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宓庆
刘宓庆，中国香港人，祖籍湖南新宁，生于1939年11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生院主修语言及语言教学理论。历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教授或客座教授，并在联合国组织机构任翻译。后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国立及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执教，2006年受聘于上海同济大学外语学院任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刘宓庆是国际上的知名学者。他的学术专著多达数百万言，其中包括《文体与翻译》、《英汉翻译技能指引》、《新编当代翻译理论》、《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翻译美学导论》、《翻译与语言哲学》、《文化翻译论纲》、《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口笔译理论研究》、《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及《刘宓庆翻译散论》等十一部。刘宓庆探讨了现当代译学几乎所有的理论问题，其中有些著作更是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的扛鼎之作。刘宓庆前期的学说建立在传统译论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后期的理论观以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导向，具有超前性，在国际上很受学术界的重视。可以说，他的翻译理论提高了我国的译论在世界上的地位，因为即便在翻译研究极发达的西方也几乎没有人构建出如此完整、如此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
刘宓庆的理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继承与发扬；开拓与创新。他非常珍视我国的传统译论，将其视为瑰宝。他在《当代翻译理论•前言》中指出：“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历史悠久，如果从最初的佛经译论（公元148年始）算起，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这期间，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译论家，他们的主张和论述，大抵出于自己的力行心得，因而言微旨奥，论断精深，予后世极深的影响，其中如玄奘（600—664）与严复（1853—1921）的翻译思想和对策性主张，至今仍有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历史意义。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是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视若珍宝，矢志于阐发和开拓性继承。”
刘宓庆认为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有伟大的历史功绩，它在指导我国翻译事业中起了巨大而深远的历史作用。但它也有自身的短处和局限性。对于传统译论的不足之处，刘宓庆在《新编当代翻译理论》中做了总结和归纳：
第一，传统译论在认识论上有问题，因而范畴研究十分薄弱，使翻译理论探讨带有明显的封闭性，千余年中甚少开拓。究其根由，受封闭性观念影响很深。翻译是一门综合性、跨学科性很强的科学和艺术，翻译学属于经验科学，如果不突破封闭性观念局限，使学科有一个科学定位，其发展研究势必备受束缚。因此我们首先要面对一个观念更新的问题：必须将翻译学视为一门开放性、综合性、跨学科性很强的科学和艺术，力求在这个新观念指导下，构筑翻译学的科学构架。
第二，传统翻译基本理论命题有限，对策性较弱。古典译论家中不乏精言宏论，但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基本理论体系。这一点，毋庸争议，当然是受历史局限的影响，特别是受语言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因此，要建立和发展翻译学，我们必须首先致力于现代翻译基本理论的研究，在扎实的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中国自己的基本理论模式，作为现代翻译学学科构架的主轴或基础。我们必须矢志于这一项“系统工程”的奠基及开拓工作，将中国的译论整合到世界现代译论之中。
第三，传统译论的研究方法必须革新。传统翻译理论在方法论上有以下薄弱点：首先，古典和
近代译论家通常囿于传统文艺评论特别是传统文艺美学的方法论影响，注重宏观描述，强调主体的迁移性“了悟”或“悟性”过程；而在微观剖析上对客体（译作及翻译过程）缺乏科学的、系统的形式论证方法。传统翻译理论在微观分析中缺乏系统科学的严密性，对许多价值概念都未确立系统科学的、始终一贯的范畴界说和符合现代逻辑学的定界分析，模糊性、印象性太强，内涵流变，难免见智见仁，而且往往流于空泛。由于缺乏科学的形式论证，因此，译论界常常陷于诠释性争论中；由于概念流变莫衷一是，论者、译者皆无所适从，致使议论缺乏对策性及理论应有的实践意义。
刘宓庆针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缺失，吸取了西方译论的长处，构建了一套新的理论框架，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翻译理论的职能和基本原则；翻译学的性质及学科架构；翻译理论的基本模式；翻译的意义理论和理解理论；翻译过程解析——语际转换的基本作用机制及译文操控理论（见《英汉翻译技能指引》，2006）；翻译思维；可译性理论探索；翻译（包括笔译和口译）的方法论理论探讨（见《口笔译理论研究》，2005）；翻译美学；翻译的风格论等等。
刘宓庆认为中国的翻译理论必须置于世界的大格局中求生存、谋发展，同时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为建立一个这样的翻译理论体系，他提出必须恪守以下几条原则作为自己的发展方略：
一、注重中国译论的文化战略考量。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翻译界的文化战略考量以民族忧患意识为特色，20世纪中期以后则以民族复兴意识为特色，中国翻译界大量翻译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欧洲先进思想的经典著作和以哈代、狄更斯为代表的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著作。这个近代中国翻译史上鼎盛的繁荣期饱含着久经酝酿的中华民族的复兴意识，这种强烈的民族复兴意识正是20世纪最后20多年中国译论发展的思想动力。民族文化复兴的使命是中国现代和当代翻译的开拓性创新研究的力量之源。
