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嵬兵变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在范阳发动叛乱。由于事先没有防备，安禄山的军队势如破竹，很快便打到了潼关。唐玄宗见势不妙，仓皇闻讯与杨贵妃、杨国忠、太子李亨及少数近臣在龙武将军陈玄礼护送下西逃。逃至长安西北的马嵬驿(今兴平市马嵬镇)时，疲惫饥饿的士兵把宰相杨国忠斩杀，又逼玄宗赐死杨贵妃。而杨贵妃的两位姐妹，韩国夫人和虢国夫人也被乱兵所杀。马嵬兵变，是唐代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事件。它标志着唐玄宗统治的结束和唐肃宗统治的开始，在唐代政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不用说，一提起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这一段谁都知道，讲的也就是马嵬之变。
1、马嵬兵变主谋之谜756年，安禄山大军西进，唐军守将哥舒翰虽组织了强有力的抵抗，但最后还是失败，叛军直逼都城长安。玄宗见势不妙，连夜带着杨贵妃姐妹和皇子皇孙们奔蜀，禁军将领陈玄礼、宦官高力士和宰相杨国忠护卫在左右，大家乱作一团，急急地朝蜀中逃命。途经马嵬驿时，饥饿疲乏的禁军将士发动了一场军事动乱，他们要求玄宗处死杨国忠和杨贵妃兄妹两人，否则大家都不走了。玄宗在禁军们的逼迫下忍痛下令杀掉杨家兄妹，这一历史事件史称马嵬驿兵变。不过在关于谁是兵变幕后主谋的问题上，大家出现了分歧。那么到底是谁在煽动士兵们发动兵变?
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一场自发的士兵哗变。由于士兵们饥饿不堪，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组织指挥下，士兵们发动了这场群众性自发性的救亡运动，没有幕后主使者。这种说法显然流于现象，因为在封建专制时代，一个禁军将军是不可能发动这场兵变的，因为他既没有足够的权力和兵力来逼迫皇帝，也没有足够的政治地位有发动兵变的必要。
一些人认为，种种迹象表明，兵变是早有预谋的，是一场有计划、有指挥的军事行动。马嵬驿离长安城不过一百多里，走一天工夫就能到达，禁军不可能这样娇嫩，也不可能当时已饥饿到要发动兵变的地步。
有人提出，当时唐玄宗身边的宦官高力士是兵变的主谋。著名唐史专家黄永年先生认为高力士是唐玄宗时期的大权宦，对当时的政治有极大的影响。唐朝自长孙无忌、褚遂良被高宗贬死后，外朝宰相久未能参与内廷政权核心，其权力只限于一般日常政务。此时李林甫、杨国忠均欲染指于政权核心，自必引起高力士的妒恨。李林甫、安禄山等人都是由高力士推引而登上高位的。高力士在唐代首开宦官掌管中央政权的先例，“每四方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朝中官吏上呈的奏折都要先经过高力士，然后再上呈给皇帝，小事就由他直接决断了，这实际上已经是后来所谓的“内相”了。朝中有了内相，必然会与外相也就是宰相为了争夺权利而发生冲突，特别是遇上想弄权的外相，如李林甫、杨国忠之类，就一定会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双方的对立发展到使高力士在玄宗面前公开对李、杨进行攻击，要求玄宗表态，说明此前双方在私底下早有过多次斗争倾轧。因此，高力士有兵变的动机。而他又深得玄宗赏识，手握大权，也就有了谋划兵变的实力。
高力士和禁军的关系是怎样的?黄先生认为自开元十九年(731年)禁军首脑王毛仲、葛福顺等与高力士争宠不胜被贬逐后，禁军在另一长官陈玄礼统率下早投入高力士怀抱。因此马嵬驿事变就是高力士在天宝十三年(754年)攻击杨国忠未达到目的后，乘安禄山叛乱之机指使陈玄礼利用禁军所发动的一次清君侧行动。由于息扈从禁军全在高、陈掌握之下，肃宗还毫无实力可资凭借。对当时兵变的陈玄礼来说，他是不需要毫无实力可言的太子的支持，而且兵变发生后，陈玄礼与太子的另一位宦官李辅国之间更不存在特殊关系，故太子绝不可能是兵变的后台主谋人物。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兵变的幕后主谋是当时的太子李亨。他比高力士有更大的权力，也更有发动兵变的理由。发动兵变的主谋势必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他要与杨国忠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是说，他要有置杨国忠于死地的理由。这是发动兵变的动机，是最根本的前提条件。二是要有控制和调动禁军的能力，这是使预谋付诸行动的实力。高力士与李亨谁更具备这两个条件呢?
