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兹堡演说
《盖兹堡演说》（英文：Gettysburg Address）是亚伯拉罕·林肯最著名的演说，也是美国历史上为人引用最多之政治性演说。在1863年11月19日，正值美国内战中盖兹堡战役结束后四个半月，林肯在宾夕法尼亚州盖兹堡的盖兹堡国家公墓（Gettysburg National Cemetery）揭幕式中发表是次演说，哀悼在长达5个半月的盖兹堡之役中阵亡的将士。林肯的演讲于当天第二顺位发表，修辞细腻周密，其后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之一。以不足三百字的字数，两到三分钟的时间，林肯诉诸独立宣言所支持的凡人生而平等之原则，并重新定义这场内战，不止是为联邦存续而奋斗，而是“自由之新生”，将真平等带给全体公民。
以因袭的词句“八十七年前”发端，林肯论及美国独立革命，称许盖兹堡这场揭幕式为一契机，不止题献一块墓地，更能尊崇殊死奋斗以确保“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当免于凋零”者。
出乎意料的是，尽管这场演说名垂青史，声震寰宇，其确切之措辞却颇受争议。五份已知的演说稿，与当时新闻报导中的誊抄本，于若干细节上彼此互异。
历史背景
主条目：南北战争
盖兹堡之役中的联邦军阵亡者，提摩西·欧苏利文（Timothy O'Sullivan）摄，1863年1月5日－1月6日盖兹堡之役（1863年1月1日至3日），彻底改变了盖兹堡这个小镇。战场上，联邦波多马克军团与联盟国北维吉尼亚军团双方留下超过七千具的战士遗骸、数以千具战马尸骨，庄严有序地埋葬死者成为当地数千居民的首要之务。尸体腐烂的恶臭在战事结束后一周内，使许多小镇居民剧烈作呕。终于，在32岁富有检查官大卫·威尔斯（David Wills）的指示下，宾夕法尼亚州购下17英亩（69,000平方公尺）的土地作为墓园之用，以为这些葬送于烈日沙场的英灵善后。
威尔斯最初计划于1863年9月23日星期三题献这座墓园，并邀请时任国务卿的爱德华·艾佛瑞特、多名联邦参众议员、麻萨诸塞州州长、以及哈佛大学校长作为主讲人。艾佛瑞特时为全国最知名的演说家，声名远播。他回复威尔斯及治丧委员会，因时间仓促，无从备妥合适的演说，要求将日期延后。经委员会同意，揭幕式顺延至11月19日星期四。
威尔斯及治丧委员会几乎是事后才想起邀请林肯参与揭幕式。威尔斯的信中写道，‘敢请屈驾，于演说之后，以全国行政首长之尊，赐以适切之短评，使此土此地因蒙官式对待，得添神圣庄严。’[1]林肯于演说顺序中排名第二，类似于现今邀请贵宾于开幕式剪彩的传统。[1]
林肯搭乘火车于11月18日到达盖兹堡，当夜作客于威尔斯位于盖兹堡市镇广场的住宅中，并为其于华盛顿写就的演说稿作最后的润色。[2]与市井传说不同的是，林肯既未在火车上准备讲词，也未写就于信封背面。[3]11月19日早晨9:30，林肯于骑着一匹枣栗色马，加入排成一长列的达官显要、市井小民、与战士遗孀中出场，位置在国务卿威廉·席瓦德与财政部长沙蒙·蔡斯之间。[4][5]
据估计，约有一万五千至两万人参与仪式，入席者包括当时廿四个联邦州中的六位州长：宾夕法尼州的安德鲁·葛瑞格·柯丁（Andrew Gregg Curtin）、马里兰州的奥古斯都·布莱德福（Augustus Bradford）、印地安那州的奥利佛·摩顿（Oliver P. Morton）、纽约州的候拉提欧·西摩尔（Horatio Seymour）、纽泽西州的乔·帕克（Joel Parker）、以及俄亥俄州的大卫·陶德（David Tod）。[6]确切之出场序仍有争议。[7]将掩埋在战场内各墓穴的尸体掘出重葬于墓园的工作，于战役结束后数月内即开始进行，至揭幕日仅完成不到一半。[8]
仪式进行与艾佛瑞特的‘盖兹堡演说’
