鹃而啼瘦

周瘦鹃先生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写过不少哀情小说，也写过不少供消闲阅读的散文小品。然而，入选高一教材的《杜鹃枝上杜鹃啼》（以下简称《杜》）虽是小品，却并非消闲性文章，诚如教材编写者所言，作者东拉西扯，貌似知识介绍，实际上含蓄婉转地表达着某种思想感情。用心地体味把握作者的感情，是读懂这篇小品的关键。

那么周先生借着杜鹃东拉西扯，要表达怎样的思想感情呢？人教社的教参说：“可以这样理解作者的感情，对杜鹃，作者曾经有情；暮年回首往事，情已遥远，不复牵萦；惟有那一份坦然、超然，在心灵深处徘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第二版）另见有位老师在网络上发表的《鹃啼声声 旷达情怀》一文说：《杜》文“处处表达着作者一生品味杜鹃的生活体验，展示了作者雍容旷达的情怀”。联系作者身世，品读《杜》文再三，笔者认为周先生所表达的并非坦然、超然、雍容旷达之情，而恰恰是一种难以释怀而又难以言说的哀情。又因为这种“难以释怀”与“难以言说”的矛盾，周先生在《杜》文中的表达就格外含蕴婉转而意在言外了。笔者臆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周先生或许也处在既希望被人读懂又不希望被人读懂的矛盾之中。下面结合文章试作分析。

第一段周先生写与杜鹃因何结缘。文中“偶然”一词值得注意。只是“偶然”看到《帝女花传奇》中有“鹃啼瘦”之句，便给自己起了“瘦鹃”的笔名，个中缘由乃是情感的深深触动。“鹃而啼瘦，其悲哀可知”，而周先生其时正因写哀情小说而大动“哀情”，因此，使周先生与杜鹃结缘的正是一个“哀”字。这个开头已经告诉我们，“我”是一个以鹃自喻之人，我们读这写鹃的文字，不能忘了这位如鹃之人。

第一段被认为有些难解的是末句，突然写到欢愉的波兰民歌，杜鹃的哀鸣又变为悦耳之声了。其实这正是周先生用意很深的一笔，他在写“鹃而啼瘦”的同时，也把哀不在鹃而在人的道理暗示于我们，提醒我们不要误读了作者的意思。这一句又与末段遥相呼应。末段再提西方人对鹃啼的感受，说明哀与乐全是人的心理作用。作者所说的实在是个挺普通的道理，不讲心理学知识，也是很明白的，如苏辙在《黄州快哉亭记》中所说“夫风无雌雄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民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这么一个明白的道理，作者为什么要在第一段末句及最后一段两处提到呢？作者是在有心地递给我们解读此文的一把钥匙。若没有这把钥匙，我们就不能理解周先生的“心理”。

第二段由花鸟同名而把花与鸟合起来写，要紧的文字是其亡友马孟容兄赠与周先生的两句诗：“诉尽春愁春不管，杜鹃枝上杜鹃啼”。（也可以说，作者将花鸟结合起来写，就是为了引出这两句诗。）对此诗作者既以他人的目光评说“平凡”，又说：“我却觉得特别有情味”。为什么会“特别有情味”呢？作者没有明说，从文章本身来看，应该是出于周先生与亡友相交相知的关系。若是不相干的人看了，便觉“平凡”，而心灵相通的朋友便读出了情味。诉尽春愁之鹃，必是有着许多的哀愁，而“春不管”是说此鹃还不为世人所理解，如此则其哀愁更深一层，而此“鹃”在春去花落的枝头仍是啼个不停，可以想见，其结果也将是“鹃啼瘦”。联系周先生一生，除了作为园艺家风光过之外，作为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一直处在被批的行列，从解放前不入鲁迅的法眼，到解放后的文革再遭狠批而丧命，始终未能抬头。直到今天，已经有人为鸳鸯蝴蝶派说两句公道话的年代（可参见《鸳鸯蝴蝶派散文大系》袁进先生所撰《前言》等文章），仍有人觉得这类作家毕竟格调不高，该批。因此，周先生当年不为世人所知之哀可想而知。马孟容的诗句，正是一位如鹃之人的真实写照，周先生读来怎不别有一番“情味”在心头呢？以诗中“杜鹃枝上杜鹃啼”一句作为文章题目的用意，可能也不需笔者再饶舌了。

第三段写到李时珍对杜鹃的介绍，如同说明文一般。但作者真正要说的是在“分明是一头益鸟”以及对其哀啼原因的猜测。周先生以鹃自喻，“分明是一头益鸟”是不是带有自我辩白之意呢？也许说得这样直白，会有牵强之嫌，但若“意会”一下，也并非毫无道理（鸳鸯蝴蝶派文人于社会于人民也是有益而无害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至诚”二字。这是作者自己猜测杜鹃“啼声哀切”的原因，而不是他人的观点。依照“哀不在鹃而在人”的暗示，这份“至诚”之哀，就不是杜鹃之哀，而是人之哀无疑。有一份“至诚”之心，为什么要哀呢？用其亡友的诗来解释，就是“诉尽春愁春不管”，“至诚”而不为人所知，其哀莫大矣。

第四段由千古传说而写到词客骚人对鹃啼的理解：鹃啼有“归隐”之哀。蜀王杜宇让位退隐，死后化鹃哀啼。为什么会这样呢？应该是退位归隐也不为人所知而有哀吧。后世文人认同此说，诗文中写到杜鹃都用其“归隐”之哀的意思。这从周先生所举的例子中可得到证明。周先生心中有无这样的哀情呢？笔者认为也是有的。从文章中看，作者园中的杜鹃是作“居起”之鸣的，而在作者听来竟成了“归去”的方言，也变为“归隐”的哀鸣了。这是作者自己听出来的“归隐”之哀。以作者经历而言，他本是一个知名的文人，解放前封笔而隐于园艺盆景之中就是出于不得已。对于一个喜爱写作的人来说，这种归隐在内心引起的决不会是解脱和喜悦，而只会是难以释怀的哀情。作者写作此文虽已是解放之后，但他作为文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他的知名依然是盆景专家。作为园艺家，他家常有众多名人造访，似乎无“隐”可言；但作为文人，他实在是孤独得很，寂寞得很。他曾经写过的无法被认同，他所擅长的又断不可再写，如此的境况，怎能没有“归隐”之哀呢？作为文人的周先生一生都未被认同，而当其盆景艺术在文革中也被毁于一旦时，他的悲剧人生也就结束了。

对文章最后一段的理解上文已经谈到，不再多说。归结起来，本文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应该是一位暮年的文人不为世人所知的“至诚”之哀和“归隐”之哀，而这种哀情，周先生终生未能释怀而又无法直言，因而当他以杜鹃为题写此小品时，这份内心深处的情感就极婉转极含蓄地流露其中了。

以上分析当否，还望得到同行指教，愿意与同行们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