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
人物简介蔡孝乾（1908—1982），中共叛变者，他是台湾省共产党地下组织彻底瘫痪的罪魁祸首；1950年1月被国民党逮捕后供出了台湾省所有地下成员名单资料，并出卖我地下党成员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引发的吴石案的震惊海内外。
生平经历蔡孝乾1908年出生于台湾省彰化县花坛乡，曾用名蔡乾、蔡前、杨明山；1919年进台湾彰化公学校读书。1922年毕业，留校任代教员1年。1924年至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受到瞿秋白、任弼时等人的思想影响，参加进步青年组织的上海台湾青年会，组建新的旅沪台湾同乡会。1925年12月参加主持召开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1926年7月返回台湾，宣传革命，帮助组织了台湾文化协会左翼。后为文化协会机关报咨询、顾问和撰稿人。
1928年4月当选为台湾共产党（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中央委员、常任委员，负责宣传部工作。随后在台湾建立了支部。8月离开台湾到大陆。1932年4月离开福建漳州到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列宁师范学校（团校）任教，参加反帝同盟。
1934年1月作为台湾代表参加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反帝联盟（后改为抗日联盟）主席。
全国抗战爆发后，到八路军总部工作，随总部赴抗日前线。1938年上半年至下半年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至1939年）。后调回延安工作。曾在《群众》、《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过《怎样进行敌军工作》等文章。1941年10月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同盟常委。1945年4月至6月旁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年底离开延安到达上海。
1946年7月回到台湾，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参加发动彰化永靖乡农民减租斗争、台北机务段员工运动等。
1949年9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1月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寻机逃脱，3个月后再次被捕，叛变投敌，使1800多人被捕入狱，吴石、朱谌之等多人惨遭杀害。
蔡孝乾叛变后加入国民党，任台湾当局“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台湾当局“国防部情报部”研究室少将衔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1982年10月在台湾病死。
主要作品著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等。
相关事件史海钩沉：蔡孝乾被捕投敌经过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由“光明案”与“基隆市工委会支部案”中获得线索，先将陈泽民逮捕，再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29日将蔡孝乾逮捕。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曾参加过长征的蔡孝乾在一周内就彻底变心，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其它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党人被逮捕，情况极为惨烈，供出名字者活命，坚不吐露者则送往马场町刑场。
有关早期政治案件的最重要纪录是台湾情治单位编印的内部教学材料“历年破获匪党组织叛乱案编录”，这是前保密局局长谷少文少将于90年代初向社会公布的，内容记录每一个案子的缘由、经过和检讨，十分详实，成为每一位研究台湾政治史的人必读的资料。
这份文件将“蔡孝乾案”列为档案文号“44901-444048”，其中“对本案之综合检讨”即直指：“共匪各级组织基础与忠实程度，均不够坚强，一经破获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台共与共匪中央，缺乏直接联系，与匪华东局联系，亦时断时续，迄‘台省工委会’颇获时止，其电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见。匪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所领导之台中谢雪红部，及嘉义之张志忠部，因无法联络配合，又互存依赖心理，各自为战致遭全部覆没。而军事干部缺乏，部队未经政治教育，工农群众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
至于为何蔡孝乾的领导能力和斗志如此薄弱？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尤其是蔡被逮捕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解放军已经逐步向福建集结，战斗力如日中天，留在大陆的国民党残部不是逃往山区等待被全歼，就是放下武器窜入东南亚邻国，或退至沿海岛屿，装备不足、士气低落。至于领导阶层方面，代总统李宗仁滞美不归，中枢无主，党政军要人面对溃退之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尤其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已清楚地表明将放弃国民党。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已向菲律宾政府询问有关收容蒋氏家族的可能。 因此，无论从人心归向、统治机器到国际环境，解放军进入台湾已在弹指之间。这也是省工委迅速发展组织，无形间不断暴露身份的原因。他们判断台湾很快就可以拿下，所以急着完成迎接解放军的政治准备。
然而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机器并没有表现出溃散之势，反而比在大陆时更有效能。国民党的情治人员也比预料中能干。为什么？笔者的看法是，尽管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几年腐化无能，但它毕竟曾是领导中国的革命政党，仍有一定的革命性质。国民党仍有相当多优秀人才，只是其领袖缺少领导和组织的能力，无法让优秀人才发挥己长，形成正面循环的政治力量。
1949年国民党彻底溃败，不过到台湾的却是其最忠心的干部，凝聚力与组织力反而增强，这种情况有点向当年北撤延安的中共党人一样，人虽然变少了，但组织意志反而提高了。此外，情治人员的情况最为特殊，他们很多是带着血仇投入这项工作，也有的是受到己营的压制、排挤和陷害而投身敌营的，由于敌我身份调换，他们对过去同志的作业惯性和心理状况十分熟悉，因此常有工作上的斩获。像上面所提到逮捕蔡孝乾的谷少文过去也是共产党出身，曾在山西拉出一支游击队伍。
因此，对于这些带着血仇、或手沾着血、或为对方视为叛徒的情治人员而言，从来就没有所谓投降或输诚的问题，即使是最后的困兽之斗，也终究是斗。或许，古人所说穷寇的反扑不可轻估，即为此理。
1950年6月1日，蔡孝乾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并在《中央电台》做出广播，对仍在台湾活动的地下党人造成严重的打击。他说：“我是蔡孝乾，也就是蔡乾，在中共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共极少数的台湾高级干部之一。今日中共许多党的老干部，不是我熟悉的朋友，就是我当年共患难生死的同伴...我曾经是苏区时代的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过两万五千公里长征，也曾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后来调任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的敌工部长，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党在台湾的实际负责人。四年以来，我们在台湾，工作不能说不努力，对党也没有叛离，中共中央对我们的支持也是热切而有利的。虽然台湾的工作环境十恶劣。
同时，蔡孝乾又以台湾人的身份向本省人做另一广播：“最后，我要向台湾同胞，尤其是向尚未自首的中共党员们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峻的集团，对党员的控制，是一贯使用严格的纪律，我在中共党内二十五年，期间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也不知受了多少压迫和欺凌，但是我是没有任何办法反抗的...”
此后，蔡孝乾完全消失在台湾社会。只传说他成了国民党情治单位的少将军官，成了继续逮捕地下党人的要员。不过没有人见过他，甚至做为台湾人，有关他的家庭、家族等等也都完全消失在台湾社会。那些关了几年逃过一死的党人，至今对蔡孝乾仍感愤慨和不齿，而且也充满了不解，究竟蔡孝乾在想什么？有关蔡孝乾的种种至今仍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