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dith Schlar
茱迪•史珂拉(Judith Schlar,?-1992)
茱迪•史珂拉曾是美国最受敬重的政治理论家之一。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史可拉是一位政治理论家，不如说她是一位哲学家，准确地说，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她在哈佛大学的政府管理学院有着三十五年的不凡表现，教育了几代学生，甚至一些同事。作为十一本书及无数篇论文的作者，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体评论家。明晰的表达、率直的的评论及惊人的心理洞见使她平淡而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对抽象的系统化及分析严格的伪装持反对意见的她，在使其论文成为政治反思与道德批判的中介上，追随了她最喜爱的思想家—蒙田与孟德斯鸠。
茱迪•史珂拉属于欧洲犹太移民一代，在一个倒行逆施的世界面前，她将抹不去的怀疑的痕迹带入她的政治思想当中。然而，她在记录她熟悉的世界的毁灭及她的童年的结束时却毫不痛苦。这种痛苦的缺乏，以及她对沉湎于概括“启蒙运动的终结”，“公共领域的衰落”，或者“政治的消亡”的拒绝，使她与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及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大为不同，后两者都是德裔犹太移民哲学家，长她20岁。尽管在一个说德语的家庭长大，史珂拉却不是一位“德裔犹太”哲学家。她好怀疑及拘谨的性格，使她与诸如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和乔治•康拉德（Gyorgy Konrad）的东欧讽刺家站在了同一条道路上。
贯穿她的作品始终，史珂拉使用了许多术语来描述这种远见，譬如“骨干(barebones)自由主义”与“永远的少数派的自由主义”；在她的最值得纪念的一篇文章中，她创造了词语“恐惧的自由主义”。对这种远见的最早陈述包含在1964年出版的《守法主义—法、道德和政治审判》之中。纽伦堡审判与冷战的余温未退，史珂拉将自己置于与西方民主自由政治的过于自得相对立的位置。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政治本质的意识形态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她在文稿中写道：“……我的贡献，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捍卫社会多样性。这种立场反映了一种‘骨干自由主义’，即去除了进步理论，也去除了经济学的所有具体计划，唯独信奉宽容乃是首要的美德,坚信不仅要容忍,而且要珍视和鼓励观点和习惯的多样性” 。
为什么史珂拉抵制基于更广泛的人类本性、历史及社会的学说呢？她从卢梭和康德的自由主义的自治传统中区分出洛克的自然权力的自由主义，并且这两者都是起源于自我完善的自由主义，以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为代表。与汉娜•阿伦特相同而又区别于尼奥•斯特劳斯的是，她认为，现代科学与技术中的发展使得诉诸于自然被人们理解为一种现实，这种现实不受人类的干预与支配，被人所塑造和神化。但是她同样怀疑人类本性的理性主义观点，也怀疑康德的自由主义看来似乎预先假定的历史的目的论的观点。这是出于何故呢？作为人类心理学的一位非常亲切、细致以及敏锐观察者，史珂拉在她的所有工作中都在思考人类感情与动机的差异、不确定、不透明以及坚韧。她是一位敏锐的道德心理学家，这使得她成为了一位非理性主义者，但又不是反理性主义者。
她提出的骨干自由主义是与她的这种信仰相连的：我们首先必须正视“残忍”。当然，残忍是一个极其单薄的概念，还不足以描述20世纪的恐怖；在表现大部分日常生活特征的众多小的过错与恶行面前，这看起来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但是，通过认定残忍是自由主义必须避免的主要的恶，也就是至恶（summum malum），史珂拉是在唤起人们注意相伴而生的恐惧、堕落以及羞辱意识，这些意识最终会使得自由主义政策无法实施。“平庸的恶”（她于1984年通过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品的名称）需要被我们识别出来，它的力量也要被我们削除，因为“对于人类完全性（perfectibility）来说，自由主义的民主更像是一处生存处方，而不是一种方案。”
史珂拉在《平庸的恶》（Ordinary Vices）中对残忍、伪善、势利、背叛以及厌世投入了特别的关注，这本书在1964年的《守法主义—法、道德和政治审判》（Legalism—Law，Morals，and Political Trials）出版20年后得以出版。她还在政治思想史方面写了三部作品：1966年编辑《政治理论与意识形态》（Political Theory and Ideology）；1969年出版了研究卢梭的社会理论书籍，名为，《人和公民：卢梭的社会理论的研究》（A Study of Rousseau's Social Theory）；还有1976年出版的《自由与独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政治思想研究》（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Ideas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Mind）。
