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经浩
张经浩，湖南长沙市人。1964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本科。先后任教于江西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1993年评定教授职称。1986 年出席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全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1997 – 1999年任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工作。
张经浩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和译作，主要包括：《简明英语语法》（专著，20万字，1978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初版）；《英语同义词解说》（专著，18.8万字，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初版）；《译论》（专著，24万字，1996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初版）；《名家名论名译》（编著，24.6万字，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初版）；《冰岛迷雾》（当代英国文学翻译，16.9万字，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初版）；《爱玛》（英国古典文学名著翻译，31万字，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初版）；《世界名作家小小说精华》（18.9万字 ，1990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初版）；《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美国名作家文学名著翻译，34.2万字，1993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初版）；《司各特短篇小说选》（英国名作家文学名著翻译，18.8万字，1994湖南文艺出版社年初版）；《傲慢与偏见》（英国名作家文学名著翻译，27.3万字，199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初版）；《马丁•伊登》（美国名作家文学名著翻译，29万字，1999年花城出版社初版）。发表的论文主要包括：《翻译不是科学》，1993年第3期《中国翻译》；《译近亿字不可能》，1995年11月11日《文汇读书周报》；《这种译法不可取》，1996年第2期《中国翻译》；《奈达怎样看待翻译与翻译理论》，1998年第4期《上海科技翻译》；《不可取的翻译》，1998年10月24日《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新华文摘》刊登该文摘要）；《重译〈爱玛〉有感》，1999年第3期《中国翻译》；《翻译学：一个未圆与难圆的梦》，1999年第10期《外语与外语教学》；《与奈达的一次翻译笔谈》，2000年第5期《中国翻译》；《再谈翻译学之梦》，2001年第2期《上海科技翻译》与同年第5期《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吗？》2003年《上海科技翻译》第1期；On “Art versus Science” and other dichotomies in Translation: A Correspondence between Zhang Jinghao and Peter Newmark， 2004年香港《翻译季刊》第31期；《从“哲学博士”谈起》， 2004年《外语与外语教学》第8期；《谈谈对奈达的所知和理解》， 2005年《外语与外语教学》第2期；《主次颠倒的翻译理论和翻译研究》，2006年《中国翻译》第5期；《从“麦琪”看翻译中语言和文化的排异性》，2007《上海翻译》第1期。
作为中国翻译界的重要人物，张经浩教授非常关心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他认为应该认真从事中国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而不应该盲目地崇洋，不应该否定国内的成就和夸大国外理论的作用。他提出理论水平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因此就轻视翻译实践。他针对国内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呼吁全社会关心中国的翻译事业。他在《谈谈翻译界的两个问题》一文中指出：
……翻译理论研究问题的产生当然有研究者本身的主观原因。例如，如前所说的浮躁，缺乏科学态度。又如，研究翻译却不看译本，只看翻译理论，特别是外国理论。甚至，研究者连语言功底都不够，看了译本也难辨译本优劣，热中外国理论却误解外国理论。但除主观原因外，的确存在客观原因。而且可以说，从全局看，客观原因大于主观原因。这个客观原因就是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有误。现在高等学校提职称，几乎只看理论而不问实践，即不问实际翻译水平。可以设想，如果玄奘、严复、朱生豪在今天的高等学校担任外语教师，凭他们的翻译成果，恐怕连副教授也评不上。提职称不但不问实际翻译水平，甚至不看外语水平，仅凭中文写的文章即可。对数量和杂志级别要求具体，质量却是软功夫，严重的可以托关系写评语。所谓理论，空谈完全可以，单纯搬用外国的更是“新颖”，“有学科领先水平”。但你要是用“信、达、雅”作标准评论具体的译文，反而不行，会被斥之为“没有新意”，“没有学术性”。由于职称涉及到非常具体的利益，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教师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花在撰写和发表论文，出理论书。实际上，要写出真有见地的理论必须有深厚的学术功底。而文科又不像理工科，有顿悟和偶然发现，其功底要靠长时间的点滴积累。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翻译界历来轻理论，中国的译家没有成套理论和成本论著，倒是外国人长于理论归纳。于是，最便捷有效的方法是搬外国理论，现在谈外国理论的文章和书可谓铺天盖地。这些文章和书，不夸张地说，大多是搬运。有相当一部分作者甚至连外国理论家在说什么其实并不明白，那位介绍奈达的人把奈达最重要的代表作书名都译错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现在很多人反应很多文章和书看不懂，原因就在这里。翻译教师评职称几乎只看理论不问实践的政策危害很大。它的直接后果是使翻译质量（更深层次是语言水平）上不去，制造出大量学术泡沫，间接后果是贻误下一代甚至几代。因为，没有翻译能力的教师不可能培养出有翻译能力的学生。教师只能搬运外国理论，受其影响的学生不大可能具有批判和创新的科研能力。如果我们调整现在的政策，在看理论的同时，也看实践，翻译教师不单凭中文文章和书提职称，现在的局面会有不小改变。这种调整，全靠政府部门的认识，学者们至多只能呼吁。更何况，并非所有学者都希望做出这种调整。但如果不调整，现在的局面是无法改变的，甚至会愈演愈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笔者不敢说自己以上所言都对，但实践会对一切作出客观公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