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荪
我国卫生害虫早期研究者
李凤荪，昆虫学家，农业教育家。在农业害虫防治上做了许多突出的工作，也是我国卫生害虫早期研究者之一，在蚊蝇的防治研究上造诣颇深。他编著的《中国经济昆虫学》是我国较早的专著，在昆虫界有较深的影响。
李凤荪，字力耕，１９０２年８月２５日出生于湖南省临湘县一个农村家庭里。全家靠父亲经营茶叶和执教私塾生活。李凤荪上小学时，父亲经营破产，不久又离开人世，家境十分清贫。但他求知欲望甚强，考进岳阳湖滨教会中学。他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到农场做工，以半工半读支撑学习。１９２５年毕业，考入南京金陵大学生物系，侧重昆虫学的学习。
李凤荪自幼对农村深有感情。曾在他的专著绪言中写到：“吾华以农立国，垂五千年，国人生活所需，罔不唯农是赖，……然胼胝之劳苦，常不敌蟊贼之损害，如史称飞蝗蔽，螟务禾稼者，无世无之，是不可抗御之天灾乎？！”他取字“力耕”，立下致力于农业科学的抱负。
在大学期间，仍旧靠工读和学校提供的奖学金维持学业。他身怀大志，见解独到，我行我素，潜心攻读。每逢假日，同学们或结伴春游，或秋爽登高，而他总是孤身独坐在阅览室里博览精读，搜集各种昆虫资料。每年一到暑假，他背负简单的行装，奔赴苏北粮棉产区，调查虫害，采集标本，参加治虫。在大学里４年，他踏遍了江苏省４０余县的山山水水，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发表了“江苏省蝗虫之分布”、“捕蝗古法”两篇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得到江苏昆虫局局长张巨伯和中央农业实验所吴福桢主任的赏识。１９３０年１月毕业后，经二位举荐先后在江苏昆虫局和浙江昆虫局任技士兼主任，从事棉花害虫和蚊蝇防治的研究。在工作中他深感国内科技落后，设备和资料贫乏，很多问题难于解决，于是萌生了出国留学之念。１９３５年８月在亲友资助下，启程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昆虫系学习。在学习期间，他承担了实验室制作蚊虫生殖器标本工作，并受南京中央棉产改进所之托，在美国棉产区考察棉花害虫及防治，以挣得回国的路费。１９３６年毕业获硕士学位，而且被选为Ｓｉｇ－ｍａ－Ｘｉ荣誉学会会员。
１９３６年回国后，在南京中央棉产改进所棉虫股任技正。１９３８年回湖南，闭户３月，收集整理自己历年研究资料，写出了５０万字的著作《中国经济昆虫学》，出版后影响甚大。
１９３８年后，李凤荪曾先后在湖南农林改进所、湖南农业专科学校、浙江大学农学院、福建农学院、湖北农学院、湖北医学院、武汉大学农学院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湖南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肖杰伍的推荐，返湘出任湖南大学农学院院长，１９５１年院系调整后，任湖南农学院昆虫学教授和植保系主任。１９５９年成立湖南林学院，他奉调任该院森林保护教研室主任。１９６４年调中南林学院直至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去世。
李凤荪曾担国民政府教育部昆虫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昆虫学会理事、湖南省科联和科普协会副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昆虫学报》编委等职。
李凤荪先生简历
１９０２年８月２５日出生于湖南省临湘县。
１９３０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林生物系。
１９３０—１９３５年任江苏昆虫局和浙江昆虫局技士。
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昆虫学，获硕士学位。
１９３６—１９３８年回国后任南京中央棉产改进所棉虫股技正。
１９３８年任长沙湖南农林改进所技师兼任湖南农业专科学校昆虫学教授。
１９３９年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兼任理学院寄生虫学教授。
１９４０年任福建农学院昆虫学教授。
