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传
《吐蕃传》是研究唐代吐蕃史及唐蕃关系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弄清它们的基本特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其价值，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料来研究历史，且在文献学上给它们一个恰当的位置。
《旧唐书》共200卷，后晋刘日句等修撰。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六月，修成奏上。前人对《旧唐书》颇多微辞，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6《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说《旧唐书》：代宗以前，多抄实录、国史原文，武宗会昌（841-846年）以后，则杂取朝报、吏牍，补缀成之，详略不均，缺乏体例。也正是基于对《旧唐书》的诸多不满，宋祁、欧阳修等才另撰新史，此即《新唐书》。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旧唐书》撰者们所能看到的资料，后人愈来愈难觅得，而《旧唐书》的照录原文的特点，反到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史料，人们又重新看到了《旧唐书》的价值。
“吐蕃传”在《旧唐书》卷196，文分上下篇，约2．75万字。文中先述吐蕃族源，次述制度，再述物产、衣食居住与风俗，最后，也最主要的是讲述唐蕃关系史，涉及通婚、通使、问聘、战争、会盟、划界等方方面面。
文章一开头即言：“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开门见山，陈明吐蕃的居地方位和族源。同时也向人们表明了两个重要史实：其一，后晋时的人们并不明了吐蕃的族源，征之唐人杜佑《通典》卷190边防六所谓“吐蕃在吐谷浑西南，不知有国之所由。”更知唐人也不明了吐蕃之族源。其二，本书作者虽明言吐蕃位于汉代西羌之地，却和《通典》作者一样，倾向于支持“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一说。下文还进一步说明赞同该说的具体理由。
在史实叙述中，《旧唐书》大量转录原始文献，如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正月的制诰，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吐蕃大臣名悉猎所奉表，开元十八年（730年）正字于休烈的上疏，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唐蕃清水会盟碑文，贞元三年（787年）诏敕和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唐蕃会盟盟文，合计2400字。作为一部史书，不加裁剪地罗列诏敕表疏，实在不能说是它的优点，但是，从保存资料，尤其是吐蕃使臣上表，以及唐蕃盟文来看，还是十分可贵的。现在可以说它是一个长处。
《旧唐书·吐蕃传》对某些史实的表述，有优于《新唐书·吐蕃传》的地方，如记述唐高宗时吐蕃遣使请求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引进唐朝先进技术这一重要事件即是其例。《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是：“又请蚕种、酒人与碾等诸工，诏许。”《旧唐书》则谓：“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纸、墨之匠，并许匠。”后者即涉及到极其重要的造纸术传入青藏高原地区，乃至传入南亚的问题，却被《新唐书·吐蕃传》给省略了。又如有关贞元三年（787年）唐蕃关系史记事，显然《旧唐书·吐蕃传》详于《新唐书·吐蕃传》，为人们提供了更为丰富和具体的史实内容。
此外，对于某些史实细节，《旧唐书·吐蕃传》与《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并不一致，可以成为人们进一步弄清史实真相的重要依据，如长庆元年参加唐蕃会盟的官员的名单，以及他们的官衔，两书记载有异，且与唐蕃会盟碑石文（参见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有所不同，可以相互对勘，考证史实。
但是，《旧唐书·吐蕃传》相对于《新唐书·吐蕃传》来说，事少文繁，多有取舍不精的地方，在文字的表达方面，也颇多疵漏，如记松赞干布（即弄赞）率兵20余万顿于松州西境，遣使贡金帛，云来迎公主，又谓其属曰：“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即很不恰当。与之不同，同一段话，《新唐书·吐蕃传》谓：“公主不至，我且深入。”就显得较为得体。一“深入”，一“入寇”，所差者也许并不仅仅是这两个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新唐书》共225卷。宋仁宗不满《唐书》（即《旧唐书》）行文，下令设立书局，抽调文人学士，重撰唐史，由宋祁、欧阳修主其事，历时17年，于嘉礻右五年（1060年）编完。《进新修唐书表》称新书，“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实非虚誉之辞。
“吐蕃传”在《新唐书》卷216，文分上下篇，约2．1万字。与《旧唐书·吐蕃传》一样，该书讲述了吐蕃的族源、居地、风俗、制度、物产，以及吐蕃的发展、鼎盛与衰落，尤重唐蕃交往史，是研究唐代吐蕃史的基本史料。
与《旧唐书·吐蕃传》相比，它有一些特点，如文中增补了吐蕃赞普世系、官职名称等，这都是利用第一手材料，也即藏文文献的山豆石山豆石结果，对于吐蕃制度史的研究，价值很大。该书作者还提出了自己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最突出者如族源问题，与《旧唐书·吐蕃传》倾向于吐蕃来自拓跋鲜卑说不同，《新唐书·吐蕃传》主张吐蕃源于西羌说。在材料取舍上，省去了诏旨表疏等原始文献资料，增补了许多重要史事及材料。
就“其事则增于前”而言，《新唐书·吐蕃传》文首有关吐蕃族源、赞普世系，以及衣食、风俗和典章制度等方面，以及文末许多重大史事即是例证。前者以藏文史料补充了吐蕃大相、内大相、整事大相三大系统、九大尚论的职官系统；吐蕃章饰制度；金银锡铜等宝藏；“其举兵，以七寸金箭为契。百里一驿，有急兵，驿人臆（膊）前加银鹘，甚急，鹘益多。”的驿传制度；“饮酒不得及乱，妇人无及政。”的风俗习惯；吐蕃先王名字世系传承等等。后者则增补了刘元鼎出使吐蕃行记；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和落门川讨击使尚恐热等人的个人传记资料，以及他们在河湟与河西地区的混战状况；吐蕃奴部浑末人的活动情况；唐朝凤翔、泾原、灵武等节度使收复失地，尤其是张议潮收复瓜、沙等十一州来归的史实。从时间上说，《旧唐书·吐蕃传》记事止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94年），而且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以后记事，十分简略。《新唐书·吐蕃传》记事则止于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年），多出24年，而且记事内容远较前者丰富。
就“其文则省于旧”而言，《新唐书·吐蕃传》除删去约2400字的诏敕表疏之外，在行文上力求简洁明了，有胜于《旧唐书·吐蕃传》者。对于某些重要史事的发生，也能增补必要的理由，如有关松赞干布率军进攻松州失利退兵一事，旧书只言“（牛）进达先锋自松州夜袭其营，斩千余级。弄赞大惧，引兵而退，遣使谢罪，因复请婚，太宗许之。”而新书不仅记述了上述史事之外，同时也指出：“初东寇也，连岁不解，其大臣请返国，不听，自杀者八人。至是弄赞始惧，引而去，以使者来谢罪，因请婚，许之。”较前者更丰满、更充分。但是如我们上文所说，新书的某些省略，也存在缺失。因此，研究唐代吐蕃史，新旧两唐书“吐蕃传”不能偏废，而应参校阅读。若进一步与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古藏文）资料对勘研读，收获当更为丰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