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塨
李塨（1659～1733）中国清初哲学家。字刚主，号恕谷。直隶（今河北）蠡县人。他21岁时拜颜元为师，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曾中举人，60岁时被选授通州学政，但未及三月便母老告归辞官返乡，归乡后乃修学舍，讲学其中，著述终老。平时居家行医、讲学、著述。著有《四书传注》、《周易传注》等。认为理在事中，“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在知行关系上，认为知先于行。在政治思想上，赞同颜元提出的复井田、复学校主张，但不同意复封建说。
李塨一生以张大颜学为己任，但又不死守师说。他学习刻苦，兴趣广泛，曾向刘见田学过数学，向张函白学过琴，向赵锡之、郭金城学过骑射，向王余佑学过兵法，向彭能学过书法，由此可见李恭是个文武全才。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以后，李塨又数次前往江浙，向毛奇龄等江南考据大师学习训诂考据。李塨遍注群经，转入考据，使颜李学派的学说更为精致，影响延及江南。但是，这在相当程度上已改变了颜元学说的原貌。对此，著名学者钱穆作了精当的概括：“颜元之学，得李恭而大，亦至李恭而变。”
由于兼收并蓄，李塨一生著述丰富，撰有《小学稽业》、《大学辩业》、《圣经学规传》、《论学》、《学礼录》、《学乐录》、《学射录》、《田赋考辩》、《周易传注》、《论语传注》、《李恭后集》等，书共四十八中，学术成就大大超过颜元。
李塨的父亲明性，学行很高。颜元曾说：“生平严事者六人，明性居其一。”，李塨也听从父命随颜元学习，兵役法扬颜学为己任。平时颜元足不出户，从不轻易结交朋友，而且特别讨厌当时的一些权贵。而李塨则常来往京师，广交当时的名人学士，如万季野、阎百诗、胡朏明、方灵皋辈，都有往还。在当时万季野盛名远扬，每次开讲会，都会座无虚席。有一次在绍宁会馆会讲，李塨也在坐，当大家邀请万季野讲一讲“郊社之礼”时，万季野说，不要急着讲什么‘郊社’，大家先来请听听李先生讲真正的圣学吧。由此可见李塨对圣学的理解在当时已经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了。当时王昆绳才气很高不可一世，但与李塨成了朋友，并且受他的感动，以五十六岁老名士的身份，亲自拜颜元为师。程绵庄、恽皋闻，也都是因为李恭才知道有颜元，最后都成为颜元学派下最有力的人物。由此也可以看出颜李学派虽由颜元创始，但实质上是由李塨才得以成长。虽然李塨在颜元门下，但两者有些观点也是有出入的。颜元平时对待别人和对待自己一样的严格；而李塨觉得，交朋友应该对别人亲切一点，这样才能收罗人才。颜元对读书是绝对的排斥，而李塨则懂得礼乐射御书数等，他认为有许多地方非考证讲究不可，所以书本上学问也不是都没有用的，这都是他对于师门补偏救弊的地方。然而学术的根本所在，李塨与颜元没有出入。
颜元和李塨的学派在当时被称为“颜李学派”。该学派以反对宋明理学空谈性命，讲求经世致用，改良封建制度为宗旨。他主张“理在气中”的唯物论认识论，批判程朱派的唯心主义理气观，注重实际知识，认为“纸上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反对训诂考证，但又有复古、禁欲与经验主义的倾向。曾与黄宗羲弟子、史学家万斯同交往。
李塨曾说过：“莱阳沈迅上封事，曰‘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蜂起，大命遂倾。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吾每读其语，未尝不为之惭且痛。”这话真是沉痛极了。我们中国文化之邦在家里“嚼笔吮毫”，研习礼乐文章，不谙文化的外夷们早就在那秣马厉兵，蠢蠢欲动了。到最后，直落得个“大命遂倾”，只有将“二帝三王相传”之大好河山，拱手让于“不文”之民。
颜元也说过：“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这和李塨所说的：“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都是一个意思。但我认为，颜李所说的“开卷有害”，并不是认为所有的书都不好，颜李是中国古人，颜李读的当然都是中国古书，所以颜李认为应该不读中国的一些古书。其实颜李只是认为“开卷过多有害”，应该知行平衡。
颜李学派以“以义为利”的义利观作为其德育观的理论基础，在批判宋明理学空谈性道德，鄙弃实事实功之风的基础上，提出了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圣贤观，主张不是从个人道德完善而是从济世救民的实际功业完成方面来论圣贤；在人才培养方面，要求学者既要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 社会责任感，又必须具有济世救民的真正本领，而对 后者尤为重视，认为德性知识在济世救民的实际才能活动中才能真正体现。颜李学派德育观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是对宋明理学德育思想的否定。
