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鸣岐
毕鸣岐(1902——1971)，利津县毕家咀村人。先后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是著名的爱国民族资本家。
毕鸣岐的父亲毕克俊生有六男三女，毕鸣岐是男中行五。毕克俊早年以种地谋生，因利津北部土地碱薄，十年九不收，全家难以糊口，不得不在农闲时为盐商推盐，赚取微薄工钱以补生活之不足。毕鸣岐的兄长大都是幼时失学。毕克俊自少酷爱医道，后来自学成才，在当地行医为业，并开设一个小药铺，全家才得以温饱。
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山东成为德国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他们在济南、青岛、济宁等地广设教堂，创办学校，以宣传和灌输西方文化。天主教堂的神甫，深入农村宣传教义，并招收一些学生进教会学校读书。
1921年，正在私塾读书的毕鸣岐，经神甫介绍进入济南天主教会的德育师范学校。1923年又经神甫推荐转入济宁中西中学。中西中学也是天主教会办的。校章规定，凡在这里就读的学生，均须领洗入教，毕鸣岐当然也不例外。
毕鸣岐自幼聪颖，学习勤奋，成绩优良，德语优列前茅。这为他后来从事外贸生意创造了条件。他在中西中学毕业后，曾在济宁任过小学教员。不久，经人介绍进入济南德国商人的德孚洋行当职员。1925年到沈阳挪威洋行任翻译。1926年到北京德孚洋行任文书。翌年，他重返沈阳，先后在福康公司和德商礼和洋行任翻译，不久，他被挪威商凯利洋行聘为华经理，开始了他的买办生涯。
1928年，他又到哈尔滨任德商福茂洋行华经理。福茂洋行以经营大小五金为主。时值奉系军阀在沈阳兴办军工厂，成为福茂洋行一大主顾；同时该行又以德产机器和五金供给松花江造船厂和东北地区铁路局，因之福茂洋行业务兴隆，毕鸣岐的声誉也随着该行的利润上升而得到提高和巩固。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入我国东北各省。东北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日寇的统治下，欧洲外商受到了打击，他在的福茂洋行也受到影响，业务萧条，直至不能经营，遂辞去福茂洋行华经理职。出于爱国思想的支配，他参加了一些抗日活动，受到日本特务的注意。于是他秘密回到了济南。
1932年经人介绍，毕鸣岐应聘于张家口德商德华洋行任华经理。德华洋行以经营农牧产品为主。从蒙古等地收购驼绒、羊毛、皮张；然后再从南方购进茶砖、丝绸等。多与蒙古和苏联进行贸易。此间他曾利用汽车运输之便，掩护过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进入苏联。
当时，察哈尔一带是由爱国将领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管辖。在冯部下有位叫石敬亭的军人，是毕鸣岐的同乡好友。经石的介绍，他认识了冯玉祥，并受到冯玉祥将军的器重，被委任为少将军衔咨议。
1934年，长城内外军事趋紧，进出口贸易日感困难，他辞去了德华洋行华经理职务，出任上海德商孔士洋行买办。不久，又转任天津孔士洋行华经理。孔士洋行经营大小五金、化工原料，并代销美孚石油公司的润滑油和机器油等。孔士洋行机构庞大，上海、汉口、广州、天津、宁波等地都有分支机构，总行设在哈尔滨。由于他的广泛交际和经营有术，天津孔士洋行生意兴盛，获利甚丰。他不但享有高薪，同时还分享2％——5％的销货回扣。使他获得巨额收益。此外，他自己还囤积油料物资，并将囤积的油料制成化妆品投向市场。这种大桶买小瓶卖的生意，又使他获得了空前的厚利。自此，无论是业务经验，还是资金来源，都为他自办企业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1945年日本投降后，赖于日本帝国主义庇护的孔士洋行宣告倒闭。该行存货全部由他收购。于1946年他独资创办了华生生贸易行。华生生贸易行的经营方式和品类范围，基本上与孔土洋行雷同，并沿袭了孔士洋行的国外业务渠道。为做到业务上的连续性，经与美商联系，继续为美孚石油公司华北总代理。他还大胆雇用了原孔士洋行的外籍副经理和两名外籍高级职员。不久，中国成为美国商品的倾销市场，民族资本经济受到打击，华生生贸易行的业务受到冲击。他果断地运用自己的优势，转而经营出口土特产品，然后再换回工业原料。与此同时，他又创办了土特产品加工厂，从事核桃仁，红小豆、肠衣、猪鬃等加工业务。由于他的独特经营和善于管理，获得了很高的利润。伴之而来的是他在工商界的声誉和地位的提高。
1948年，他被同业选为天津市进出口同业公会理事长；同年4月又当选为天津市商会会长。
当解放战争迫近平津的时候，有些资本家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畏惧共产党，举资出走香港、台湾和国外。他也在犹豫难断之中，时值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幼时的同学王华庭找到了他，阐明了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政策，从而解除了他的顾虑，坚定了等待解放的信心。同时，他为了王华庭的安全，将王留在自己家里居住，并为王在其经营的华生生贸易行里谋了一个合法的职员身份，以作掩护。其间，他还劝说一些工商界朋友留下不走，迎接解放。解放以后，他又曾动员过已去香港的工商界朋友返回大陆。