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条件。高力士与杨国忠的矛盾在玄宗后期并不十分突出，更没有到“内相”与“外相”相抗衡以至于不可调和的程度。高力士虽然拥有不小的权力，但并不具备操纵政局而与宰相抗衡的实力。他所做的只是上传下达以及辅佐玄宗处理一些细小政务之类的工作。他与杨国忠虽有矛盾，但还不至于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在史籍中，也没有两者刀剑相向的记载。
相对于高力士而言，太子李亨与杨国忠的矛盾则要尖锐得多。玄宗末年，皇位继承权的争夺成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焦点，李亨继位的过程是艰难的。唐玄宗在开元三年(715年)册封次子李瑛为皇太子，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李瑛被废为庶人，皇太子之位顿时悬空。当时的宰相李林甫等人极力主张立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为太子，但玄宗却立了忠王李亨。李林甫深知不佐太子的后果是可怕的，要消除这场灾难，只有将李亨拉下太子之位，拥立李瑁，因此他不断地阴谋推翻李亨。而此时，杨国忠为了谋求高位，依附李林甫，积极地参与其中，与李林甫一起想方设法欲制李亨于死地。后来杨国忠、李林甫为争夺权力失和，但在反对李亨为太子这一点上，杨国忠始终没有改变。李亨为了保卫自己的皇位继承权，只有消灭杨国忠一条路可以走。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想传位给李亨，杨国忠听闻此事后大惊。如果李亨即位，就意味着杨氏家族的败落，杨国忠也会性命不保。于是他赶紧通过杨贵妃“衔土请命”，终于使玄宗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必然引起太子愤怒，只有铲除杨国忠，李亨才能尽快即位称帝。潼关失守后，杨国忠建议玄宗移驾蜀地。蜀是杨国忠的势力范围，是他的发迹之处。如果李亨随之入蜀，不要说即位无望，就是性命也难保。在这种情况下，李亨怎么肯深入虎穴。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李亨只有除掉杨国忠。可见，李亨与杨国忠的矛盾一直十分突出尖锐，他比高力士更有理由欲置杨国忠于死地，他成为兵变主谋的可能性大大超过高力士。
其次，从控制禁军的能力来看，李亨也比高力士更具备这个条件。众所周知，在玄宗即位前朝廷便有规定，亲王、驸马不能掌管禁军。这条禁令在玄宗时期一直坚持实行并没有解除。但是，在玄宗仓皇出逃蜀地的时候，他却给了李亨的两个儿子建宁王、广平王指挥调动禁军的权力。由此可见，李亨完全有条件通过两个儿子调动部分禁军来发动兵变。因而，李亨成为兵变主谋的可能性远远超过高力士。
除以上两个条件，我们还可以从兵变以后的受益情况来比较。马嵬兵变是一次成功的政变，兵变后的最大受益者一定就是幕后主谋者。在兵变之后，高力士仍随唐玄宗到了蜀地，不仅没有获得任何实际的政治利益，反而处境艰难。而李亨自兵变后分兵北上，彻底摆脱了其父的控制，在灵武自立称帝。显然，他是马嵬兵变最大的获益者，兵变的幕后主使，自然非他莫属。
也有人赞同李亨是事件的主谋者，但对禁军将领陈玄礼的看法有所不同。一些人认为陈玄礼不是李亨的私党，而是玄宗的心腹侍从，很可能当时只是一个被迫的支持者。有人更进一步认为事变中玄宗幸免于难，主要是得益于陈玄礼的忠心护主。也有人认为陈玄礼是听命于李亨的。
一种观点认为，兵变的主谋是李亨身边的宦官李辅国。香港学者章群认为马嵬驿事变，实太子宦侍与河西将士共成之，其主要人物，则为李辅国与王思礼，但假陈玄礼之手来完成的。由于王思礼为王忠嗣的部将，因而一直想除掉杨国忠。陈玄礼是获得了太子许可后行事的。他的结论是:“观乎李辅国日后之跋扈，必有所恃，是虽告于太子，而辅国为谋主，但无思礼河西之兵，陈玄礼未必为同。”从这种观点推论，内地有学者认为事变是太子和李辅国共同策划和发动的。
