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歌
石一歌前 身是“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复课教材编写组（《鲁迅传》编写小组）”，于1972年按照周恩来大学文科复课的指示在上海成立，隶属于上海写作组。小组工作地 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十号楼，组长是华东师大（当时已并为上海师大）的教师陈孝全，副组长是复旦大学的教师吴欢章，主要成员还有原上海京剧院的高义龙、工农兵学员夏志明、邓琴芳，共五人。其他成员还有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周献明、林琴书，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一纲，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江巨荣、上海戏剧学院青年教师余秋雨，以及当时师大二附中的语文教师孙光萱。 编写组编出的主要教材是《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鲁迅散文诗歌选》，署名为“复旦大学、上海师大教材编写组”。1973年2月，这个教材编写组 的工农兵学员，还编写过一本给少年儿童读的《鲁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是非教材类，署名“石一歌”。“石一歌”是“十一个”成员的谐音。
1973年底前，吴欢章、余秋雨等都离开了小组，小组人数减少，仅剩陈孝全、孙光萱、夏志明、江巨荣等四人。1974年，小组搬出复旦大学校舍，迁 移到巨鹿路上海作家协会所在地，後来补充了吴立昌、刘崇义、曾文渊等三人。由于离开了大学，也不再从事教材编写工作，小组正式更名为“石一歌”。搬迁后的 “石一歌”是思想左倾的文学传记编写团体，但是没有留下任何重要作品；并不是什么政治组织，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接到过外界的直接政治指令，属于上海写作组 的“外围”。参与过这个小组前后所有人中，除了余秋雨在十几年后升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之后更凭借散文创作成为国际知名的作家外，其他人始终默默无闻。
“石一歌”和余秋雨
中国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是原教材编写组成立时的成员之一。有传闻说1972年时26岁的余秋雨是其中年纪最轻的成员；但是由于小组内有四名工农兵大学 生，这种说法不可靠。据“石一歌”活跃成员孙光萱说，余秋雨曾建议将“石一歌”改为“石一戈”，未被该组组长陈孝全采纳[1]。1973年2月署名“石一 歌”的《鲁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主要是给少年儿童看的读物。余秋雨自述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石一歌”这个署名，而这本书的作者是小组内 的几个工农兵大学生。
1973年5月14日，余秋雨离开编写组。孙光萱认为他被调到康平路141号上海写作组本部，负责联系“石一歌”；但是余秋雨自述是被疑患肝炎前 后，居住在康平路183号三楼，同一栋楼内还有其他复旦大学的教师，其后借病离开了上海到浙江奉化隐居读书。在上海写作组系统的清查档案里，存有1975 年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到1976年10月“四人帮” 倒台期间，即文革后期政治问题最严重的时期内，上海写作组系统的全部会议记录，包括中央文件传达会、大批判动员会、选题策划会、务虚会四类，共有271次 会议，不同的参加人员共计有467人，但是其中没有余秋雨的名字。[3]1973年11月，余秋雨曾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与 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但署名不是“石一歌”或者任何其它组织团体，而是“秋雨”。
1976年10月中旬，正逢“四人帮”倒台，但是为顾及国际影响，被疑有政治问题的上海写作组主要领导朱永嘉仍 然被命令按与日本先前的约定进行了友好访问。9月刚刚从奉化返回上海的余秋雨被指示以“石一歌成员”名义参加访问日本代表团，据余秋雨自述是同时担任监视 团长朱永嘉的任务，并拟定朱永嘉发言稿。朱永嘉访问归来，在飞机场即被带走隔离审查，他回忆自己并不知道余秋雨当时有监视他的任务，并且他计划余秋雨随团 出访是在“四人帮”倒台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余秋雨的散文集在国内外华人中广为流传之后，出现了指称余秋雨为“文革余孽”，要求余秋雨忏悔的声音。2000年4月孙 光萱在《文学报》1134期上发表《正视历史轻装前进——读〈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自称正式揭发余秋雨的过去。2004年8月，余秋雨在半自传形式的 《借我一生》一书中，否认自己为“石一歌”成员。在《借我一生》中被化名“金牙齿”的孙光萱认为，余秋雨在书中避重就轻，回避事实。
此后余秋雨曾“出于幽默”，在全国媒体提出悬赏，如果有人能找出出自他手并署名“石一歌”的任何一篇、一段、一行或者一句文字，他情愿支付全年年薪并在全国媒体公开道歉，结果在持续了一年多的公开“悬赏”期间内并无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