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
战后重建步履艰难
1945年10月25日，备受异族欺凌蹂躏之苦的600万台胞终于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不禁喜极而泣。在日据50年里，广大台胞胼手胝足，用血汗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台湾生产力的整体水平远高于大陆各省。二次大战后期，美军对台湾展开大规模轰炸，光复初期的经济已是千疮百孔，工业厂矿、港口毁坏大半，生产多处于停顿状态，生活物资奇缺。
国民政府虽成立“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拟定接收计划，培训专业人才，委派有“台湾通”之称的陈仪主其事，但准备工作十分仓促，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保持“行政不中断”，陈仪除将原有的台湾总督府改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外，其他基本上沿袭旧有的行政制度。维持台币及台湾金融自成体系，不致“使台湾像大陆各省那样法币泛滥成灾，物价暴涨”。接收日寇资产，初步建立起庞大的公营经济。设专卖局和贸易局，对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控制全部进出口贸易，避免奸商操纵。行政长官制度赋予陈仪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超过原来的台湾总督。各级机构中的官员，居肥缺要津者几乎全是陈仪的亲朋故交，其中一些人利用职权贪污腐化。经济上的统制措施，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均遭到盘剥，并使某些产业受到损害。交通、工矿等方面的重建，需大量经费，长官公署只好“藉运用发行资金予以垫借”，以致台币发行数额持续攀高，终失去安定人心、平抑物价的作用。
陈仪在遣返20万日本陆海空军及30多万日本移民的过程中，设法留用了8000日籍技术人员，使台湾行政、经济部门得以保持最低限度的运转。广大台胞无法理解：“政府接管各级机关后，又用日警日官治台，实出台胞意料之外，此令台胞痛心疾首。台胞与日人冲突从此日甚，社会秩序亦渐混乱”。
二战期间，约30万台胞被日军强征赴大陆、东南亚参战，近10万人战死或病死。日本投降后，至1946年底，20万台胞历经千辛万苦返回台湾，其中一些人不愿回乡务农，可又很难在失业率颇高的城市觅得工作，无业待济，而行政长官公署却对他们不闻不问。
台湾光复后，日据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台籍精英以为从此可以当家做主了，但行政长官公署的集权体制及低劣的人事政策使得他们参政无门，参加公务员考试又不通国语。“幸运地在机关得到的职位，也不过是个闲职，别说干部，就是课长职位都很难获得。因此，好不容易期待着光复的结果，却落得与殖民地无异的日子，不由得感到心灰意冷了”。台籍精英转而积极参选各级民意代表，仅有象征意义上的议政权，难以发挥他们建设家乡的能力。
1946年春，闽台建设协进会向国民政府建言：“……行政长官之制度不废则台民实未解殖民地之倒悬，几疑中央不予以平等待遇也。”陈仪虽为官清廉，决心在台湾实现平生抱负，却无法阻止部属贪污腐化、任人唯亲。台胞创办的报刊经常揭露某些官僚的丑恶行径，重大贪污案件有：省专卖局局长任维钧贪污500万元台币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在任台湾省纸业印刷公司总经理时，把几部大机器(当时值千万元台币)廉值标卖，暗中自己以40万元台币买下来；轰动全国的台北县长陆桂祥贪污5亿元台币案，等等。当然这些报道多有夸张失实之处，但不可否认贪污现象确实存在。