不过也有很多人对李辅国的作用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参与兵变的除李亨外，还有建宁王倓、广平王俶、张良娣等，李辅国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夸大。
也有人指出，马嵬驿事变中夹杂着太子李亨与宰相杨国忠之间的尖锐矛盾，而且这一矛盾由来已久。太子是支持了陈玄礼发动兵变，也为自己消灭了最大的政敌，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但太子不是那股政治潮流的后台或支柱，参与谋划和主谋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兵变的前后过程中，也看不出陈玄礼与太子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丝毫不见太子具备控制与指使禁军的条件。事后陈玄礼也没有跟随李亨到灵武，却一直紧跟着唐玄宗。高力士是马嵬驿事变的支持者，他的确与杨国忠之间存在着矛盾，其性质是属于内廷宦官和外朝宰相的矛盾，但高力士是否让陈玄礼对杨国忠下手，单凭推论是不够的，很难令人信服。高力士确实具备控制与指挥禁军的条件，但没有史料可以证明高力士在暗中策动与指使陈玄礼搞兵变。
其实大可不必去寻找兵变的后台主谋。以六军将士为主体而发动的兵变，实质上是各种势力反对杨国忠的一场群众性运动，并不是个别人能够煽动起来的。陈玄礼曾经慷慨陈词:今天下崩离，皇帝出逃，国家蒙难，人民死亡，这一切难道不是杨国忠专权所造成的吗!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这种呼声，喊出了广大军士们的真诚愿望。兵变一结束，陈玄礼就向玄宗谢罪，说杨国忠“挠败国经，构兴祸乱，使黎元涂炭，乘舆播越，此而不诛，患难未已”。因此禁军发动兵变是为“社稷大计，请矫制之罪”。杜甫称赞事变中的陈玄礼说:“桓桓陈将军，仗铖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他赞美陈将军在兵变中的忠烈举动，肯定了事变的救亡性质与重大意义。如果他真是权力斗争中的工具，只是听命于后台人物的指使，杜甫说这话就实在是太迂了。
尽管兵变只有半天，很快以大家山呼“万岁”就结束了，但这件事本身的影响很大，它标志着唐玄宗统治时代的结束，唐肃宗新时代的开始。兵变的确至今仍是一个大谜，令人猜想不已。
2、杨贵妃生死之谜马嵬之变之所以有名，还在于杨贵妃的香消玉殒。
杨贵妃的美，众所周知，与其它三大美人不同的是，她是比较胖的，有一句话叫“燕瘦环肥”，说的就是杨玉环是个胖美人。唐代的审美比较别具一格，以胖为美，我们看唐代的壁画、雕塑，人物都是很丰满的，没有太瘦的。但唐朝真的不喜欢苗条一点的么？记得小时候看过一篇文章，说是唐玄宗下诏选女子进宫，其中有一条要求就是身材要苗条一些，忘了确切的用词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用的不是丰满，由此可见，唐朝不单是以胖为美，只要是美的，不管胖瘦都能接受，这也比较符合唐兼容并蓄的特点。所以，其它朝代的美女到了唐朝，也不会失业，照样可以很风光。
好了，闲话不多说。要唐玄宗杀杨贵妃，确实是一件残酷的事情。玄宗侧首站立的那会儿，柔肠寸断，苦不堪言。但玄宗与贵妃的爱情，真的像白居易的《长恨歌》写的那样，那么缠绵悱恻么？非也非也。“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他们生离死别的场面没有那么夸张，连个抱头痛哭都没有，而且杨贵妃死后，玄宗还大大方方的叫陈玄礼等人“入视之”，核对一下身份。这里似乎有问题，为什么还要核对身份呢？如果说是大臣信不过皇帝，认为皇帝会做假，那也实在有点大不敬。究竟，陈玄礼等人有没有这样去看过杨贵妃的遗体呢？如果有，他们看到的，是不是真的杨贵妃呢？再引申一下，杨贵妃有没有真的命丧马嵬？
