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部归顺记石碑
历史来源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乾隆皇帝为了纪念土尔扈特部归来，特命在仿西藏布达拉宫而建的普陀宗乘庙前，竖立《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石碑，并以此歌颂清廷的政绩。土尔扈特人在历史上写出了可歌可泣的爱国篇章，永记在祖国各族人民心中。
碑文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矣。岂其尽天所覆，至于海隅，必欲悉主悉臣，为我仆属哉？而兹土尔扈特之归顺，则实为天与人归，有不期然而然者，故不可以不记。土尔扈特者，准噶尔四卫拉持之一，其详已见于准噶尔全部纪略之文。...
历史故事
土尔扈特部归来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承德普陀宗乘之庙落成时，恰逢土尔扈特蒙古族人民在远离祖国148年后重返祖国怀抱，可谓盛世欣逢盛事，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史上实现完全统一的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自斯，凡属蒙古之族，无不为我大清国之臣”。为了表彰土尔扈特部“终焉怀故土，遂尔弃殊伦”的英雄壮举，弘扬热爱祖国、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精神，乾隆亲撰御制，勒碑记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置于普陀宗乘之庙碑亭内，永志记念。普陀宗乘之庙修建初衷，原为褒奖宣慰前来庆贺乾隆六十寿辰及其母亲八十大寿的蒙藏等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由此竟成为清代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最后形成的历史见证和对中华民族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庄严礼赞。
不堪战乱远走他乡
明朝末年，居于我国北方和西北的蒙古民族分作三大部：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游牧在青海、新疆一带的厄鲁特蒙古又分为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亦称四卫拉特。厄鲁特各部之间虽有联盟，但互不统属难相制衡。十七世纪初叶，由于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厄鲁特各部人口增加，势力不同程度发展壮大。部族之间争夺汗位、牧场互相残杀的争战和内部争夺财产、属民的内讧纠纷时起。其间，准噶尔部迅速崛起，恃其强，称霸于厄鲁特诸部，攻掠喀尔喀蒙古，侵扰西藏地方，甚至外联沙俄，企图独占北方。沙俄也不断侵扰厄鲁特与之接壤部落，侵占属地，威胁索税，令入俄籍。当时，土尔扈特部人口较少，在准噶尔部的大肆吞并面前，不甘就范，曾与之发生冲突。1623年，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与众族长商议后决定，与其战乱内讧、自相残杀、遭受外侮，不如远走他乡，寻找生路。那时伏尔加河下游是一块无主之地，沙俄的势力尚未延深至此。和鄂尔勒克向厄鲁特联盟所推选出的新汗（蒙古称其君曰汗或汗王）图鲁拜琥（和硕特部）及众台吉说明迁徙的原因，遂率部众5万户离开世居的准噶尔盆地，西迁至地广人稀、水草丰美的伏尔加河下游的荒莽草原上，在那里建起自己新的家园。
土尔扈特部虽远居欧洲，但始终认同自己的祖国，尊重自己的民族，尊重中国王朝主权，不向沙俄称臣，顽强地保持着民族传统和宗教信仰（喇嘛教），长期与祖国保持着密切联系。不时遣使回国表贡，并遵例到西藏、青海等地熬茶礼佛。清朝初年，厄鲁特蒙古会盟于塔尔巴哈台（塔城），和鄂尔勒克率子书库尔岱青回来出席会盟，并参加修订《卫拉特法典》等政治活动。雍正三年（1646年），书库尔岱青赴藏熬茶期间，觐见了五世达赖。后又遣使进京，“奉表朝贡”。康熙年间，土尔扈特部仍“表贡不绝”。阿玉奇汗派人经由西伯利亚，历时两年抵达北京，向皇帝“表贡方物”以尽拳拳之心，延续隶属关系。并派出本部兵力赴阿尔泰山，协助清军阻堵准噶尔部叛酋噶尔丹归路，为清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做出了贡献。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土尔扈特部派使者拜谒乾隆皇帝，报告遭受沙俄压迫情况及与俄关系只是表面“附之，非大皇帝有令，安肯为人臣仆”，表达“忠君”爱国之情。