对人才的要求总是与一定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的。明朝灭亡、清兵入主、天下残破的惨痛事实，促使颜李学派思想家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刻的反思。他们痛定思痛，醒悟到了宋明理学学风的空疏无用，人才的柔弱无能，并且认为这正是导致亡国之祸的重要原因，变革与启蒙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当时这些进步的思想家适应时代要求，从各个方面对作为官方哲学的宋明理学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在义利观上，颜李学派也冲破了宋明理学樊篱，提出了“以义为利”的义利关系说，从而为其功利主义的德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颜李认为义利并不对立，在正谊、明道的前提下，必须谋利计功，求义中之利。颜元还以种田、捕鱼为例说明人们进行生产活动，是必须讲求功利和收益的：“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
颜李学派的这种思想是一种积极的符合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就是对于我们当今社会也是适用的。拼是我们也常说有付出才有回报。其实无论我们做什么事都会希望有回报，哪怕是义务工作或是无偿奉献不也是希望能帮助社会更好的发展或是让有困难的人渡过难关，就算是一句谢谢或是一个微笑着也是一种回报呀。
颜李学派的理想人才是圣贤。“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圣贤，这是他们的人才理想，也是他们提出的品德修养和教育的目标。颜李学派鼓励人们立志用功，学作圣人。“学者，学作圣人也”、“人须知圣人是我做得，不能作圣，不敢作圣，皆无志也。”不敢想不敢做的人都是无志的人。我们现在的教育也是鼓励每个人都能发挥所长，
圣贤是儒家的传统范畴，是儒家最高的理想人才。颜李学派沿用了儒家的这一范畴，但是其内涵却已发生了变化。儒家传统的圣贤多指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状态，偏重于内心道德修养方面的内容，而并没有包含对事功的要求，即所谓的“内圣”。而颜李学派的圣贤范畴则可以说是社会本位的，着重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方面、从实际功利的完成方面来要求和衡量，既有个人品德修养方面的内容，又有事功的要求，而对于事功则尤为注重。因此，颜李学派把“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实际功业以及“有真才真器”，有“致君泽 民”的能力作为人才的标准，所提出的是不同于传统儒家的功利主义的圣贤观。以个人品德的好坏并不能觉得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一味的空谈心性道德，而不去办一些实事，那一定会形成一种崇高空疏、鄙弃实事实功的社会风气。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念所造就的必然只能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种现象在现在也是存在的。一些官员平时只是做一些表面功夫，大唱高调，却没有什么实际行动，而等到问题出现后，便会使出一招——“引咎辞职”，在表现出十二万分的委屈，来博得老百姓的同情，然后再继续他的高谈阔论。
颜李学派还阐述了作圣的具体要求。首先，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勇往直前、变革现实的勇气。明清之际的历史动荡，使颜李学派已经预感到了重大的社会转机正在孕育发展。他们认为，当时社会正处于“文盛之极必衰”的转机关头。这种转机存在着两种前途：或者“返文于实”，使“乾坤蒙其福”；或者“返文于野”，使“吾儒于斯民沦胥以亡”。为了使社会转变朝着利于生民百姓的方向发展，颜李学派倡导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留意世事、关心民瘼，要求学者“常以大人自命”，以天下为己任，担荷圣道，扭转乾坤。
颜李学派呼唤真学真圣。他们的圣贤是能够“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具实学有实用的人才。他们对于作圣贤的具体要求，包括了一般意义上的德、才两个方面，只不过颜李学派是把有“才”作为“德”的具体体现和重要方面来要求并且把二者统一起来作为其理想人才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来谈的。而对于实际才能与事功则尤为重视。这一传统儒家专从个人心性修养、品德完善方面来要求的观点，无疑是有根本区别的，具有功利主义性质。
综上所述，颜李学派的德育观以“以义为利”的义利观为理论基础，其具体内容和要求都体现出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可以说，颜李学派的德育观是功利主义的德育观。虽然由于时代和阶段的局限，颜李学派的德育观仍然未能完全超越封建教育的范围，所使用的也往往是“利济苍生”、“担荷圣道”等传统范畴，但是，颜李学派的功利主义德育观是对宋明理学超功利主义德育观的根本否定，它反映了理学教育的衰颓，是中国德育思想走向近代的先声。在崇尚空疏、鄙弃事功的“文盛之极”的时代，其历史意义尤其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