爱德华·艾佛瑞特于林肯的短评之前发表长达两小时的演说。当日安排由威尔斯与治丧委员会所安排之仪式进行表如下：
音乐 — 伯格菲尔德乐队（Birgfield's Band）
祷告 — 牧师史塔克顿博士（T.H. Stockton, D.D）
音乐 — 海军陆战队乐队（Marine Band）
演说 — 爱德华·艾佛瑞特阁下（Hon. Edward Everett）
音乐 — 由法兰西阁下作曲之赞美诗（Hymn composed by B.B. French, Esq）
致词 —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挽歌 — 由为此场合精选合唱团演唱
祝福式 — 牧师鲍尔博士（H.L. Baugher, D.D.）[1]
当日视之为“盖兹堡演说”者并非林肯总统的简短致词，而是艾佛瑞特长达两小时的演讲。艾佛瑞特这场今已罕闻之13,609字演讲其开头为：
‘立此晴空下，眺及四野，静谧自已逝年代之劳苦，伟大之阿尔根尼山脉耸立，隐朝我等，以及脚下诸同志安息之处；以我卑微之声破上天动人之岑寂，实感踌躇。然则奉各位之召，其责无可辞卸—其以尔之悲悯，应我祈求。
在两小时后，以此作结：
‘然我坚信，其将同我等齐声传颂，共禀烈士之骸：遍探已开化之世间，凡传颂此役赫赫功勋之处，下及信史之尽头，于我等共享之国，煌煌之史中，再无他页较盖兹堡一役更为灿烂。’
林肯的盖兹堡演说
在听众的好评后，林肯以他尖细的肯塔基腔发言二至三分钟。林肯的“适切之短评”以十句话272个字简述这场内战，重提国家在这场艰苦战争中的作用，以及对此观念的影响：不分联邦军或邦联军，盖兹堡阵亡将士的牺牲无一白费。
尽管这场演说名垂青史，当今学者对其真正措词意见不一；当时据实誊录的新闻报导，甚至林肯本人的数份手抄副本中，其措词、标点、与结构皆互有歧异。在众多版本中，“毕利斯本”（Bliss Copy）已成标准本。这是唯一一份林肯署名的版本，也是所知经其撰写的最终版本：（以下为此本之中英对照）
八十又七年前吾辈先祖于这大陆上，肇建一个新的国度，乃孕育于自由，且致力于凡人皆生而平等此信念。
〔另译〕：在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国父们在这块土地上创建一个新的国家，乃基于对自由的坚信，并致力于所有男人皆生而平等的信念。〔注：father在此应避免有血缘的联想。在当时的人，尤其是在政治上，没有男女平等的观念，men指的是男人，而且没有说出来的还是白种男人而已。为求忠实，不应将其视为人类的通称。）
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当下吾等被卷入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是否此国度，或任何肇基于和奉献于斯者，可永垂不朽。吾等现相逢于此战中一处浩大战场。而吾等将奉献此战场之部分，作为这群交付彼者生命让那国度勉能生存的人们最后安息之处。此乃全然妥切且适当而为吾人应行之举。
Now we are engaged in a great civil war, testing whether that nation, or any nation so conceived and so dedicated, can long endure. We are met on a great battle field of that war. We have come to dedicate a portion of that field, as a final resting place for those who here gave their lives that this nation might live. It is altogether fitting and proper that we should do this.