１９４１—１９４６年任湖北省农学院教授及病虫害系主任，并兼任湖北师范学院生物学教授及湖北省医学院医学生物学教授。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任湖南省农业改进所所长；武汉大学农学院教授和农艺系主任。
１９４９—１９５９年任湖南大学农学院院长；后因院系调整任湖南农学院教授和植保系主任。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在广州病逝。
李凤荪先生主要论著
１李凤荪．捕蝗古法．农林汇刊，１９２９．
２李凤荪．江苏省蝗虫之分布．金陵月刊，１９２９．
３李凤荪．南京蜻蛉分类之初步研究．金陵月刊，１９３０．
４李凤荪．棉作大卷叶虫之数种寄生蜂．中央大学日刊，１９３０．
５李凤荪，俞塘．昆虫采集法．１９３１．
６李凤荪．棉之劲敌—红铃虫．１９３１．
７李风荪，俞塘．棉作害虫农业防治法．１９３１．
８李凤荪．世界棉产国之重要棉虫目录．农业周报，１９３１．
９李凤荪．浙江省１９３２年红铃虫损失调查．昆虫与植病，１９３３．
１０李凤荪．棉作害虫（绍兴县）．治虫进习会会刊，１９３３．
１１李凤荪．助长切根虫繁殖的棉田杂草．昆虫与植病，１９３３．
１２李凤荪．棉大造桥虫之生活史与防治法．新农村，１９３３．
１３李凤荪．棉大卷叶虫之生活史及防治法．新农村，１９３３．
１４李凤荪．蚊虫赐与人类礼物之一——丝虫病．１９３３．
１５李凤荪．红铃虫．昆虫与植病，１９３３．
１６李凤荪．杭州市几种蝇类传染病之初步调查．昆虫与植物，１９３３．
１７李凤荪．世界疟蚊名录．浙江省昆虫局１９３２年年刊，１９３３．
１８李凤荪．防治蚊虫之柳条鱼．科学，１９３３．
１９李凤荪．食蚊之鱼．浙江省建设月刊，１９３４．
２０李凤荪．利用家畜以预防人类疟疾．昆虫与植病，１９３４．
２１李凤荪．蚊虫防治法．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
２２李凤荪．棉地老虎之生活史初步观察．昆虫与植病，１９３４．
２３李风荪．棉作害虫（鄞慈镇奉）．讲师讲辞，１９３４．
２４李凤荪．拾毁落果——中国重要棉虫最良防治法．科学，１９３４．
２５李凤荪．云南害虫一瞥．昆虫与植病，１９３４．
２６李风荪．家蝇之传染病与防治．科学的中国，１９３４．
２７李风荪．江浙棉作害虫之寄生及肉食昆虫．１９３５．
２８李凤荪．红铃虫问题．昆虫与植病，１９３６．
２９李凤荪．中国棉作害虫．中华书局，１９３６．
３０李凤荪．家庭的卫生害虫．科学世界，１９３６．
３１李凤荪．中国乡村寄生昆虫．新湖北印书馆，１９４４．
３２李凤荪．中国经济昆虫学（初版）．１９４０．
３３李凤荪．中国经济昆虫学（增订版）．新湖南报印刷服务社，１９５２．
３４李凤荪．我对苏云金杆菌毒力测定的几点体会．中国昆虫学会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刊，１９６４．
在卫生害虫防治研究上有突出贡献
１９３６年回国后，全力投入了当时各种昆虫研究工作，他东奔西跑，哪里有虫情，他就奔赴到哪里，全力研究防治之策。在江苏昆虫局工作期间，他专门从事棉花害虫的防治研究，同时不断总结成文，相继发表了《中国棉虫研究趋势》、《棉作害虫》、《红铃虫》等论著。他在浙江昆虫局工作期间，当地正值蚊蝇传播疾病猖獗，他即投身于蚊蝇生活习性和防治的研究。为了研究药剂对传染丝虫病的库雷蚊的防治效果，他在自家宿舍附近的菜园里埋下１２个瓷缸，放水装粪让库雷坟产卵，繁殖幼虫，然后进行药剂防治试验，每天夜晚都手执电筒逐缸进行观察，记载各种数据并进行分析和对比，由于人手不够，他全家妻子儿女都帮忙记录，这项“家庭试验”竟一直持续９个多月，从不间断。这一全家投入科学实验的动人事例，在昆虫学界传为美谈。经过几年对蚊蝇的研究，李凤荪成为我国早期研究卫生昆虫的有数专家之一，他先后在多种刊物上发表了：《世界疟蚊名录》、《蚊虫防治法》、《家蝇之传染病与防治》、《家庭的卫生害虫》等１９篇有关卫生昆虫的论文。同时他对血吸虫为害也进行过调查研究，还深入到岳阳湖区实地考察，向湖南省政府提出灭螺治病的建议，受到省领导的重视。１９４４年他完成一部卫生昆虫专著——《中国乡村寄生虫学》，这是一本早期研究中国农村卫生昆虫著作，对当时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因而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重视，身为湖北省省长的陈诚为之亲笔提上书名。
