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霖
余霖，字师愚，清代雍正至乾隆年间（公元1723~1795年）人，籍贯常州桐溪，少年习儒。以后弃儒攻医，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其父染疫，由于被当地医生所误治，以致不救，使余霖抱恨不已。此后，则侧重于疫疹的研究。在其学习中医本草著作时，见书中记载石膏的作用，其性大寒，大清胃热，而味淡而薄，能解肌热，同时体沉而寒，又能泻实热，认为温热之疫非石膏不能治，因此在临床上遂用石膏重剂以试治温疫，并取得满意疗效。在其三十年临证中，重用石膏，创立以石膏为君药的清瘟败毒饮，活人无数。
纪晓岚在其所著《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曾记载乾隆癸丑年（公元1793年）京师大疫，很多医生按张景岳的治法治疗无效，并使患者有些因之而死，又以吴又可的方法治疗亦无效。桐乡冯鸿胪之姬人呼吸将绝，桐乡医生投大剂石膏药，使之应手而愈。此医生即余霖先生。后人多踵其法以治疗，活人无数。可见余霖的学术经验绝非空谈，同时也反映余氏在当时还是名噪一时的。其对温病学的学术发展作出了贡献，成为温热学派的一大家。著有《疫疹一得》。
余霖认为，疫疹的发病由乎淫热，侵及肺胃，布散十二经所致。他从运气学说的角度出发，认为天之六气在发病当年当月，正是火热淫气当令，疫证发于此时，疫邪当属火热。故余氏论述疫疹的病因时，认为仲景书中对此未作阐发，可能系属于遗亡，唯刘河间提出清热解毒之法以治热病，属高于他人者。在此基础上，从运气理论入手，提出“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的论断。明确了疫证的病因，并对其治疗法则、处方选药均有很直接的影响。对于疫疹的病机，余氏接受了吴又可“邪从口鼻而入”的观点。但其认为吴氏所言邪不在胃而传于膜原的看法，“似有语病”。余氏认为，疫邪从口鼻而入，有一日即发者，有迟至四五日仍不透者，各不相同。其发作越迟，热毒之邪越深重。
若一日即发者，是因为患者胃本不虚，因而邪气不能入胃，这属于吴又可邪伏膜原者。若迟至四五日而仍不透者，说明由于胃虚而热毒深入。胃又为十二经之海，上下十二经都朝于胃，邪气既入，势必由胃而敷布于十二经，充斥上下内外。因此可以出现全身的各种症状。毒热布于外则发热恶寒，斑疹可见；毒热盛于内则烦躁谵妄，口渴不寐；充斥于上则头痛如劈，充斥于下则腹痛下泄；伤于心则昏闷无声；侵于肺则喘嗽鼻衄；及于脾则腹痛不已，波于肝则筋抽脉惕，动于肾则腰如被杖，更有毒热侵及大肠见下泄或便秘，侵及膀胱见溲少溺血，侵及胃见呕吐呃逆等等，不一而足。虽然症状表现不一，然其根本在于热毒在胃。
余氏在论述瘟疫时，十分重视疫疹的诊断。由于疫疹与伤寒在临床表现上，确有很多似同而实异之处，若不加以细致的鉴别，则易于混淆而致使诊断失误。比如，疫疹与伤寒在初起都可以见到头痛，但伤寒太阳、阳明病的头痛不致于十分沉重和剧烈，而疫证则头痛如劈，沉不能举。疫疹与伤寒在初起时均有汗出表现，伤寒表实则无汗，表虚则有汗，而疫证则见有下半身无汗而上半身有汗，尤以头汗为甚。这是因为头为诸阳之会，疫证系热毒内踞所致，火性炎上，津液受其蒸腾而上行，故上半身有汗而头汗尤甚。疫疹与伤寒都可见有自利，如伤寒太阴病可见有腹满自利，但太阴证自利，由于脾胃寒湿，故必见腹满。而疫证自利则无腹满，这是由于疫证自利由于邪热下迫大肠而致。疫证与伤寒都可以见到呕恶，但伤寒少阳证除心烦喜呕，还必兼见胸胁苦满或耳聋。而疫证由于邪气在胃，热毒上攻，胃气上逆，亦可以见呕恶，但绝不兼见胁痛耳聋等症。伤寒之病很少发斑，在初起未化热之前，绝不会出现斑疹，只有待寒化为热之后，乃可见斑。而疫证系热毒之邪入胃，胃外合肌肉，致使热毒从肌肉透发，故常见发斑。疫证发斑越迟，说明疫毒深重。发斑越早，说明病邪外透，是向愈的趋势。
对于疫疹的治疗，余氏创立清瘟败毒饮。方由石膏、黄连、犀角、黄芩、丹皮、栀子、赤芍、连翘、元参、生地、知母、桔梗、竹叶、甘草诸品组成。认为该方为十二经泄火之药，故重用石膏，直入胃经，使其敷布于十二经，退其淫热。佐以黄连、犀角、黄芩，泄心肺火于上焦。丹皮、栀子、赤芍，泄肝经之火。连翘、元参，解散浮游之火。生地、知母，抑阳扶阴，泄其亢甚之火，挽救欲绝之水。桔梗、竹叶，载药上行。使以甘草和胃。所谓既清胃热，又泻上下内外之火，使胃与十二经之火得以平息。若有斑出，又用大青叶与升麻引毒外透。至于妊娠及产后患疫疹，应不虑及产后之虚，亦不必顾及胎儿，总以清除疫邪为第一要旨，邪去正气方可得复，胎儿自安，不必顾及产后禁用寒凉之说。总之，余氏强调疫疹为病，既不可表，又不可下，更不能妄用温补扶阳，总以祛除无形热毒疫邪为要。
由于余霖与吴又可所处时代不同，所治温疫病证类型亦不一样。吴氏之温疫属湿热之性，故易阻碍病机，疏利分消自然为法。而余氏之疫疹则侧重于热毒疫邪，故以清热解毒为治。余霖与吴又可对于温疫性疾病的辨治，丰富了祖国医学温热病辨治的内容，对明清时期温病学派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