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写作
“零度写作”一词源于法国后结构主义领袖人物罗兰·巴特的一篇文章《写作的零度》（1953）。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思潮的发展历程中，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掀动了五十年代之后语言学革命的衣角，语言本体论、自律论，形式主义观念应声而至。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从语言学革命中受益良多。《写作的零度》正是在语言学革命深刻影响的背景中，发现了“形式”的革命性能力，对传统的形式观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反拨。
索绪尔从符号中分析出所指与能指两个维度，前者是概念、内涵，后者是音节（音响形象）、字词、形式，如“某种动物”表示为“cat”这个音节。但通常，我们只把能指维度称为（狭义的）符号。所指和能指的遇合完全是偶然性的，任意的，二者之间并无可以论证的必然联系。这说明，所指与能指的联系并非出自天然，而是人为赋予的结果，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作用，一种习惯用法。
所指与能指既无必然联系，自然不能构成一种二元对立式的逻辑中心主义，能指并非所指的附属物。相反，能指具有独立的品质和自由权利，它可以完全游离于所指之外。罗兰·巴特在十八、九世纪的文学中，欣喜地发现了能指的这种独立性和自由性。在此之前，古典写作中的语言符号承载的是工具性职能，这种工具性功能要求使语言符号成为一个过程，而不是目的，因而它必须是透明、直接的。语言符号存在的必要性来自于对意义、情感、思想的表达或转译。然而，语言的发展和作家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使得语言符号这一形式变的“不透明”了，它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流通方式，“文学形式发展了一种独立于其机制和其和谐性的第二性能，它使人入迷，困惑，陶醉，它有了一种重量。”摆脱了附属地位的语言和形式，获得了自己的质地和分量，不再隐匿于意义之后，相反，它成为一个观察和思考的对象，一个独立的客体。
语言、形式独立性的发现，迫使人们不能继续把字词看成思想、内容的装饰品。作为一个独立客体——十九世纪以来，尤其是在今天的现代写作中，字词和语流走上前台，通过自身的组合和交流激发起审美的愉悦或相反的感觉——这正是形式的意义所在。形式自身具有引发某种情感，激励某种思考的意义生产机制，字词的不同搭配，甚至仅仅由于不同语境的因素，就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丰富的意义来。单独的或者连续的字词，语流，它们构成一个封闭自足的整体，一套完整的记号。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说，作家也可以凭借字词的这种运动，得以交流和表现某种情感、思想，对善的态度，对历史的思考等等。
古典写作同样借助于字词和语流，然而它秉持这样一种观念：字词和语流因某种外在于它的意义而存在，随着意义的表达，字词和语流在前进之中相互淹没，最终只剩下一个意义的内核，而字词和语流已经隐匿不见。暂且不论形式自身的意义生产机制，如果说字词背后的确存在某种意义，那么首先也必须看到，正是字词和语流的连续前进，意义、思想和情感才可以得以产生。“言语就是一种包含着更富精神性的构思的时间，在其中，‘思想’通过偶然出现的字词而逐渐形成和确立。”语言行为造就了意义的果实，没有语言行为，意义就无从产生。语言符号和某种意义的交遇，显然不能不以语言符号的运动为前提。
独立品质使形式不再负载某种情感或思想，不再是作家意图的具体体现，不再是作家主体的一个辐射。独立的字词由于消除了一切相关的固定的联系，产生了“不确定的而可能存在的无数关系”。字词的这种不确定性和潜存的无数可能性，在水平结构和垂直结构中随处可见。在这个属于自己的纯粹世界里，字词与字词互相关联，语流与语流相互撞击，“诗的字词是一种没有直接过去的行为，一种没有四周环境的行为，它只提供了从一切与其有联系的根源处产生的浓密的反射阴影。”字词即是一切，它既是一个独立的客体，又是一个独立的主体。
这显然与古典写作对语言的工具性的交流功能相抵触，和被称为“风格”的东西想抵触：风格充满了个人性的东西，致使字词成为创作主体的奴隶。而字词独立品质的发现，致使创作主体不再拥有支配和调遣字词的权力，后者通过其非连续性的组合，生产不确定意义的机制，宣布“作者已死”和一个语言自足封闭的狂欢世界的到来。在罗兰·巴特看来，字词即一种一般形式，是一个“类”。显然，“类”包含了所有的个性，又否定了所有的个性。字词由于蕴涵过多而充满不确定的特征：正是存在一切的可能性，使得每一种可能性都“不在场”，一种可能性与另一种可能性或者互相加强，或者互相冲突，而最终，它们因此又产生了新的更多的可能性。意义在字词的连续中不断产生，无法停留，即“既无意图的预期，也无意图的永久性”。所有的字词均是“不及物”的，没有意指，没有方向。字词的连续又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充满可能性，没有趋向，处在运动当中却在势均力敌的对立因素中保持静止状态，中性、自足、饱和、客观——这就是罗兰·巴特一再强调的语言行为：零度的写作。
这种中性的和“客观的”零度写作，与古典写作所力图表现的“文字的现实的客观再现”截然不同。罗兰·巴特推举零度写作，恰恰意在揭开古典写作中处处标榜的“真实”和“自然”的神话，暴露古典写作中“客观”的虚伪性。古典语言在意义和字词之间虚构了一种透明的确定的关系，通过字词之间的连续性和直线性关联，来隐喻现行法则的合理性，以及一种理性的生活态度的必要性。罗兰·巴特发现，古典写作中过去式的历史写作所表明的秩序，以及第三人称协作所创设的旁观者的安全地位，都力图表明世界的确定性和客观性，并因此表明，古典写作正是现实世界的一个翻版，它创造了一个似真的审美世界。而字词是这个世界表现自己的一种方式而已。
现代写作恰恰相反。语言的独立品质使得它们即使构成一个连续的语言结构，仍保有自身的独立地位。如果说古典语言是线性的不可逆的，现代语言则是一些独立、静止的语言片段的临时聚会，它们可能随时分化，即使前后相依，也可能貌合神离，充满矛盾和悖论。现代写作中“一种语言自足体的爆发性摧毁了一切伦理意义”。现代语言的无序和混乱，以为种种伪装，不可能提供给我们一个完整、稳固的世界的感受，借此暗示了资产阶级所标榜的秩序、公正、理性现实的虚假性。
零度写作强调由字词独立品质所带来的多种可能性和无趋向性。然而这种无趋向性越来越被狭隘地理解和使用了。在今天的文学现实中，我们不无随意地用零度写作来定义那些采用了外部聚焦，行为主义式的叙事规范，新写实小时就时常不乏贬义地冠以零度写作的头衔。我们还时常把九十年代被称作先锋写作，或那些不再承载某种主流意识形态，标榜无意义或消解中心的写作，或一些表现所谓后现代主义虚无态度的写作，也称为零度写作了。零度写作竟然变成类似于游戏的写作方式了。零度写作还成为区分文学是否“介入”。今天这种种的文学现实对“零度写作”的标举，显然已远远疏离了罗兰·巴特论证语言、字词、形式独立品质的初衷。如果说，零度写作质疑和消解了语言中的“词”与“物”的透明性，很难说我们今天是走得更远，还是仅仅在罗兰·巴特的这一质疑里张望和踌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