但，于更大意义之上，吾等无法致力、无法奉上、无法成就此土之圣。这群勇者，无论生死，曾于斯奋战到底，早已使其神圣，而远超过吾人卑微之力所能增减。这世间不曾丝毫留意，也不长久记得吾等于斯所言，但永不忘怀彼人于此所为。吾等生者，理应当然，献身于此辈鞠躬尽瘁之未完大业。吾等在此责无旁贷献身于眼前之伟大使命：自光荣的亡者之处吾人肩起其终极之奉献—吾等在此答应亡者之死当非徒然—此国度，于神佑之下，当享有自由之新生—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当免于凋零。
But, in a larger sense, we can not dedicate—we can not consecrate—we can not hallow—this ground. The brave men, living and dead, who struggled here, have consecrated it, far above our poor power to add or detract. The world will little note, nor long remember what we say here, but it can never forget what they did here. It is for us the living, rather, to be dedicated here to the unfinished work which they who fought here have thus far so nobly advanced. It is rather for us to be here dedicated to the great task remaining before us — that from these honored dead we take increased devotion to that cause for which they gave the last full measure of devotion — that we here highly res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ied in vain — 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五份不同的手稿
五份已知的盖兹堡演说手抄本，各以自林肯之手承接之相关人士命名。林肯给他的私人秘书约翰·尼柯莱（John Nicolay）与约翰·黑伊（John Hay）每人各一份。两份皆在其11月19日演说日左右写就，而其他三份演说稿本，艾佛瑞特本(Everett)、班克劳福本（Bancroft）、与毕利斯本（Bliss），为林肯为慈善目的于11月19日后自撰。由于林肯对毕利斯本下标题并署名及记下日期，该本成为大多数林肯盖兹堡演说的复写再制品之来源。
两份最早的草稿互有关连，然两者之存在与起源有若干的混淆与矛盾之处。尼柯莱与黑伊二人，由林肯之子罗伯特·陶德·林肯（Robert Todd Lincoln）于1874年指派为林肯文件的保管人。[3]尼柯莱本于1894年出现在约翰·尼柯莱的文章之副本中；据猜测，其于尼柯莱在1901年去逝后，混杂在其女海伦转交给黑伊的文件当中。罗伯特·林肯于1908年开始找寻原稿，海伦从而耗时数年追寻尼柯莱本未成。在给林肯的信中，海伦写道：“黑伊先生在文件转交后不久告诉我，令尊给了家父盖兹堡演说的原稿。”[3]林肯追寻的结果是在约翰·黑伊装订成册的论文本中发现一份盖兹堡演说手抄本—即今称‘黑伊稿本’（"Hay Draft"）者，其使用的纸张、每行字数、整篇的行数、以及林肯编校的手迹，皆不同于约翰·尼柯莱在1894年印行的版本。[3]八年后，1916年3月，符合伦·尼柯莱记忆与其父文章之今称‘尼柯莱本’者，据报存于约翰·黑伊的孙女爱丽丝·黑伊·瓦德史渥丝（Alice Hay Wadsworth）的所有物中。（引据之注解今已绝版）
尼柯莱本
尼柯莱本[11]据信为现存最早的副本，通称“首稿”（"first draft"）。学者们对于尼柯莱本是否即林肯于11月19日发表盖兹堡演说时所诵读者意见不一。1894年，身为林肯文件保管者的尼柯莱，于一篇包含此本之摹写的文章中写道，林肯将以白宫文具写就之讲稿前半携至盖兹堡，并于11月19日发表演说前以铅笔在横格纸写下讲稿之次页。[12]两张纸上仍明显可见的相称折痕，显示其或为目击者所称林肯自其外套口袋掏出并于典礼中诵读者。有些人认为其讲辞业已丢失，因尼柯莱本的若干词句与林肯当时演讲的抄本不符。例如说，“凭借神佑”一句，不见于“此一国度，（凭借神佑），定享自由之新生”这一段。若说尼柯莱本就是当时所诵读者，那么不是当时的誊录不确，便是林肯于讲稿中数处悖于其写定的文辞。这份盖兹堡演说的副本据推测在约翰·尼柯莱于1901年去逝之前始终为其所有，后传交于其挚友兼同事约翰·黑伊；其后消失于众数年，复于1916年三月寻获。尼柯莱本现于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中之美国珍品展（American Treasures exhibition）中永久陈列。[13]
