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人类学
所谓人类学（Anthropology）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研究人类的科学，人类的发展过程、人类所拥有的文化等方面都应是其研究的内容，人类学的学科体系中，可分为如下的研究方向：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可见，人类学就是从人类社会的不同方面和角度来研究人类的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科学。从国内外现有的各种研究成果来看，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主要是从旅游地的居民和游客之间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旅游地的文化现象和演变，以及这种文化现象对旅游地社会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旅游人类学就是从文化和美学的角度，研究旅游地居民、社会团体、旅游开发者与旅游者之间关系的科学。
一般认为西方人类学者加入旅游研究的标记是1963年人类学者努涅斯(Nunez)发表的论述，《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的影响》一篇论文。20世纪70～80年代，研究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 是旅游人类学的主流。其中70年代，以旅游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文化影响为主。进入80年代后，学者们越来越关注旅游对西方发达社会的影响，并把旅游开发与社区建设联系起来，考察如何使二者更好地互动。20世纪90年代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间题也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他们开始思考如何达到社会文化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西方学人类学者研究旅游，主要从目的地居民、游客以及客源地社会这三个不同视角出发，进行系列研究，形成相应理论、观点。关注目的地社会的人类学者认为旅游引发了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因而把旅游看做一种涵化和发展形式从游客出发，学者们认为旅游活动的结构、功能与人生经历仪式(Rites of Passage)相似，因而旅游可以看做一种世俗仪式 ；为了弄清楚旅游的成因，学者到客源地社会寻找答案，认为旅游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依赖于其他更为根本的社会因素的。
在众多的旅游人类学家中，以瓦伦·史密斯(Valene L. Smith)、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Grabuin)、丹尼森·奈什(Dennison Nash)的学术最具代表性，他们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旅游人类学主要学术代表。
而中国的旅游人类学家的代表人物是厦门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系的彭兆荣教授、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的杨慧教授、云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张晓萍教授、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的孙九霞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宗晓莲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