台湾当时危机四伏事实上，自日本侵占台湾后，海峡两岸的发展道路渐行渐远。光复初期，广大台胞对大陆的认知非常贫乏，不知道灾难深重的祖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对腐朽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抱有过高的期望。然而，“贪污的盛行，经济的统制，生活的困苦，和种种现实的教训，使得许多本来对于祖国具有非常深刻怀念的台湾人，也慢慢地由失望而沮丧……而那些少数深中日本奴化教育的台胞，更乘机大肆宣传，说中国大陆一切都不如日本，更赶不上台湾”。
1947年初，到台湾参加接收与重建的大陆军公教人员近2万人。他们之中的多数人是真心实意为台胞服务的。“外省来台的公务人员，决不是为掘金而来的，大都是抱着服务精神，要想在台湾的重建复兴工作上拿出最大的努力，对于台湾同胞被日本帝国主义者50余年的奴役压迫，有十二万分的同情，愿意帮助台胞解除桎梏，认识祖国，认识世界。”
“爱之适足以害之”。国民政府调派了3万军队收复台湾。鉴于台湾财政拮据，为减轻台胞的负担，陈仪将驻防的70军及62军调回大陆，可接防的21师实际派到台湾的只有一个团和一个营，仅500官兵，分散在台北、基隆、高雄、凤山、冈山及台中各地。日军遗留下的武器足可装备20个师，还有大量枪械散落民间，一旦风吹草动，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战争的创伤及社会的急遽转型，台湾战后重建面临着巨大困难。“盖现代化之民而施国内落后之政，久离隔之族而接五十年未习之风，自多枘凿摇惑”。政治腐败，贪污成风，通货膨胀剧烈，失业问题严重。又遇大规模自然灾害，以产米著称的台湾竟发生米荒，民不聊生。上海《观察周刊》惊呼：“今日台湾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是随时可能发生骚乱或暴动的。”
缉私引发冲突1947年2月27日中午，台北专卖局获报走私消息，派叶得根、傅学通等6人前往查缉，得悉走私货已移至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马茶房附近出售。晚7时30分，查缉员赶到，私贩早已逃散，仅查获老妇林江迈的私烟，没收其钱物。林江迈苦苦哀求，查缉员却蛮不讲理，还打伤老妇。围观的群众强烈愤慨，高呼“阿山不讲理”、“猪仔太可恶”。查缉员见势不妙，狼狈而逃，群众紧追不舍。傅学通慌乱中开枪警告，误中看热闹的陈文溪。广大群众怒从心头起，砸烂查缉员的卡车，要求枪决傅学通等人，以平民愤，遭到台北市宪兵队的拒绝。群众遂包围宪兵队。
28日晨，广大群众因事件未获解决，沿街打锣通告罢市，冲入专卖局台北分局，打死2名职员，殴伤多人。围观群众越聚越多，台北市宪警仅500人，不敢妄动。下午1时，一批群众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愿，陈仪欲对群众讲话，忽然有人拔枪向陈仪射击，警卫闻声，立即开枪还击，当场死3人，伤3人，顿时群形大乱。
下午2时，广大群众聚会中山公园，进占台湾广播电台，用闽南语及日语宣称：“政治黑暗，米粮外运。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大家起来，驱逐各地的贪官污吏，争取生存。”台湾已普及无线电广播，民间收音机达几万台。各地台胞闻讯无不义愤填膺，纷纷拿起武器，反对国民党在台湾腐败统治的风潮很快蔓延全岛。由上海驶往台湾的“中兴号”途中接台湾民变消息，立即掉头返航。
台籍日军退伍军人成为抢夺武器、攻占军事要地的主力。在台北，台籍精英蒋渭川等成立“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召集海南岛等地归来的众多失业青年以“有裨乎事件之平息”。还有“大同青年同盟会”(服役日军陆军者)、“海南岛归台者同盟”(海南岛归台者)、“若樱敢死队”(服役日本海军自杀艇队员)。编制一如日本军队，带队者自封队长，挥舞东洋刀，高唱日本国歌，甚至叫喊“皇军马上就要回来了”。这群亲历二次大战又面临失业困境、为数起码在万人以上的退伍军人，在台中、虎尾机场等战斗中展现了较强的战斗力，尤其是海南岛归台退伍军人冲杀在前。中统局台北站紧急电告南京：“此次参加台湾暴动者多属前日军征用之海外回来浪人(海南岛回者为甚)，全省约计12万人。”必须注意到，约12万人参加明显有夸大之嫌。