黑伊本
于1906年首次发布于众后，普立兹奖得主盖瑞·威尔斯（Garry Wills）称黑伊本[14]为“在林肯的五份副本中最令人难以索解。”当中有数处增减，显示其经仓促抄写；经检阅后，多处之删削为全句基本含义之关键，非仅林肯可用以强化或明晰其语义之简单字词。此副本，时称“次稿”（"second draft"），若非于演讲日一早写就，即是林肯于回到华盛顿不久之后完成。相信演讲日写就者指出，当中有若干词句不见于首稿，但出现在对这场演说的新闻报导与林肯其后撰写的各副本中。他们断定，依国会图书馆所收藏，随附于首稿与次稿两者原件的注解之声明，这份次稿有可能为林肯发表演讲时手中所持者。[15]林肯最后把这份副本给了他另一位个人秘书，约翰·黑伊；其后裔于1916年将这份次稿连同尼柯莱本捐赠给国会图书管。
艾佛瑞特本
艾佛瑞特本[16]，又称艾佛瑞特—奇易斯本，于1864年初由林肯总统应爱德华·艾佛瑞特之请而致赠。艾佛瑞特收集各人在盖兹堡的演说稿，装订成册，于纽约的美国卫生部展览场中为伤兵义卖。林肯所致赠的手稿后成为第三份署名的副本，现为位于伊利诺州春田市的伊利诺州立历史文物馆馆藏。目前陈列于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图书博物馆（Abraham Lincol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的珍品艺廊（Treasures Gallery）中。
班克劳福本
盖兹堡演说的班克劳福本[17]由林肯总统于1864年四月应乔治·班克劳福之请写就。身为当时最知名的历史学家，班克劳福计划将这份副本纳入《我国之肇建者身后真迹》（Autograph Leaves of Our Country's Authors），并于巴尔地摩的海陆军卫生展览场中拍卖。由于这第四个副本写于纸张的两面，故不适合于此目的。班克劳福先生获允保留下来。这是唯一一份随附林肯寄送手稿所用之原有信封，并有林肯手书地址及免费邮递字样者。这份副本留在班克劳福家族手中数年，后捐赠予康乃尔大学中的卡尔克劳区图书馆（Carl A. Kroch Library）。[16]这是五份副本中唯一私有收藏者。[18]
毕利斯本
在发现其第四份手迹成为乔治·班克劳福收纳的《身后真迹》后，林肯总统写下第五稿。毕利斯本[19]为林肯唯一署名之副本，曾一度为亚历山大·毕利斯上校家族所有；他是班克劳福的继子与《身后真迹》发行人。这是林肯所写的最后一份手稿，由于其外观经小心保存，也由于林肯于此副本下标题并署名及记下日期，它成为这场演讲的标准版本。毕利斯本成为大多数林肯盖兹堡演说的复写再制品之源头。原稿今藏于白宫的林肯室，为前古巴驻美大使奥斯卡·辛塔斯（Oscar B. Cintas）致赠的礼物。[16]辛塔斯为富有的文物艺品收藏家，他于1949年在一场拍卖会中以五万四千美元买下毕利斯本，就公开拍卖的文件而言，其为史上最高价位。[20]
盖瑞·威尔斯（Garry Wills）在1993年的普立兹得奖作品《林肯在盖兹堡：再造美国的字句》中论断，毕利斯本“文体在一个极重要的方面上，较他本可取：林肯自‘其为之尽献（于此）’中删除了于此”，也就是此本之第七个“于此”。”威尔斯评论道，林肯“持续的改进，显示他注重内文之完美甚于保存‘原稿’（当然这是可理解的）。”
当时的原始资料与回应
另一份当时讲稿的原始资料为联合新闻（Associated Press）的有线服务（wire service）广播，转誊自记者约瑟夫·吉尔伯特（Joseph L. Gilbert）的速计笔记；同样在一些小地方与草稿的本文有异。[21][22]
对于林肯当时的表现，现场目击者的报导同样也是各色观点兼具。1931年，时年87岁的莎拉·库克·麦尔斯夫人（Mrs. Sarah A. Cooke Myers），曾在19岁时参与揭幕式，她表示林肯演说后现场庄重肃静：“我当时很靠近总统，听完全部演讲，但好像太短了。然后是一阵令人印象深刻的静默，类似于我们的Menallen教友团契。他讲完后并没有掌声。”[23]据历史学家谢尔白·富特（Shelby Foote）所言，在林肯发表完演说后，掌声迟疑、零乱、且“敷衍了事”。[24]相对之下，宾夕法尼亚州长柯丁直言：“他以全场清晰可闻的声音宣讲那场演说，在场群众因总统站在面前而陷入寂静…‘太令人钦佩了！’是各人一致的评论。好一场演讲，正如他们所说的一样！”[25]
林肯后来收到艾佛瑞特于次日写出的信，颂扬总统简明扼要而具说服力的演讲，他写道：“若我能满意于自己在两小时内趋近盛典的主要构想，一如阁下于两分钟内道破者，我当十分庆幸。”林肯当时庆幸这场演讲并非“彻底失败”。
其他对这场演说的公众反应因党派之见而壁垒分明。芝加哥日报（Chicago Sun-Times）次日报导：“这位被有头脑的外国人指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者，语调无聊、呆板、又蹩脚。各位美国人若以这种语调朗读，必感面红耳赤。”
林肯本人，随着时间推移，也修订了自己对“我这场小演说”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