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增长模式抉择
版权信息作者：吴敬琏著
出 版 社：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6-1-1
字数： 271000
页数： 222
开本： 32
纸张： 胶版纸
I S B N ： 9787807061298
包装： 平装
所属分类： 图书 >> 经济 >> 中国经济
定价：￥25.00
内容简介本书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又一次关键时刻，“为了回答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提出的实际问题”，在近五年的思考基础上，遍览古今中外文献，悉心研讨理论与政策而推出的最新力作。书中直指中国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存在的问题，全面回应了一个时期以来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七大质疑。
作者简介吴敬琏，经济学家，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国际管理学会会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
目录1 导论
1.1 写作缘起
1.2 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
1.2.1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
1.2.2 增长方式和增长模式
1.2.3 Ⅰ、Ⅱ部类的划分和轻重工业的划分
1.2.4 服务业和三次产业的划分
1.3 本书的结构
2 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
2.1 早期经济增长和相关的理论
2.1.1 早期经济增长和狭义工业化
2.1.2 理论概括一：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到社会矛盾激化
2.1.3 理论概括二：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到“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
专栏2.1 从“工业化论战”到斯大林工业化路线的确立
2.1.4 理论概括三：从“霍夫曼定律”到“重化工业化阶段”
2.1.5 理论概括四：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2.2 现代经济增长和相关的理论发展
2.2.1 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的革命性转变
2.2.2 现代经济增长
2.2.3 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看新型工业化道路
2.3 早期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陷阱
2.3.1 “苏联现象”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陷阱
2.3.2 新兴工业化经济（NIEs）：从“奇迹”到危机
专栏2.2 东亚金融危机
3 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
3.1 “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广泛应用
3.1.1 现代技术（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兴起
3.1.2 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制度化
3.1.3 革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使经济效率迅速提高
专栏3 .1 通用目的技术（GPT）
3.2 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了经济的整体效率
3.2.1 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专栏3.2 金万堤论韩国20世纪70年代的“重化工业运动”
3.2.2 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及其影响
3.2.3 为什么服务业发展能够对提高效率起重大作用？
3.3 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CT）渗入和改造各产业部门
3.3.1 信息技术创新的三次浪潮
专栏3.3 硅谷为什么成为创新者栖息地？
专栏3.4 部分国家的信息化战略
3.3.2 计算机生产率悖论：信息通信技术（ICT）是否提高了经济效率
3.3.3 ICT革命是一个“服务业的故事”
4 我国工业化的曲折道路和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
4.1 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增长模式
4.1.1 早期增长模式在中国影响深远
4.1.2 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在中国
专栏4.1 毛泽东论中国工业化
4.2 改革开放以来调整经济结构和改善增长方式的探索
4.2.1 改革开放以来的结构调整和效率改进
4.2.2 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体制基础仍未消除
4.3 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偏差的消极后果
4.3.1 负面效应的综合表现：“扬短避长”，造成经济整体效率下降
4.3.2 负面效应的具体表现
4.3.3 过度投资扭曲了经济结构，并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加和金融系统风险积累
5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5.1 采取实际措施提高经济效率
5.1.1 鼓励科学发展与技术创新
5.1.2 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
专栏5.1 供应链管理
5.1.3 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提升国民经济各产业的效率
5.1.4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的转移
5.2 只有建立充满活力的新体制，才能实现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
5.2.1 以技术进步为例
5.2.2 以发展服务业为例
5.2.3 以信息化为例
5.3 改革攻坚，建立健全内涵增长的制度基础
5.3.1 继续调整和完善我国的所有制结构
5.3.2 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的转移
5.3.3 注重金融体系的基本制度建设
5.3.4 改革科学和教育体制，形成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
5.3.5 坚持信息化与改革同行，普及应用信息通信技术
5.4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
5.4.1 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
5.4.2 建设有限和有效政府需要的配套财政改革
5.4.3 履行政府应有职能，建设有效政府
附录
1 全面提升整体竞争力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浙江经济发展考察报告（摘要）
2 中国的三次产业划分
3 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
4 “十一五”时期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的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表
名词索引表
后记
书摘导论
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讨论中国增长模式选择的小书，并非在书斋中披阅前贤论著，静心进行学术探索的产物，而纯然是为了回答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提出的实际问题而作理论和政策研讨得出的结果。
1.1 写作缘起
我开始意识到增长模式问题重要性的时并不久远，只是始自于2000年末的北京中关村发展问题讨论。
