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

杜泽逊，山东省滕州市人，1963年4月20日生，1981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85年毕业，考入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生班，1987年毕业留该所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工作，1988年获硕士学位，硕士论文《四库全书总目辨伪学发微》，指导老师是王绍曾教授。参加工作之初，即奉命协助王绍曾教授编撰《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旋被指定为副主编，从此开始师从王绍曾先生治目录版本之学。1993年该书正文部分完成，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2年获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一等奖。

杜泽逊至今还记得，1992年1月他在北京琉璃厂购得的那部《四库全书附存目录》（简称《四库存目》）。这成了他人生中富有象征意义的一个转折点。

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全国征集到图书一万多种，其中约3500种被收入《四库全书》，当时称这部分入选的书为“著录”书。另外6793种书没被收入《四库全书》，仅仅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保存了这些书的提要。这部分书称为“存目”书，意思是仅存其目，不收其书。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万多篇提要，实际上约1／3的书收入《四库全书》，2／3的书仅仅“存目”。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达200卷，难以通读，所以乾隆帝命纪昀等另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只收“著录”之书，而且提要大大简化，这部《四库简明目录》是学者们随身携带的常用工具书。与《简明目录》相对应，乾隆末年安徽学者胡虔把“存目”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独立出来，编成《四库全书附存目录》10卷，仅记书名、卷数、朝代、撰人，不收提要。这部《存目》虽不如《简明目录》流行，但也颇便携带翻检。杜泽逊购买的就是这部《四库存目》的清刻本，共4册。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弱点之一是不注重记版本，因此，清代的邵懿辰、莫友芝、朱学勤、孙诒让、王懿荣等都曾在《简明目录》上标注知见版本，后来逐步汇为《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邵懿辰标注、邵章增订、邵友诚整理）、《藏园订补吕阝亭知见传本书目》（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两部重要的版本目录专著兼工具书。只是《四库存目》的近7千种书，版本情况仍无法查考。当杜泽逊在琉璃厂发现这部《四库存目》时，立即决定花85元买下，这个价钱是他当时一个多月的工资，原因是上面有前人朱墨两色批注的版本，给杜泽逊以莫大的启发。后来查明，朱批内容来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用途较小。墨批条目无多，但不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批注者知见的“存目”书版本，十分可贵。根据书中所夹民国34年1月14日日历，可知批注者为民国人，从此杜泽逊决计以《四库存目标注》为己任，开始了漫长的网罗资料工作。

1992年5月25日至31日，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香山饭店隆重举行。周绍良先生和胡道静先生指出：《存目》中的不少书，只是由于不合当时封建统治者的正统观念，而未被收入《四库全书》，其实《存目》中的书有价值的也不少，今天也要作个清理，既弄清《存目》中的书存与亡，也是为搞好全国古籍总目作准备。

杜泽逊得知周、胡两先生的意见后，一方面加紧进行《四库存目标注》，一方面根据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董治安所长的指示，起草了《四库存目标注叙例》，寄给古籍整理界一些专家征求意见，当时中华书局赵守俨先生、傅璇琮先生立即回信，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黄永年先生、章培恒先生、周勋初先生也在不同场合给予了肯定和支持。从此，杜泽逊从事《四库存目标注》一事在专业圈里公开化了。

1992年12月，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会长、北大教授刘俊文先生、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主任张忱石先生等受周绍良先生启发，提出编纂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计划，得到古籍规划小组匡亚明组长批准。1993年1月成立《丛书》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杜泽逊因傅璇琮先生之介，担任工委会委员。1993年4月20日杜泽逊又在《古籍简报》发表《四库存目标注·易类书后》，从易类标注对全部《存目》之书的存佚及版本情况作了展望。

顾廷龙先生于1993年10月17日把自己早年批注的一部《四库存目》寄给杜泽逊，同时附信说：“欣悉先生从事《存目》版本甚勤，无任钦佩！鄙人昔尝从事于此，所见《存目》书即注于目下。……后来芦沟之变，百事俱废。兹将批注本寄奉参考，想河海不捐细流，或愿一顾。”前辈的信任、鼓励和虚怀若谷，令杜泽逊这位无名小辈深受感动，终生难忘。这部顾批《存目》经过录后，很快便归还了，现已捐献上海图书馆。

1994年5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过一段筹备，正式成立编纂委员会，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季羡林先生任总编。杜泽逊任常务编委。10月，杜泽逊应邀来北大，任编目室副主任（罗琳先生任编目室主任），不久改任总编室主任。到1997年10月底全书1200册出齐，共收《存目》之书4508种，绝大多数为善本。11月杜泽逊返回山东大学，根据《存目丛书》学术顾问黄永年先生的建议，开始《四库存目标注》清稿工作。