而清朝统治者也无时不把羁旅海外的游子挂在心上。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和雍正八年（1730年）朝廷两次遣使探望慰问土尔扈特部，满足了他们了解祖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愿望。祖国的关怀，加深了土尔扈特人民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以后重返祖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逢国大庆不期而至
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康乾盛世已逾百年，正值史家公认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此间，经过长达70年的巩固国家统一的局部战争，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达瓦齐、阿睦尔撒那的分裂活动和新疆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回台湾，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确定了中俄东段领土边界线，政治上呈现出国际和平、国内安定的局面。经济上，中国是当时条件下的世界强国。丝织、制瓷、冶铁等手工业发达，中国的工业占世界总量的32%，而全欧洲仅占23%。农业由于采取鼓励垦荒、降低田赋的政策，百年间全国耕地增加40%，全国人口增长到3.1亿。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方面，“因其教不易其俗”，尊重民族宗教信仰，团结利用上层人物，恩威并施刚柔并用，文治武功分而治之，纵横捭阖挥洒自如，成功地解决了强大的蒙古部族和复杂的西藏问题，真正做到了把所有民族地区直接置于朝廷管辖之下。清同各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各民族空前团结统一，“国家百余年升平累洽，中外一家”。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天朝上国”，享有领军海内外的无限风光。
普陀宗乘之庙则伴随盛世应运而生，作为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的承德避暑山庄周围皇家寺庙全部建于康乾盛世。如果说此前修建的溥仁、普宁等6座寺庙多为用于记述康乾“慑之以兵”的“武功”，那么普陀宗乘之庙则是“怀之以德”、“文治”的集大成之作。随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最后一场平定天山南麓回部（维吾尔）大小和卓之乱战争的结束，北部、西北部边疆各族都已归化王朝，边疆稳定已数年。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又值乾隆母子寿诞，“今也，逢国大庆”。清为了进一步强化政治统治，实现“以教治心”的目的，把“刚直好勇”普遍信仰喇嘛教的内外蒙古、青海、新疆的蒙藏贵族牢牢控制在手里，推进国家统一和巩固王朝统治，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历时4年半，耗银200万两，占地22万平方米，仿西藏布达拉宫法式建成山庄外庙群中规模最大的普陀宗乘之庙。庙址在避暑山庄外北面山岗，依山就势，气势雄伟。蓝天白云下，蔚为壮观的典型藏式红白台陡直壁立，台上殿顶金碧辉煌，煜煜闪光。它由40座佛殿、碉房组成，殿内供奉佛像、法器1.5万余件，佛光宝气，琳琅满目，庄严华美，富丽堂皇，普陀宗乘之庙集中体现了康乾盛世我国各民族建筑艺术的辉煌成就和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就在普陀宗乘之庙竣工之际，“而久入俄罗斯之土尔扈特……率全部数万人，历半年余，行万有数千里，倾心归顺”。土尔扈特部的回归，是对乾隆王朝国庆的最好献礼。
乾隆认为，土尔扈特部于是时归来，“诚有不可思议者……则实为天与人归，有不期然而然者……”实则不然。土尔扈特部回归，最根本的原因是土尔扈特人民认同、热爱自己的祖国。盛世召唤是土尔扈特人摆脱异族压迫，追求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原始驱动力。而宗教信仰亦即文化背景的差异也是东归的一个主要因素。若说是天意，则是土尔扈特贵族首领顺应民心，在关乎自己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做出正确选择，符合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客观规律，虽是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