１９３８年他为了摸清中国西部高原的昆虫种类及分布情况，他参加中国农业考察团进入青藏高原的川西藏族地区，连续考察三个多月，收集了大量昆虫资料。后来，他还利用教学兼课之便，进入广西中越边境、海南岛热带森林、福建海滨收集热带及亚热带昆虫资料。随后，有一年湘、鄂、川武陵山区蝗灾严重，他带着眷属旅行常德、沅陵、泸溪、吉首、桑植十余县进入鄂西恩施，深入农村乡里，收集蝗虫资料并研究防治措施。他马不停蹄地转战南北在各地调查、收集资料、研究虫害发生的规律，资料聚集如细涓汇成江河，著写一部总汇中国昆虫学巨著的雄心在他脑海中萌发、构思。
李凤荪性格的突出特点可概括为：勤劳、苦干、倔强。他一身充满着追求、奋进的生命火焰，走到哪里就干到哪里，他的爽朗谈笑和炽热的热情使周围的人感到他那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年过半百步入老龄时，他仍然照样上山下乡，深入现场，与青年人一道翻山越岭，采集标本，调查虫害。由于他有坚强的事业心和对科学执著的追求，不论处于顺利和挫折的境遇，都能同样保持着旺盛的热情，置个人荣辱于不顾。１９５７年他那直言弊端的个性使之被错划为右派，１９５８年下放到偏远的江华林场一个小工地劳动，他依然干劲十足，以他超人的体力，经常肩挑百斤担子，轻松地来往于田头和林间小道，从不气馁。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冰消雪融，中共湖南省委在《新湖南日报》上公开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帽子。从此，他更加情绪高涨。在他５７—６０岁之际经常上山下乡，他此期行经湖南会同、靖县、通道、绥宁、慈利、宜章等３０余林区县调查森林虫害，并写了《竹蠹虫的发生及防治的研究初报之一》、《江华麻江伐木松蛀虫简报》、《苏云金杆菌防治松毛虫研究简报》等１０余篇森林昆虫研究论文。１９５９年他得知白蚁对林木和建筑物的危害甚大，他立即奔赴临湘县现场，与老农一道寻觅蚁巢，连续工作了三天三晚，终于在一个棺材里直捣白蚁的“大本营”。如今这个大白蚁窝还保存在中南林学院昆虫标本室里供陈列展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就是李凤荪的倔劲。
呕心沥血，撰写巨著
业精于勤，这是李凤荪做人的根本，他治学严谨，操守过人，确有古人那种“卧薪尝胆、椎股悬梁”的苦劲。他长年累月夜半鸡鸣即起，先来个痛快的冷水浴，精神百倍，然后襟坐攻读，或伏案写作，直至天明进早餐，然后上班或上课教学生，数十年如一日，少有松懈。他体健神旺，精力充沛，与人谈吐或课堂演讲声如洪钟，未见其人则可先闻其声。在他３５岁之际，曾一度失业，仍闭户潜读，将多年累积的调查的资料进行系统总结，１９４０年，一部在他心中孕育已久的巨著——《中国经济昆虫学》（５０万字版）出版问世，此著记述我国１３００余种主要害虫的形态特征、地理分布、生活史及防治措施，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且实用价值很大的昆虫学专著，受到国内外高度评价，在海外英、美、日等许多国家广为传播。此书之出版不仅奠定了李氏的学术地位，同时也成为他终身为之奋斗的学术方向，他意图不断扩充、完善，成为一部能反映中国昆虫全貌的大著。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均较旧中国优厚，他得已有条件将这部巨著大为扩充，同时国外的昆虫学家得知他打算再版此书，从道义上、资料上提供了多方的支援，终于在１９５１年，《中国经济昆虫学》（２４０万字版）在长沙问世，这是他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件礼物。这本新版本，内容庞大，记述昆虫种类增至１７００余种，各虫形态描述及生物生态学特性叙述尤详，并附有插图。此专著是中国昆虫学发展史上的光辉一页，为教学、科研、对外科技交流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苏联、法国等国对此书甚有好评。因为５０年代的国际交流环境不佳，此书未能畅达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李凤荪晚年时，打算再进一步三版此书，并扩充到６００万字，可是疾病不给他享有的时间，这只有用“壮志未酬身先卒，长使英雄泪满襟”这句名言为之一哭了。
教书育人，桃李遍天下