近2万大陆军公教人员面临着生命危险，短短几日，大陆军公教人员死约200人，伤约800人。对于部分台胞盲目殴打大陆同胞，一些明辨是非的台胞坚决反对。台湾民主联盟发表《“二二八事件”告台胞书》：“我们可不要再乱打外省中下级政府人员和商民，他们和我们同一受政治腐败的痛苦，他们和我们一样同一国民，同一汉族同胞，现在我们要分别，为我们台湾建设的好人，我们要保护他；残害我们的恶虫，要驱除他。”绝大部分台胞是善良的。他们看到被穷追猛打、孤立无助的大陆同胞，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多能施以援手。
要求地方民主自治高度集权的行政长官公署制度是陈仪设计提出的，如今面临瓦解之势，对其政治声誉可谓沉重一击。驻台军队兵力单薄，根本不能与台籍日本退伍军人相抗衡。大陆籍官员深叹：“事件已扩大到全省范围，不答应也是不行的。只要事件能够迅速解决，我们不当处长也没有什么关系。”陈仪只得息事宁人，祈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3月1日，台北各界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处委会”)，各县市亦成立类似组织。为避免事端扩大，陈仪承诺：“凡是参加此次事件之人民，政府念其冲动，缺乏理智，准予从宽，一律不加追究。此次伤亡的人，不论公教人员与人民，不分本省人与外省人，伤者给以治疗，死者优予抚恤。”
台籍精英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动毫无思想准备，在广大群众的感染影响下，也投入了这场运动，各级民意代表、地方显要担任组织领导工作，并不满足于缉私问题的处理，转向政治改革，寻求参政之路。陈仪不得已尽量满足台胞的要求：“省级行政机关，我已考虑将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改组时，省政府委员、各厅长或各处长要尽量任用本省人士。7月1日开始举行普遍直接的选举，选出各县市长。”
陈仪为国民党内政学系大佬，治台班底系其旧部，CC系无从置喙，陈果夫遂任命心腹李翼中为台湾省党部主委，实则就近监督陈仪。台籍精英蒋渭川、王添灯等人均为光复后国民党吸收的党员。处委会成立之初，委员以国民党党员占多数，但台湾省党部故意不去控制，或施加影响，而是任其发展，“坐视事态恶化”，等待收拾残局，逼走陈仪。
台籍精英未料到轻而易举掌控各级政府的权力，要求节节升高。3月7日，处委会提出《处理大纲四十二条》，主要内容是：“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县市长于本年6月以前实施民选，县市参议会同时改选；省各处长人选应经省参议会(改选后之省参议会)之同意；省各处长三分之二以上须由在本省居住10年以上者担任之；警务处长及各县市警察局长应由本省人担任；法制委员须半数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一切公营事业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担任。”其他县市的台胞也提出类似的要求，反映了广大台胞不满国民党在台湾的腐败政治，追求“台人治台，高度自治”，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
台籍精英积极追求“高度自治”，但对步骤与方法则意见不一。激进派王添灯等人，准备于3月15日前接管长官公署各机关。温和派蒋渭川等人，主张适可而止，不能有颠覆政府的意图，对“四十二条”持否定态度，后当处委会以大多数通过时，他即宣布退出。中间派的周延寿等人也认为不能太刺激政府。3月8日，处委会发表声明：“3月7日本会决议提请陈长官采纳施行之四十二条，因当时参加人数众多，未及一一推敲，例如撤销警备总司令部、国军缴械，迹近反叛中央，决非省民公意。本会认为改革省政要求，已初步达到；本会今后任务，厥在恢复秩序，安定民生。”