二、强调“重描写、重意义、重功能”的基本理论取向。所谓“重描写”就是重现象观察、重事实呈现；重个性、重差异；重规范的适应性分析和操作的可行性分析，避免开列限制性规则。从整体上说，描写性理论是翻译理论的最基本的特征。所谓“重意义”，指的是重整体上的语义内容，而不仅仅是个别词句的意义。这是一层意思，另一层意思是重交流中的意义，建立功能主义的动态的意义观，即强调翻译要把握词语使用中的意义，而不是静态的、与语境脱离的孤立状态中的词语意义。汉语重意念，倾向于将语法功能意念化，因此中国的译论必须重意义而不执着于形式。而所谓的“重功能”指的是“重代偿功能”，即注重以功能来弥补、补足可译性上的缺失。这里所说的“代偿”当然不止于上面所说的意义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翻译理论整体性建构的基本原则。理论的功能观指从功能的视角关注：（1）语言交流，即语言的实际使用；（2）语言发展，包括历时的变异和共时的变异，研究汉语的人文历史背景和发展沿革，并研究汉语的人文流通环境及语言接触；（3）语言的外部关系，包括语言与信息理论的关系、语言与认知科学的关系，以及语言与哲学、美学的关系，等等。
三、注重整体性整合研究。翻译学具有广泛的综合性、多维性，因此翻译学的理论体系构建要求一个学科矩阵为之提供理论思想和方法上的支持。对中国翻译学而言，语言学（语言哲学）、美学、认识科学、传播学、文化学都是这个学科矩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有“一盘棋”式的整体性整合研究才能使中国翻译学具有充分的科学性。
刘宓庆是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学者，强调中国人必须爱自己的祖国，爱祖国的文化。他在《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一书中写道：“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存在一个不灭的‘集体无意识’王国，一个擦不掉的文化胎记。……中国人从胎儿时期起血脉里就渗透着数以亿计的同胞代代相传的意志基因；从母体隆生以后又被放在一个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五千年历史文化时空坐标上。这是最根本的中国人的文化自我，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中那枝不谢的花。”（见“翻译十答”，《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
刘宓庆认为“文化自我”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观，而价值观又必然浸透在他（她）的思想感情中。价值观是一个系统，包括道德的、伦理的、宗教的、政治的、审美的，等等。它们的共性是“文化性”，因为一个人的个性总是在特定的人文环境中造就的。因此，“文化自我”决定一个人的文化价值观，这就与翻译、与翻译研究有了很密切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翻译学要不要有“中国特色”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价值观取向问题。中国人应该构建具有自己文化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西方先进的东西，应该学习和吸收，但中国的翻译理论必须以中国的文化为核心。
2006年，刘宓庆在《流派初探》（《中国外语》，2006年第六期）一文中总结了20世纪后20多年迄于今的中国翻译实务和理论研究的成绩，提出了中国功能主义翻译流派的概念。他论证说：
从历史发展沿革、理论支持和理论依据以及实务表现的特征和规模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宣布中国功能主义翻译流派的诞生及其积极作用，这个流派的基本主张和理论原则纲要如下：
第一， 坚持翻译的文化战略观，将翻译定位为兴邦振国和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不可或缺的战略武器；这不是口号而应该是我们的行为准则；
第二， 注重翻译基础研究和整体性整合研究，这是一个命题的两个方面，但以基础研究为第一位，以整体性整合研究为第二位，二者相济相融、相辅相成；
第三， 翻译基础研究中的主体是基础理论的发展研究，指汉外互译的意义理论、理解理论（文本理论）以及交流中的话语传播和表现理论等等；在翻译实务中强调“把握交流中的意义”；
第四， 注重汉外（不是外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树立“本位关照、外位参照”的原则，不能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
第五， 必须发展翻译美学，使翻译美学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的组成部分；以欣畅的汉语作为主体的行为风格特征；
第六， 中国翻译理论的对策论核心思想是“代偿”而不是“对应”。前者关注“以交流中的意义为核心”的语言功能的充分发挥，后者关注的则是语法形态（特别是句法结构）的两相（原语与译语）对应；
第七， 具有与时俱进的世界观、全局观，学习、借鉴外国实务和理论的优长，积极进行互动交流。
以上各点构成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的重要特色，也是中国功能主义学派的重要特色。这个学派前承上千年中国译论及国学之精粹，与时俱进，吸收了语言学及当代新兴科学之精华，以发展中国翻译学为己任，组成了一个成员以千计，以万计并遍及华夏的战斗方阵，以兴邦振国及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为奋斗目标，正在埋头苦干地工作。
刘宓庆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前景作了全面的设想和规划。他所强调的是全局性和整体性，把中国翻译理论的全部“家底”放在一个棋盘上布阵，运筹帷幄。当然，他的策略是经过缜密思考之后才提出来的，凝聚着他多年的心血，应该说是成熟的、实用的，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宓庆倾几十年之功研究翻译理论，并非看重于个人成就，而将中国译论整个装在胸中加以考虑，视中国译论的发展为民族复兴的标志之一。他做学问讲究质量，从不出“苟且”之作，所以他的每部著作都具有很强的科学性、逻辑性，在教学、研究等实务翻译理论的阐述上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他的研究为我国广大翻译理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模式及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