人们普遍同意，史珂拉在1989年写作“恐惧的自由主义”的过程当中找到了恰当的词语来总结她的独特的观点。在1996年出版的，名为《没有幻觉的自由主义—论史珂拉之自由主义理论及政治远见文集》（Liberalism Without Illusions. Essays on Liber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al Vision of Judith Shklar）的纪念文集当中，她的同事们赞扬并质疑了这一观点。用她前哈佛大学的同事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话说，“消极政治”充分吗？
很多人认为，在史珂拉生命的最后十年，她公开表达的意见以及她的政治远见变得更加强劲有力了。尽管史珂拉一生都回避政治运动，她最终还是乐意在美国学术界稍微自由点地谈论她的女性地位。随着更多的年青女性进入这个职业，并且随着哈佛大学的政府部门雇用其第一批高级女性职员，史珂拉才准备质疑在政府部门作了没有任期的兼职讲师将近15年的荒谬。直到1971年，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才结束这种局面，并且称她为约翰•柯尔斯教授（John Cowles Professor of Goverment）。1984年荣获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Fellowship grant），这一奖项确认了她在学术界的地位。几年之后，也就是1990年，她当选为美国政治科学协会首任女主席。
她的就职演讲就是在那种场合发表的，“拯救美国政治理论”（ Redeeming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这一力作提出，在约翰•洛克的影响下，美国政治思想已经长期的被人们无理地忽视和包摄（subsume）。史珂拉从一开始就发现美国有三种政治科学。“杰斐逊（Jefferson）的政治科学是思辨与生理的。麦迪逊（Madison）的是设定与历史的，而汉密尔顿（Hamilton）的是经验与行为的” 。但是从最初伊始，这种政治科学就被这个国家从事的双重实验所破坏：一个存在于民主中，另一个存在于暴政中。史珂拉不仅认为黑人奴隶制的存在被织入美国南部生活的结构当中，而且视其为美国的“原罪”，这一原罪是人们永远都想要设法逃脱的，即使人们道德上反对它。美国政治思想的伟大被它出生的悲剧所标识，并且可能被激活。
在《平庸的恶》之后的又一部重大的的作品《非正义的多重面孔》（The faces of Injustices）中（1990年出版），史珂拉提出了“消极不正义”的概念。消极不正义是由共和国公民支持正义，以及支持那些“日常生活的民主、在平等的习惯中、以及公民之间普通义务的相关”的非正式关系的失败引起的。克服消极不正义要求公民满怀公共正义、法治、平等权保护的意识。对于自由主义的实现来说，充满警戒的公民及有着深厚的公正意识的官员都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史珂拉写道：“自由主义偏执地（monogamously）、忠诚地以及永久地与民主结合了”。尽管她还补充说这是“一种便利的结合，”逐渐地，她对消极不正义的深切的道德厌恶使这一点越发清晰：要想成功，自由主义就会需要民主的参与美德、共同善的关注以及持续的公共警戒。以她之所见，苦难与不正义的起源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减轻它们的可能性；让人无法原谅的是能够有所为时却不为。要是我们不听从受害者的呼声，那么我们都卷入了“消极不正义”。
这种对正义的关注贯穿在史珂拉的最后一部作品当中，这一作品在她去世的前一年，即1991年出版了，是以她在康涅狄格大学的讲座为基础创作的，发表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在《美国公民权-寻求接纳》（American Citizenship—The Quest for Inclusion）中，史珂拉发展了这样一个论点：美国建立在民主与暴政双重实验之上。她集中在美国公民权概念的广阔，及其从共和国中排除黑人、妇女以及其他劣势群体的同样残忍的形式上。然而，通过强调工作与有报酬的雇用的意义对于公民的“身分”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她在这些思想上添加了特征性地独创的转向。与从亚里士多德到卡尔•马克思以及汉娜•阿伦特所认为的相反，她认为工薪阶层不是拿工资的奴隶。没有人比早期美国共和的独立的劳动公民、以及所有其他群体，譬如妇女，更能意识到这种存在的差别，在迈向解放的过程中，付酬劳动对这些人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她去世后，她的同事收集整理了她的许多论文，汇编成两本论文集，一本名为《拯救美国政治思想》（Redeeming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另一本名为《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Political Thought and Political Thinkers），并于1998年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