缘起，十八世纪以后，沙俄势力不断向外扩张，对土尔扈特部的高压控制日渐益炽。政治上，迫使他们称臣。沙皇直接干预土尔扈特部汗位的继承，削去汗对部落决策机构“札尔固”的领导权。思想上，强迫土尔扈特人改变宗教信仰，改信东正教。经济上，大量移民哥萨克人抢夺土尔扈特的牧场。并对土尔扈特人课以繁重的赋税徭役，苦调兵丁。仅1768年至1769年沙俄对土耳其的第一次战争中，就强征大批土尔扈特人替俄充当炮灰，死者七八万，致使人口锐减。1770年，俄国欲再次向土尔扈特征兵万人，并无理要求把渥巴锡汗的独生子及部落首领的子弟送去彼得堡作人质。土尔扈特部人人忧惧，一片惊骇之声：“汗国的末日到了！”此刻土尔扈特人民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反抗沙皇压迫的斗争火山般爆发了。以渥巴锡为首的上层首领们密商决计，武装起义，脱离沙俄的黑暗统治，重返祖国，回到太阳升起的东方去。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冬十月，土尔扈特人民勇敢地举起武装起义反抗沙俄的旗帜。起义队伍袭击了俄军驻渥巴锡大帐的兵营，击溃阻碍他们东归的俄兵，焚毁了所有的帐篷船只，遗弃不能带走的粮食财物。年轻的渥巴锡汗率领部族老小33000多户、169000多人，驱赶驼队、羊群毅然决然地踏上东归之路。途中他们冲破沙俄军队、哥萨克骑兵和草原游牧民族的围追堵截，克服令人难以想像的艰难险阻，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在战争、饥饿、严寒、酷暑、疾病的摧残折磨下，约有10万人倒在路上。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6月，土尔扈特部众终于踏上自己的国土伊犁，结束了长达8个月的万里长征，这时只剩下不足7万人。“千里裹粮，士有饥色，况兵行万里乎”。他们风尘满面，形容枯槁，衣不蔽体，鞋靴全无。
优恤赈济妥善安置
清对土尔扈特摆脱异族异教统治的悲壮爱国行动十分重视，迅速而妥善地做出安置。刚至伊犁，朝廷及时发放了临时救济米、茶，口给以食，人授之衣，分地安居。“用以柔怀远人，俾毋致失所”。拨出官银20万两，紧急动员了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及内蒙等地各族人民以大量的物资供给土尔扈特部。采购羊皮袄51000多套，布61000多匹、棉花59000斤、毛毡帐篷400多具。出屯庾米麦41000多石，拨给官茶2万多封，使皆安居得所。为计之长久，休养生息，扶助土尔扈特人民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乾隆旨令，划拨土地、发放种子，从各地牧群中挑选有繁育能力的牛羊26.5万头让他们放牧饲养，连续8年免除赋税。直到1871年，国家百年未征土尔扈特部兵丁。
同时，对渥巴锡等首领隆重接见封爵赏赐。朝廷特派六百里加急驰递乾隆皇帝敕书，晓谕渥巴锡等首领：“闻厄鲁特（土尔扈特）等，受朕重恩，带领妻子远来投顺，甚属可悯。理宜急加抚绥，遣大头人来京入觐，但念尔均未出痘（天花），京城暑热，甚不相宜。避暑山庄凉爽，如九月中旬可到彼处，即带领前来。否则俟明年临幸时，再来入觐，朕务与策凌、车凌乌巴什（前归附的杜尔伯特部首领）一例施恩。”接旨后，渥巴锡等贵族首领即刻动身前往承德觐见乾隆皇帝。九月初八行至木兰围场伊绵峪与正在行围打猎的乾隆皇帝会见。乾隆举行盛大宴会款待渥巴锡一行，用蒙古语问询回归经过，对土尔扈特人民表示极大的关切，命随围观猎3天，并邀渥巴锡一行随驾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参加普陀宗乘之庙落成庆典，渥巴锡呈献明永乐八年汉篆玉印一颗，以示归附诚意。土尔扈特部的二号首领、渥巴锡的堂侄策伯克多尔济向皇上敬献一匹异域骏马表示愿效犬马之劳。
清根据土尔扈特部各首领原有地位的高低，对朝廷效忠的程度以及东归过程中的功劳大小和归来后所剩属民的多少，分封爵位，予以赏赐。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举行了隆重的接见仪式，并颁布了封赏谕旨，封渥巴锡为卓里克图汗（意为英武勇敢的汗），其余分别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各等公，并赏黄马褂、黄辔头等。另根据他们的爵位等级，赐给相应的顶戴冠服。多次赐宴避暑山庄，观灯焰，看火戏，并邀渥巴锡一行参加了由章嘉国师主持的普陀宗乘之庙落成典礼盛大法会。
由于清朝的妥善安置，土尔扈特人民非常满意，从而进一步密切了清朝统治集团同厄鲁特蒙古人民的关系，加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土尔扈特人民仍被安置在故居准噶尔盆地一带，后来，他们为维护边疆各民族团结，发展当地畜牧业生产作出了贡献。1775年渥巴锡因病去世，临终遗言：“安分度日，勤奋耕田，繁衍牲畜，勿生事端，致盼致祷”。其维护民族团结统一明心可鉴。特别是近代以来，当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境地时，新疆各族人民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与侵略者和分裂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协同清军消灭了阿古柏反动势力，挫败了沙俄侵略者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土尔扈特部的子子孙孙都站在反侵略斗争的前线，建立了不朽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