在北大的3年多时间里，杜泽逊得以过目《存目》书善本5000余种，并逐一进行版本审核，作了100多万字的详细记录。1996年、1998年又两度到台湾交流学术，查阅《存目》孤本百余种。当时顾廷龙先生住在北苑儿子家中（顾先生的哲嗣顾颂芬先生为两院院士），杜泽逊多次拜谒，在《四库存目标注》方面得到顾廷龙先生的悉心指导。杜泽逊曾写出一条样稿请顾先生审阅，顾先生一看是繁体字横写的，便说：“要竖写，古书不能横写，否则有些内容不好处理。”杜泽逊照办了，顾先生还提笔题写了“四库存目标注”书签。1998年8月顾先生溘然长逝，已回济南的杜泽逊挥泪撰写了两篇文章：《怀念顾廷龙先生》、《顾廷龙先生生平学术述略》，以表达自己的沉痛哀思。

在北大期间，《存目丛书》的学术顾问周绍良、冀淑英、刘乃和、黄永年等专家多次开会，业务联络工作也常由杜泽逊承担，因此，《存目标注》的体例和一些具体问题都得到过诸位先生的指点。季羡林先生也曾表扬杜泽逊作《存目标注》为编纂《存目丛书》“立了一大功”。直到2001年10月季先生到山大参加百年校庆，还在一个场合表扬杜泽逊的古籍目录版本之学。

杜泽逊回到山东大学之后，利用所有空余时间从事《四库存目标注》写定工作，先花了400元印制了自己设计的“槐影楼”竖格专用稿纸，然后用正楷逐字逐句清写，在这个计算机逐步普及的年代，考虑到《标注》怪字较多，他仍选择了自己喜欢和信任的传统方式，手写全稿。该书估计200万字以上，繁体字竖写，浅近文言文，内容是纯传统的中国古籍版本目录，加上专用的竖格稿纸，他打算将来请人线装，配函套，在文献载体和写作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转折时期，留下一部旧式的稿本。在该书出版后，他还打算把增订内容改用红笔添入字里行间、天头地脚，形成一部朱墨两色的稿本，其传统文化情结于此可见一斑。

由于近5年间杜泽逊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工作，为山大文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文史哲研究院等单位的研究生开设“文献学”课（这门课是山大文、史、哲专业研究生必修课），为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开设目录版本校勘学、清代目录版本学研究、四库学研究等课，同时参加了若干集体项目，个人为应教学之需撰写出版了《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一书。即使这样，他还是完成了经、史、子三部及集部前半部清稿170余万字，再有一年，这部200余万字的巨著可望脱稿。为了读者的方便，他还计划加编4种专题索引。

杜泽逊说：“靠《四库存目标注》评职称或评别的，都是不可能的，目前已快11年了，正式出来，怕要满15年，黄花菜都凉了！”不过他又说：“山东大学没亏待我，我的副教授、正教授都是破格评上的，2000年升教授，我才37岁，这方面我很满足。”

杜泽逊认为搞学术研究，一要打好基础，撰写硕士论文时，他把200卷的《四库总目》逐字逐句细细读完，花了10个月，作了10类卡片，时间紧迫，只写了“辨伪”一个方面6万多字，压缩到3万字，得了硕士学位。这是打基础。二要善于捕捉信息，他在琉璃厂见到《四库存目》民国人批注本，立即买下，从此着手《四库存目标注》，这就是捕捉到一条绝佳信息。“现在不少人喜欢从网上找信息，认为信息一定是现代化的，甚至是洋玩艺儿，我看太狭隘了，信息到处都是，关键在自己去捕捉，要善于捕捉。”这是杜泽逊的经验之谈。三要抓机遇。选准课题，又要有条件做好，没有条件，好课题也没用。1992年5月的国家古籍规划会和随之引出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出版项目，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假如不及时与学界沟通，这个机遇即使来了，也不见得与杜泽逊发生关系。没有这个机遇，看版本就难了，时间、财力、人缘都不行，《标注》必然会旷日持久，而且质量高不了。四要有耐心。这么大的项目，一星一点地积攒，一条一条地考索，字斟句酌地表述，比蜗牛慢多了，他的老师和朋友，知者无不为他着急，甚至善意地劝他“先出一本”，以便评职称。他从没动摇过，相反，他如痴如醉地沉迷其中，当他有什么烦心事儿时，就坐在乱七八糟堆满各式参考的书桌前，清理《四库存目标注》稿，写定几条，一切不快都悄悄地离开了，他的心中只剩下一支蜡烛，明亮而神圣。他说：“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事实上，从事学术研究早已成了杜泽逊的生存方式，在这样的人生境界中，他怎么能够容忍自己粗制滥造，又怎么能够允许自己因急功近利而毁了《四库存目标注》？2002年2月周积明教授在《四库学200年》一文中写道：“在《四库全书存目》的研究上，山东大学杜泽逊副教授考索甚深，其所著《四库存目书进呈本之亡佚及残馀》、《四库存目书进呈本知见录》、《四库存目标注》等，皆有专门之学的意味，令人注目与期待。”我们盼望这部久为学界瞩目的大著顺利圆满地完成并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