李凤荪虽然从事过多方面的工作，且更易频繁，但他基本职业仍然是当教授，自１９３９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即进入教育界任职，最先在浙江大学任昆虫学教授，１９４０年７月后，相继在福建农学院、湖北农学院、湖北师范学院、湖北医学院、武汉大学农学院、广西大学农学院、海南大学任教授，或兼任系主任，或兼任院长，为我国农学界和植保学界培养了大量的专门人才。其中出类拔萃的知名学者有：肖刚柔、李运壁（已故）、陈常铭、雷惠质等教授，他们都是李凤荪的门生或助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李凤荪从武汉回到长沙，但任湖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兼院长及病虫系系主任，以后随着院系调整和变动，他转入湖南农学院，随后又转入湖南林学院，再转入中南林学院任教。他素有开拓新学科的兴趣，森林昆虫学是一门新学科，且综合性、理论性强，与生态学关系尤深，他选攻此学科意在开拓和创新，故他可以称之为我国开设森林昆虫学资深位高的第一位教授。由于这是一门新课，基础差，资料缺，学科人才少，就连一本现存的教材也没有，一切得新编自创。于是李凤荪一面上课，一面结合实习进行科学研究，从调查研究中收集教材资料，同时带领青年教师采集昆虫标本，通过工作培养提高师资。在广州中南林学院时期，他还指导过３名越南留学生。由于他的科学根底深厚，掌握资料多，同时指导现场的能力很强，所以生产单位经常来函请教，或请他赴现场解决害虫问题，他总是热情奔赴害虫发生地进行调查，虚心请教老农和当地干部，与他们共商治虫良策。他深知森林昆虫问题的复杂性，意识到要以生态学观点指导防治虫害，必须走生物防治的路子，对单纯用化学药剂治虫持保留态度，在５０年代他就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他这一先进的学术思想对中南林学院昆虫教研室的后继教师有深刻的影响和启迪。
壮士暮年，雄心不已
１９６２年李凤荪已是花甲之年的老翁，此期党大力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制定并实施高教六十条，他心中又燃起勃勃的壮志，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宣布要在晚年做三件大事：一是进一步扩充再版《中国经济昆虫学》，篇幅拟增扩为６００万字；二是编著《中国昆虫谣谚集释》；三是编著《养蜂学》。事实上他已经着手开工编写，如《中国昆虫谣谚集释》一书已写成十多万字的初稿，《养蜂学》也初具眉目。
正当他朝着既定的目标奋进的时候，病魔却无情地向他袭来。１９６５年７月湖南衡阳地区蝗虫猖獗，严重威胁着农业生产，当地干群焦急万分，衡阳地区专员向他发出救援电报，他收电后，日夜兼程奔赴现场，察视灾情。正当他在田野奔走之际，突然肚痛、腹泻、呕吐，最后昏倒在地……。地委干部将他送进医院抢救，经过会诊，一个悲痛而不祥的诊断是——晚期胃癌！接着他被送回广州中山医学院治疗，决定实施手术，胃被切去一大半。李凤荪一贯乐观好强，在这样可怕的绝症面前，他想到的不是死神正在向他迫近，只要病情稍为缓和，他那生命的火光又重新燃起，他对老伴讲：“现在自然科学发展得快，我要阅读一些期刊”，这样，病房里就置放了十几本中外杂志。他从医院回家后，经常想到的还是书，不久，他要老伴陪他乘车去离学院十几里的市内购买回几种英文原版书刊：《昆虫学基础》、《森林昆虫学概念》、《森林昆虫学进展》。他一生嗜读如命，生前藏书数百册，每日晨起攻读，如饥似渴，临终还不忘读书，死后留下的财产无非也是些书。作者在他病期曾去拜视过他一次，他当时信心十足地讲：“我的自我感觉尚好，争取活五年，将我要写的三本书写完”。可是死神并不因为他不想死而放慢脚步，他再次倒下了。在垂危自知生命无望时，他最后托咐的还不是儿女情长之言，他说：“不要给在新疆、湖北、江西、湖南各地工作的儿女拍发电报，不要来广州告别，以免浪费时光，耽搁工作”；在弥留之际，他仍然断断续续地恳求医生和亲人：“我死后，请把遗体交给中山医学院作解剖用，希望让学生能多获得一点人体解剖知识，希望医学界能从中积累一点资料”。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他那包含着无限热情和生命之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中国人民优秀的科学家与世长辞了！但是他那刻苦奋进，献身科学事业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辈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