台籍精英缺乏行政历练，取代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权力后，拿不出处理失序状态的可行性办法。王添灯拟组织台湾省临时民主自治政府，自任主席，“在讨论各处局长人选时，他们每一个人都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于拍桌子怒吼”。群龙无首，互相攻讦，场面十分混乱。吴浊流回忆：“在民间有各种代表参加(处委会)。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也去参观。民间代表之主要名单，很多是爱出风头、吹牛皮、虚伪的人物。其中，也有不少‘友仔’(混混、凑热闹者之意)。因为是这种集团，所以会一开始就争先恐后地任意地发言，自我宣传，喋喋不休地说出荒唐的意见，一点秩序都没有。尤其是‘友仔’的发言，大部分和本事件的处理无关，听了使我厌烦极了。
“二二八血案”2月28日，陈仪致电蒋介石：“奸匪勾结流氓，乘专卖局查禁私烟机会，聚众暴动，伤害外省籍人员”。但认为事态不大，仅要求将21师部分兵力调返台湾即可。中统局台北站密电南京，“今日之问题，已非陈仪能否统治台湾，而为祖国能否保有台湾”。若情势再恶化，后果不堪设想，“中央宜速增兵。一个整编师可用运送海军士兵前往台澎训练名义，分由基隆、台中、高雄及花莲四港口登陆”。蒋介石一贯迷信武力，决定派兵镇压。3月5日晨，驻防昆山的21师师长刘雨卿获令，“限8日前开赴台湾平乱。旨在宽大处理，整饬军纪，收揽民心”。7日，蒋介石电告陈仪，21师直属部队与一个团于本日正午由上海出发，约10日清晨可抵基隆，要切实做好军队登陆后的配合工作。命令海军司令桂永清调派太康舰、伏波舰开赴基隆，归陈仪指挥；空军司令周至柔调派飞机散发传单，“大家安心复业，勿轻信谣言，勿受人煽动，勿牺牲自己的生命，作野心家的工具”。
派兵赴台的消息很快走漏，美国大使馆就此查询，警告这一举动的危险性，蒋介石置之不理。8日，蒋介石电示陈仪：“各地仓库之械弹有多少，必要时烧毁，免为暴徒夺取；先做好台北、基隆间交通、通讯控制与固守待援之准备；台南方面则守住高雄、左营。”
9日，2万军队在基隆、高雄陆续登陆，对台胞的自治运动血腥镇压，战斗主要集中在台北、基隆、高雄、嘉义这几座城市。参加斗争的台籍日本退伍军人组织松散，缺乏武器，各自为战，加上良莠不齐，除少数人退往中央山脉进行游击斗争外，绝大多数人都在大兵压境时逃避，很快被国民党军队各个击破。“日军征服兵役之役男十余万，虽均由海外返台，惟有兵无官，难于极短时间内成军；否则亦不致如此不堪一击，最后一哄而散”。
行政长官公署公开捕杀各地“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之类组织的领导人物，主要是省参议员、县市参议员、地方士绅、工商界要人、律师、教师、新闻记者等，被杀害的有张七郎、林连宗、林茂生、王添灯等数百人。被逮捕或被通缉的有林宗贤、郭国基、林日高、蒋渭川、颜钦贤、彭清靠、谢雪红、苏新、廖文奎、廖文毅等数百人。国民党士兵还误杀了许多根本未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胞。新闻记者王康在台北目睹国民党士兵枪杀无辜，就此责问军官。其回答：“援军到达时，还有暴民开枪抵抗，军队不能不采取战地措施，士兵发现前面有人，问口令不答，或答得不对，士兵就要开枪。
关于台胞的伤亡人数，众说纷纭，从“几百人”到“十几万”不等。据近十年来台湾当局对“二二八”受难者家属的赔偿及相关档案分析，台胞伤亡约4000人。