首先，我觉得史官记载此事，从行文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主观倾向。这位史官没有与陈玄礼等人一个鼻孔撒气，否则就该把陈玄礼的行为再上升一个台阶，并且将这个人也抬高一下，但实际上陈玄礼甚至没有个人的独立传记，只是作为“附”才在《旧唐书》中出现一下。另一方面，一般来讲，都是为尊者讳，从玄宗这个角度来说是不该记下这件有损皇帝颜面的事的，从两唐书来看，也确实未曾记载，但到了司马光的时候，就与唐朝的皇帝无关了，可以大胆的直书其事。所以这样说来，这件事应该确是发生过的，不过就像史书中所写，是玄宗主动让陈玄礼去看，否则，陈玄礼等人也不好提出这个要求。考其心态，大概也是为了平息祸乱，否则只怕自身难保。但又有问题，那就是，既然两唐书没记此事，司马光又是依何而言呢？去查通鉴考异，这里没有相关记录，没说是取自哪里。从《唐国史补》这些唐代笔记来看，和两唐书所记大同小异，至于核对身份，未曾提到——麻烦了，莫非是司马光老人家自己杜撰出来的？不过我们一般情况下还是应该相信史家之笔的，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的史料绝对远远多于我们。像司马迁记下的商朝，由于现存史料匮乏，因此后来甚至有人怀疑究竟有没有那个远古的青铜时代。但安阳发现的甲骨文有些上面有类似“甲、乙、丙、丁”这样的天干，人们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太丁、太甲、中丁这样的字，这些正是商王的名字，由此印证了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
唐朝当然没有甲骨文这些东西来作印证了，能参考的也就是墓志铭这些东西。杨贵妃的墓虽然还在，但似乎并未有什么特别的石碑，有的也只是和史书上记载差不多。至于泰陵(就是玄宗的陵墓)里面，或许有这样的东西，但泰陵并未打开，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从我个人来讲，我宁可相信通鉴的记法。玄宗让陈玄礼等人去看杨贵妃的尸体，其实想想也是顺理成章的。马嵬驿不是皇宫，往日极听话的士兵们现在是在哗变，玄宗还有什么理由来耍他那皇帝派头？如果能耍，贵妃就不会死了，而且在玄宗第一次让士兵回去时，他们就该出去了，结果呢？结果就是，玄宗很清楚他无力挽回局面。因此，应将士们的要求杀了人，但只派个人去跟他们说“贵妃已死”显然并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只有让他们看到尸体，才有说服力。比如学校收学费(由于前两天刚去交钱，所以深有体会)，收完之后会给一张收据，表示已收了钱。虽然大不相同(交钱的学生像是被迫杀杨贵妃的玄宗，而学校则像是陈玄礼，不过出示证据角色换成了学校，如果类比一下的话，就像是陈玄礼拿出笔来写了张证明书：今确认杨贵妃已死)，但本质是一样的，都得有确凿的证据才行。
既然陈玄礼看到了杨贵妃的尸体，那么杨贵妃的生死之谜是否就这样解开了呢？也不尽然。我们都知道，缢死的人死相都不怎么好看，眼往上翻，然后还吐着舌头，我们俗称吊死鬼的这种东西往往都是这样一副形象。无独有偶，有一次看到一部外国电影中，绞死的人们也都是这样子。但也有不伸出舌头的，《洗冤集录》中有一段：“若勒喉上，即口闭，牙关紧，舌抵齿不出；若勒喉下，则口开，舌尖出齿门二分至三分。”其实我们自己拿手试着勒一下自己(放心，自己用手绝勒不死自己的，这已经经过我的同学亲身验证，不过她也只是好奇，可没什么想不开的)，如果放在位置偏喉的上部，舌头确实不好出来，如果放在下面，则有种想咳嗽的感觉，那舌头离出来就不远了。所以，可怜花容月貌的杨贵妃，死后相貌有没有这么惨，完全取决于高力士绳子勒的位置。但分析一下，若是人工拿绳索勒的话，位置多半应该靠下，或是靠中间，而上吊的人由于重力，位置应该多靠上才是——奇怪为什么吊死鬼的形象多是吐舌头的，不过我们不是研究上吊，还是回到杨贵妃这里来吧。绳索与喉的位置我们现在确定是在中间或者下面，在下面的话只怕贵妃死后的确是那样子了，若是在中间，则又取决于她是否有保持自己美好形象的毅力，如果坚持下来了，也有可能是不吐舌头的。但无论如何，人死后肯定都好看不了，杨玉环固然相貌可以羞花，却也无法摆脱自然规律，而且一来年龄也不小了，肯定已没有十几年前的动人，二来死前必然受到惊吓。所以，尸体的面貌若是这个样子，只怕并不好确认那就是杨贵妃，只要找一个也是非常美貌而且有些像杨贵妃的后宫中人(这也不难，只要有点像即可)，照样可以掉包。这么一想，玄宗大方的让陈玄礼来看尸体就显得有点可疑了。至于陈玄礼是否能认出那是不是真的杨贵妃，也很难说，就算有疑点也不敢提出，皇帝让他来看已经是相当的没面子了，难道还要再给玄宗脸上剥层皮么？
