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佬话
背景来源于闽南话而又自成体系，主要流行于广东陆丰,与海丰的"学老话"既相近又相异.．福佬话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保留较多的古汉语词，二是与潮州话的词语基本相同；三是受官话（中州语音）的渗透而有差异性变化．传统的正字戏（又称正音戏）就是以中州官话作为唱念的．目前在陆丰的碣石镇、大安镇等地的一些村庄，还保留有官话的流传
鹤佬人
鹤佬人，又称「河洛人」、「福佬人」、「闽南人」、或「台湾人」等，是近四百年来由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移居来台之移民的后代，也是现在通称的「台湾四大族群」里面人数最多的一个族群。
鹤佬人，是近四百年来由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移居来台之移民的后代，主要分成漳州人和泉州人两大支。在移民初期，漳、泉之间时有械斗，现在则都自称为「本省人」、「福佬人」、或「台湾人，不再区分漳泉。在习惯上，Hō-ló自称为「台湾人」，客家精英往往认为这个语汇太具扩张性。一般的客家人则是将Hō-ló称之为「Ho̍k-ló-ngìn」，汉字偶而根据客语音写「学佬」或「学老人」。在过去，台湾官方喜欢用「闽南人」或「河洛人」来称呼这个族群，带有源自中国的弦外之音。本文追随施正锋(1997，99)的用法，将Ho-lo的汉字以较为中性的「鹤佬人」来表示，借其音而不计较其义。
以语言来说，各地的鹤佬人都说近似厦门话的鹤佬话，各地虽有些微的口音之别，但都可以沟通(王明珂 1994，254)。（这是因为厦门话同样是漳泉混合语。）鹤佬人是台湾人数最多的族群，根据黄宣范(1995，21)的看法，其占台湾总人口的比例达73.3%。
关于「Hō-ló」这个名词的说明
「鹤佬」这一个词汇，事实上是「Hō-ló」这个音的翻译字。关于这个音相对应的汉字是什么、是否有固有汉字，学界到现在还一直在争议当中。基本上，「Hō-ló」指的是一种语言的名称，也顺便指涉讲这种语言的人群。
连横将这个音翻译为「河洛」，并认为「Hō-ló」是「河洛」二字的讹音(见洪惟仁 1987，131)。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河洛」这个语汇也得到台湾官方的喜爱，因为这个字所影射的，是这个语言和这群人是从中原的「河洛地区」南迁而来的，比较符合国民党自认为是中国正统的心态。此外，国民党官方也喜欢将这个语言称之为「闽南语」、将这群人称之为「闽南人」，因为这样也有源自中国的弦外之意。然而，根据洪惟仁(1987，131)从语音学上的考证，他却不认为「Hō-ló」这个音等同于「河洛」（hô-lo̍k），因为「洛」字属于入声字 (lo̍k)，而「ló」则是上声.
相关报载台湾团结联盟提案要求将福佬话列入官方的第二语言，藉此消弭族群、省籍之间的人身隔阂，然而，如果是从更为广义的文化角度来看，那麼，福佬话是否该列入官方语言，还是充满多重性的解读意义。
首先，「文化」一词指涉的是一群兼具有相同生活方式的人所共同持有的一组价值思维、表达符号和行为模式，就此而言，「语言」当仅作为文化的组成要素之一，连带地，整个社会的稳定运作相当程度也是建基在涵括著各种语言在内的「文化」的建构、承继与传衍上。准此，从体系整合的结构功能观点来看，那麼，是否要将福佬话列入官方的第二语言，其真正的论述意涵还是要回到「文化」的基本界面上，也就是说，不论最後的结果为何，当前的要务应该是去检讨长久以来的语言政策、母语教学、以及思索如何从多元与包容的角度，采纳不同语言丰富的生命力，藉此增添「文化」的多样性。
其次，北京话作为官方的语言，除却政治符号上的意识形态探究以外，它同时也兼具著意义诠释、团体认同以及社会整合的重要功能，也就是说，它已经扩及而成为常民社会里俗民百姓的一种集体记忆和历史传承，以此观之，固然是在优势社群优势理念的强制扩散底下，致使得北京话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脉络里而成为一种的官方语言，但是，走过当代台湾社会变迁的岁月里，我们却也同时察觉到从官方钦定讲国语、不准说闽南话、成立客家委员会、将卲族列为第十族的原住民、以及这一次福佬话列入官方第二语言的提议案，这多少点明出来：「语言」本身作为一种政治意涵的文化资本以及它对於俗民百姓真实的构造意义，也就是说，「语言」除了是一种人为的、有结构、有意义的声音符号之外，应该还要扩及到传达沟通以及社会整合的真实意涵。
准此，与其彰显提议将福佬话作为第二官方语言的社会正当性，倒不是回过头来去检视北京话背後所承载的原罪和悲情，连带地，如果是从日常生活世界的人际与社会互动关系来看，那麼，对於福佬话抑或其它语言的学习，这也应该是一种需迫切需要的意义，而非仅是沦为法令以及行政规章的管理概念。
总之，对於福佬话是否要列入作为第二官方语言的解读，应当是要跳脱狭隘的政治性论述，而是直指如何在文化的继承与更新的论述基础上，让接棒的新生世代不致於在要去习惯另一种『新』的语言氛围的同时，亦同时斩断了对於传统的历史性知觉，毕竟，终极来看，在相同历史命脉的追索上，包括北京话、福佬话、客语、以及原住民语都同时兼具著传统以及现代的文化主体意义的建构意义，就此而言，文化政策的检讨与再思维这才是一项更为基进的社会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