国民政府的善后处理3月中旬，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刘文岛等55位委员提出临时动议，要求将陈仪撤职查办。陈仪被迫提出辞呈，以示对“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不幸局面承担责任。3月17日，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处理善后事宜，承诺“在政治制度上，决将现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台湾省政府，各县市长可以定期民选，各级政府人员以先选用台省贤能为原则。在经济上极力资助民营企业，发展国民经济”。“台湾因日人占领51年，一切法令制度风俗习惯均早变为日本化，致光复后不能马上全都交给本省同胞自己治理，但亦未似日人时代连一小学校长都是日本人。即中央调派来台之公务人员全部离开，以短期间之处委会一切表现及行为，实不能成功”。劝导台胞应有远大的眼光和胸襟：“要认识一个少数民族和少数领土，在现在的世界是不易独立生存的，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十几个小国家，在极短时期中便遭覆亡，可为鉴戒。”
“二二八事件”的突然爆发，宣告了陈仪治台政策的失败，迫使国民党高层反思并作出一些调整。4月22日，蒋介石主持行政院第784次例会，以台湾事变既平，陈仪引咎请辞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决议撤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依照《省政府组织法》改制，任命魏道明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刘兼善、南志信、游弥坚、陈启清为省府委员。台籍人士在省政府权力核心占四分之一，下属各机关亦尽量起用台籍人士。
5月16日，台湾省政府正式建立。魏道明着手化解因“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不幸局面，发展民营经济，尝试推行土改。戒严的取消、清乡的终止及循法律途径处治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胞，基本结束了国民党士兵滥杀无辜的行为，许多身系囹圄的台胞通过“自新”等方式获得自由，台湾省参议员林日高、郭国基，台北市参议员蒋渭川等“二二八事件”的领导人物劫后余生。
为躲避国民党士兵的追杀，数百台籍精英逃离台岛。谢雪红、苏新等人在香港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投入到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为祖国的统一尽力。
历史不容篡改
1945年8月，在重庆的台籍人士撰文，“国人往往忽略台湾人民的特性和心理”，“台湾自满清统治下的所谓‘三年小叛，五年大乱’以至日本时代的数十次暴动革命，其起因都是反抗异族的统治，而欲争取其应享的自由”，“要台湾实行地方自治，要祖国上下以留东五十年老留学生看待台湾人民”。台胞的一番肺腑之言，有感而发，语重心长，却不是陈仪等官僚所能细加体察的。
回到祖国仅500天，广大台胞实在不满国民党的专制政治，群起抗争，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族群冲突，数日内约5000人伤亡，这真是一场大悲剧！
“二二八事件”本是台胞自发的反对国民党在台湾腐败统治、追求高度民主自治的正义斗争，是台湾同胞爱国主义传统的真实写照，但蒋介石、陈仪却私心自用，妄定为“背叛国家”的叛乱行为，用暴力淹没其于血泊之中，一度高涨的台湾民主政治运动顿时寒风肃杀。国民党当政者对“二二八”惨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49年蒋介石集团退据台岛，推行白色恐怖，将“二二八事件”诿过于“共党奸匪”的煽动破坏，百般压制受难者家属的平反要求，“二二八”成为台胞心头最大的禁忌。“日本侵台，绝大多数的台胞是揭竿而起奋勇抵抗的。我们也从未曾期待过日本对抗日运动镇压的平反或赎罪，因为那是罪无可逭(音同“换”，逃避之意)的！然而，台湾光复，可说无一台胞不是欢呼台湾又回到了祖国怀抱。不要说陈仪竟以‘二二八事件’来回报我台胞对国军的欢迎，即使仅仅是杀一不辜，都不是当时充满祖国热望的我台胞所能忍受得了的委屈。”