自从1995年中共中提出“科教兴国”的口号以后，全国许多地方提出要成为中国的“硅谷”。在20多个最有希望成为硅谷的中国城市中，北京的中关村由于技术人才高度密集，又可以依托北大、清华这样一实力雄厚的著名高校，自然成为其中的首选。经过几年的努力，中村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开办了不少技工贸一体化的企业，归国创业的学生数以千计，而且在制度建设上也不乏建树。例如，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0年12月通过了具有法律效力的《中关村科技园条例》，其中有不少重要突破。但是总的看来，中关村在营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和人才潜能发挥的制度环境，并进而成为我国“高新技术创新中心、高新技术产业的创业基地、新型企业家的摇篮”方面的进展远远有像原来预期的那样快。为了认清问题所在和提出改进的意见中关村企业家俱乐部在2000年年末邀请了一些产业界、金融界和政府人士举行了两天的研讨会，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当我和段永基先生就研讨会的讨论结果去向北京市领导人作汇报时，北京市的领导人反过来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北京中关村搞了这么多年，名声也很响亮，但是产值和税收都上不去，这使市里感到很为难。这个问题应当怎样解决，希望听到你们的意见。老实说，我们原来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自然也就提不出好的意见。我们知道，北京市领导当时待解的这一难题，后来是通过大力发展加工造业、特别是发展合资的汽车制造业得到缓解的。正如媒体所报导的，2002年中期，在经历了长时期的探索和争论之后，“发展汽车制造业的观点最终占据了上风”。10月中韩合资的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宣成立。12月23日用韩国部件组装的第一批汽车开始下线。2003年，北京现代共生产轿车5.5万辆，实现销售收入87.7亿元，利税37.1亿元；加上京地区的配套企业，主要是“现代”自己的和它从韩国带来的零部件供应商，全年完成销售收入114亿元。就这样，北京现代用200天创造了北京主流传媒所说的“北京模式”和“现代奇迹”。 这似乎也证明了快速发展重型加工工业使之成为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的方针的正确性。但是短期获得的巨额产值和大量的利税并不能解除心中的疑惑：北京现代直到投产两年以后，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主要用外资零部件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进行组装的汽车KD厂商（组装商） 。在当前汽车工业已经高度机电一体化、轿车成本中电子产品成本占1/3～3/4 的情况下，如果北京想成为具有高附加值和高盈利率的轿车生产基地，而不是简单地装配加工，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不把中关村富集的人才资源开发出来，充分发挥他们的创业精神和创造才能，是决不可能做到的。
另外一次冲击发生在2003年在深圳讨论它的发展战略的时候。深圳是我国重要的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基地。我国两个最有希望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通信设备供应商、并且确实在利用国内外资源开发自主技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的华为技术和兴通信的总部也都在深圳。但我在2003年参加深圳市高级顾问会时却意外地获悉，在前一段讨论深圳战略发展方向时，主流意见认为该市经济存在“结构太轻”的“重大缺陷”，需要进行“重型化”转型。当时我和几位在座的老同志一样，对这样的产业结构“战略转型”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扩大辖区面积的要求，是不赞成的。深圳市可用土地面积大于香港。香港开发了100多年，到2003年末已开发的土地占可用土地的22％ 。深圳的GDP只有香港的1/6，近年来却出现土地紧张成片土地已经用完 。由于“缺乏生存空间”，某些人士提出了从邻区划入土地的要求。 不过当时我对上述想法虽然深表怀疑 ，但只是把它看作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最优选择问题，而没有把它和我国整体的增长模式选择问题联系起来。
2004年4月，我对浙江的经济发展作了一次再调查。浙江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省份。据我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它之所以能够在国各省中名列茅，优势在于它拥有大量与市场有紧密联系、并且能够对市场需求作出灵敏反应因而具有极强竞争力的中小企业。2004年4月重访浙江，我的印象是：浙江在经历了20年数量扩张以后，正面临着技术升级、产品升级和市场“业态”升级的严峻挑战。例如，浙江多年蝉联全国进出贸易顺差冠军。许多商品在世界市场上销量第一，市场占有率达到80％，甚至超过90％。但是浙江的出口产品大部分属于中低档“大路货”，附加价值很低；有些质量较好的商品，往往也是为人代工（OEM）自己只赚很少一点辛苦钱。例如浙江拥有全国销量第一的手机制造商，但这个手机制造商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全然没有自己的自主技术，如果不想受制于人，就必下决心进行自主技术开发、提升产品的技术和价值含量。与此同时，曾经在浙江产业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以“三现”（现场、现货、现金）交易为主的专业市场，“业态”也亟需升级，实现由所谓“人格化交换”到“非人格化交换”的完全转变。总之，浙江经济亟需进行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以便在效率有明显提高的前提下实现持增长。然而，我在调研中听到的，却是对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的另一种理解。当时浙江的主流想法是：“在当前的重化工业化时”，一向以“轻（型）、小（企业）、加（工业）”见长而“缺乏厚度”的浙江经济，必须努力向“重型化”转型，以便赶上“全国性重化工业化大潮”。于是各级领导闻风而动，加大了对本地选定的“骨干企业”的支持力度，用给予低价土地，帮助取得银行贷款等办法支持它们向钢铁、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重化工业进军。一些从事服装、家用电器、手机终端的企业，也积极筹措资金转向“重型产业”。按照主流媒体的说法，“一个浙江版本的'重化'故事已拉开大幕” 。这时，我对有关问题已经作了一些研究，形成了初步的看法，因此在我的调查报告中对我所看到的向现代增长模式转型、市场的升级等问题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
这种用巨额资本和资源投入力求本地经济进入“重化工业化时代”的潮流，不但存在于个别省份，如同一篇传媒报导所说，当时“各省市纷纷有了从轻工向重工业转型的愿望与趋势”。 这些“愿望与趋势”在21世纪之初汇成了席卷全国的大潮流。
就像过去的历次经济过热一样，这次过度投资热很快就造成了煤、电、油、运的高度紧张状态。在那以后，又经历了长达一年之久的“宏观调控”。
我国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这种投资驱动和重化工业带动经济增长的大趋势，也在理论界反映出来。2003年末2004年初，主流媒体上刊发了不少文章，论证重工业投资热潮的合规律性。这些文章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基本上是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轨迹向前发展。”“发展缓慢、竞争力弱的国家和地区的典型标志之一，是重型工业的产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突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经过重工业化的阶段，才能真正成为工业强国并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一阵营。”“现在，政府、学界企业界显然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共识：重化工业化是中国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经济步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已成定论，其主要特征便是我国正式进入‘重工业化阶段’”；“目前我国经济整体上已经进入了重工业化发展阶段……这给今年的投资增长开辟了巨大空间”； “如果抓住了重化工业化这一机遇，中国经济就完全可以保持20年的高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