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生

王奇生，湖南湘乡人，1963年11月6日生，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本科、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博士），1988年7月至1993年6月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任职，1993年7月至1997年10月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任讲师、副教授，兼副所长。1997年11月至1999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1999年底博士后出站后留近代史所工作，晋升为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

主要研究成果专著有：

1、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独著

2、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独著

3、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独著

4、中外教育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合著，副主编

《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副题是“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其命题包括：

命题之一：“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国共两党原来都是师法的苏共模式，但前者师承组织形式，排斥意识形态，结果只学到半套功夫，是“弱势独裁政党”，所以与全盘俄化的中共对局，自然败北。

命题之二：党政双重衙门的成本。由帝治到党治、由王朝体制向党国体制的嬗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变局”，党政两套体制双轨并行，其结果意味着组织成本扩大一倍，机构高度膨胀，掣肘急剧增加，加之基层的党部运作呈虚拟状态，党政互不统属，最终削弱了党治的基础。

命题之三：国民党究竟代表谁？二十年代，国民党改组派头目陈公博挑起一场激烈争论，焦点是国民党代表谁的利益？一派主张代表一切被压迫的“革命民众”，一派则认为代表全民，后者代表了党内主流意见。然而这种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政党都不可能真正代表超阶级的全民利益，其结果是两不讨好。

王奇生的《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是《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的第七卷，在吸收近年来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该书对一些长久以来认为是“已成定论”甚至被认为是“常识性”的问题，加以进一步深入探讨，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可以说是一部有独到创见的研究性专著。

书中指出：1924－1927年间的国共之间，是一种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的关系。因为相互合作，两党力量在短短的4年间都得到迅猛发展，国民革命的洪流由珠江流域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又因为相互竞争，两党一直或明或暗有所斗争，直至最终武力相向。两党均“以俄为师”，其组织形态和政治文化具有许多相通和相似之处。1920年代国共两党的党员构成和社会基础，其实并无太大差异。两党党员大致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其主体均是五四知识青年。书中还指出：1924－1927年间国共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实际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1925年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与此同时，大批国民党青年转入共产党。国共关系发生了深刻改变，亦即由初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到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者渐少，而国民党青年转入中共者日多。另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日趋“包办”，以及中共组织严密与国民党组织散漫的强烈反差，使国民党人感到共产党大有“反客为主”的态势，担心国民党“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容国”的危机意识，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