虽然玄宗确实有造假的可能，哪怕真能蒙混过关也行啊。但我真的不相信后人所说，杨贵妃是到了日本。此说如果要找证据的话，可以上溯到白居易，《长恨歌》中写“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这几句中提到的那座海上仙山，有人就怀疑是日本。其实白居易这首诗，很多地方都有诗人的想象成分，还有他刻意美化杨贵妃的地方，比如隐去她曾为寿王之妻，所以这样的诗歌并不能作为信史。法学上，一个证人只要说了一句谎话，那么他的其它证词也全部无效(因为无法判定他究竟说了多少谎话)，因此我们已知有了一处伪案的《长恨歌》，决不能拿来作杨贵妃到日本的文字证据。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它文字上的证据呢？不知道，至少在中国是没有了。日本的记法可能不同，但只怕牵强附会的成分较多。现在很多日本女子，坚定的宣称自己是杨贵妃的后人(奇怪，难道不从父系要从母系？)，这就更加牵强，同时也更加的不可信了。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编呢？其实日本对于唐朝是很崇拜的，若唐朝有一位十分美丽的皇妃到了他们那里，在他们来看当然是蓬筚生辉。而且白居易的诗在日本流传也很广，说不定他们就是看了《长恨歌》之后才产生的这种说法。其实杨贵妃也不是第一个到日本的人了(鉴真那样主动去的不算)，比如黑泽明名作《乱》中就提到妲己去了日本，而日本流传的百鬼夜行中，有些鬼神是来自于中国的《山海经》。有了这么多“前辈”，杨贵妃的出国也就不稀奇了(不过唐朝出国可没这么流行)。有人替杨贵妃把出国路线都找好了，说是她从周至的傥骆道出发的。这只能说是有了结果之后寻找出来的途径，譬如告诉你一加上一个数，结果是二，那么自然能找出另一个数是一；预定结果是杨贵妃没死，那么自然能找着一条逃生之路。总之，我不相信杨贵妃还活着的说法，要知道，被勒完之后再苏醒的可能性太低了，以至于真有人这么醒过来，全世界都会当作新闻，我就曾在报纸上看到某国一名囚犯，绞刑之后又醒过来，倒把执法人员吓的不轻。杨贵妃没有死，只是善良人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而且不排除这件事有“名人效应”。
好了，正题似乎说完了，那下面让我们休闲一下，讨论讨论李隆基与杨贵妃那千古流传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爱情。前面说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很可能没有这么轰轰烈烈。史家的笔记得比较无情，玄宗除了犹豫不忍之外，也没什么特别的表现，当然这也许是史家不愿多记这些儿女情长的东西，另一方面，历史上皇帝与后妃之间的爱情，本就没什么特别好看之处，少数几个或许还有流传价值。李、杨二人的爱情算是典型一例，所以唐有白居易歌长恨，元有白朴叹梧桐雨，清则有洪升咏长生殿，经过文人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美化升华，玄宗简直就是情圣一般。但一个基本的事实，真正的情圣，应是宁愿自己死，也不忍心让爱人去死的吧。玄宗说到底还是皇帝，而且是一位曾经很有为的皇帝，也是曾经发动过政变的皇帝，没有什么割舍不下，虽然心痛，但再让他选择一次，仍然是这样的结果。虽然没有达到这种高度，玄宗之宠杨贵妃，在历史上也属罕见了，虽然他曾次把杨贵妃遣送回家，但后来又接回到宫中，起作用的当然不仅是杨玉环的美貌，如果单是那样，当她三十多岁时就快人老珠黄了，玄宗本可以再找其它美貌女子，但是没有，无论怎么说，仅以最低标准来看，十几年的夫妻总也总会有些感情。
可怜“宛转蛾眉马前死”，杨贵妃传说是被缢死在一棵梨树之下。六月的梨树上面，或许结了一些小梨了，但相信谁也无心去注意树上，因为树下的人儿更像是“梨花一枝春带雨”，可叹却是“君王掩面救不得”……杨贵妃死时年龄是三十六岁，也有说是三十八岁，无论是哪个年龄，都还很年轻，很可惜。所以，自古红颜多薄命，看来说的一点也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