临近天津解放时，他曾以天津市商会会长的身份，协同工商界名流李烛尘等一行五人，亲赴战斗前沿杨柳青见守军司令陈长捷，谋求和平解放天津，虽未成功，但也足见他的精神。
全国解放以后，他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努力改造自己，在工商界中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
在发展民族工商业方面，为发挥私营进出口业的作用，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他倡议进出口业组织起来，走联合经营的道路。这对搞活外贸和为后来公私合营按业务组建进出口公司，奠定了初步基础。
他看到国民经济发展的趋势，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果断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投资。自1949年到1950年，他先后投资创办了新民化工厂、新大电锯厂，新中砖瓦厂、建业砖瓦厂，新成造纸厂。其中新民化工厂是在美国对我国进行封锁，我国印染工业面临着染料奇缺的情况下建立的。该厂生产的坚固硫化蓝，直接湖蓝5B、直接棕G、酸青莲等产品，不仅解决了当时染整工业的急需，而且填补了我国染料工业的空白。特别令其高兴的是，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时，赠给缅甸政府20吨直接棕G染料，就是新民化工厂生产的。这使他本人及其全厂职工感到光荣。他为了不断扩大企业再生产，从未在新民化工厂提取历年分给他的红利。
此外，他还和工商界一些代表人士共同倡导集资兴办了示范机器厂和投资公司。前者为天津机器工业向制造精密机床方向发展开创了道路，后者为天津工业投资提供了便利条件。
他在积极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抗美援朝期间，他参加了以贺龙同志为团长的华北人民赴朝慰问团，去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且他被指定担任慰问团的副总团长。归来后，他积极向工商界传达和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光辉事迹和国际主义的崇高精神。
1952年，天津市政府举办华北地区物资交流会，他积极参加筹备，并广泛动员私营厂商参加。他还多次作为华北地区和天津市的贸易代表团团长或副团长，率领私商先后参加过在上海、广州和西北区举办的物资交流会，为当时沟通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物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他积极捐献和认购公债，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率先捐献飞机一架。在五十年代认购公债时，他本人及其所经营的企业，累计认购达20多万元。在工商界中起到了带头作用。
1954年10月，他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申请将其独资经营的新民化工厂实行公私合营。该厂当时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生产硫化蓝染料的专业厂，业务情况良好。它是天津市私营企业中第一批实行公私合营的单位。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他是起了带头作用的。
他热心社会公益，乐善好施。解放以前他曾捐助过他的母校——济宁中西中学；解放后，他捐资山东省同乡会医院，使之扩建为红十字医院；推动进出口同业捐资创建天津市实验小学；将座落在天津常德道的一所房产捐献给社会开办幼儿园；他生前准备为儿童福利基金会捐资，因十年浩劫未得实现，粉碎“四人帮”以后，由其夫人张秀如捐款六万元，为他完成了夙愿。
他性格直爽，生活俭朴，烟酒不沾，孝敬长辈，友爱兄妹，关心和培养晚辈的成长。广交朋友，重信义，用人不问亲疏，唯才是用。这些好的作风，也是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一个方面。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时，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他被错划为右派。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他又受到“四人帮”的迫害，于1971年5月15日含冤逝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于1978年对他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予以更正，恢复名誉，落实了各项政策。同年，有关方面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由天津市副市长李中垣主祭，由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王光英致悼词。并把他的骨灰移放到天津市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