以袁中郎宏道影响为最大，成就亦最高，他的“真心说”与李贽所倡“童心说”一脉相承。
自然，若有机缘，“一生好入名山游”的中郎断不会对惠山视若无睹的，惠山集万千宠爱，亦不能单单遗了中郎。万历二十二年十月，中郎赴京候吏部选。十二月，出任吴县县令。当时是怎样的一个世道呢？《明史·本纪第二十》是这样记述的：“各省灾伤，山东、河南、徐、淮尤甚；盗贼四起，朝廷诏令不行。”虽然，他在翌年三月上任后的不满两年间，“听断敏决，公庭鲜事”，但中郎对于那个“豪杰不乐为用”的时代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况且与生俱来的书生意气，率性不群，注定了他不可能长久地戮力仕途，江湖山泽方是他安放心灵的居所。所以，中郎赴任后不久即感叹“甚烦苦，殊不如田舍翁饮酒下棋之乐也”，亦确非矫情之辞。
万历二十五年，中郎在两次“乞归”后，终于辞去吴县县令，这一年他三十岁。中郎辞官后曾寄居无锡友人家，《游惠山记》当是他第一次游惠山后有感而发的山水小品佳构。其时“天气稍暖”，应是初春光景，每日杜门养病的中郎“举身如坐热炉”，读书亦厌，听邻人朱叟说书亦厌，“性本爱丘山”，终于是耐不住山水的召唤，呼小舟携儿俱行。“茶铛为热，已至山下”，想来友人寓所离惠山颇近，且有河道相通。实在描摹惠山景物虽止淡淡两句——“山中僧房极精邃，周回曲折，窈若深洞。秋声阁远眺尤佳，眼目之昏聩，心脾之困结，一时遣尽，流连阁中，信宿始去”，但中郎与惠山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就让他连宿了两夜，可见中郎对之是如何的一见倾心。这般的倾心方能生出这般的感叹：“始知真愈病者，无逾山水。”
中郎关于惠山的记游还有一篇，多述惠山泉烹茶事。自唐陆羽评定惠山泉为天下第二后，历来文人雅士僧侣贵胄多以此泉点茶为乐事。中郎多次莅惠山，必然得其真趣，以致“时瓶坛盏未能斯须去身”。他的朋友曾问他辞官后有什么打算，中郎说：“愿得惠山为汤沐······余辈披缁衣老焉。”我以为，二泉旁是应该将中郎这篇刻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