然而，李登辉、陈水扁之流借平反“二二八事件”，妄图篡改历史，把台湾同胞这场争取民主的正义斗争说成是谋求“台湾独立”。这种颠倒黑白的罪恶行径是对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台湾同胞的极大侮辱！死者已矣，生者何堪？“二二八事件”是广大台胞的悲剧，更是所有中国人的悲剧！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横暴践踏，山河破碎，流了中国人太多的鲜血，欲哭无泪，欲悲无声。多难兴邦，迎着新世纪冉冉升起的朝阳，炎帝、黄帝的子孙有什么理由不能以血浓于水的民族亲情，“化干戈为玉帛”，变波诡云谲的台湾海峡为两岸一统之桥呢？如此，“二二八”的血泪才算没有白白流淌。
马英九向二二八死难者道歉
马英九就任中国国民党主席期间，多次代表中国国民党，向二二八事件死难者致以真挚的歉意。
马英九指出，虽然国民党执政时已就“二二八事件”开始认错、道歉，但受难者家属仍感悲痛，需要一步步努力化解，他会持续和受难者家属深度互动，“人心是肉做的”，大家可一起讨论问题，用最大诚意和善意化解。
他同时指出，“二二八事件”不是族群冲突，是查缉私烟导致的官逼民反，事件发生后，台湾人保护外省人、外省人保护台湾人的情况非常多，希望大家60年后看待这个事件要抓住重点，要和解、和谐。
陈明忠访谈纪录（节选）问：那您怎么看待二二八？
陈：二二八是反抗，是反抗国民党的恶劣统治。 「造反有理」，这是人民的哲学。二二八是反抗，不是悲情。
问：您反抗日本人，又反抗国民党政府，这有什么不同？
陈：当然不一样。日本人是外国人，他们瞧不起所有中国人（包括台湾人）；国民党是中国人的政府，它是一个不好的政府，我们是反抗一个我们自己的不好的政府。二二八时，我们反对的是一个恶劣的政府，而不是所有外省人。当时从大陆来的人，好坏都有。台中农学院的外省老师，包括院长（就是校长），学问好，思想开明，我就很尊敬。我不但不反对他们，还保护他们。二二八事件期间，我把他们集中起来，请我的学弟林渊源（他后来当高雄县长）照顾他们。
问：照您这样讲，二二八就不是省籍冲突，至少主要不是省籍冲突？
陈明忠：二二八本质上是一个反抗恶劣政府的行动，不是省籍冲突。当然有些本省人情绪激动，打了外省人，这是有的，但不是主要的。你们还要注意，当时的省党部和陈仪是作对的，他们要把事情闹大，好搞垮陈仪。蒋渭川是省党部的人，他找了一批打手，专打外省人。他故意制造纠纷，就是要把事情闹大。
我们在台中开大会斗争台中县长刘存忠，因为他贪污。民众要把他处死，谢雪红说，他有罪，但罪不至死。民众又喊要割他耳朵，谢雪红又说，那太残忍了。民众说，那就打他，于是谢雪红让一些人上来打。这可以证明，反抗的人相当节制，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但蒋渭川这个人你们要注意，他是省党部李翼中的人。二二八之后，他当了台湾省民政厅长。我第一次坐牢之前，在1950年1月9日的中央日报上（按：此时陈先生拿出复印的剪报资料），看到一则怪异的启事，内容是「庆祝蒋渭川、彭德、李翼中、林日高等四人出任民政厅长、建设厅长、省府委员」。在贺词的下面有21人署名同贺，名单中好多人竟然都是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或行踪不明的台籍人士，像林茂生、王添灯、林连宗、宋斐如、王育德的哥哥王育霖、还有陈炘。我后来坐牢时，才听说这则启事是地下党（即共产地下组织）的吴思汉刊登的。吴思汉为什么要用这些人的名义来刊登？因为据说这些人之所以被害，都是蒋渭川告的密，所以吴思汉故意用他们的名字以示抗议。蒋渭川是CC派，他的老板是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也是CC派。那时候被打的外省人，很多都是蒋渭川的人打的；蒋渭川找了一批流氓，到处捣蛋，要把政学系的陈仪斗倒。陈仪很气，要抓蒋渭川，结果被蒋跑掉了，蒋被李翼中保护起来。蒋渭川的女儿，为了保护父亲，挡在蒋渭川前面，结果被陈仪派去的人杀了。
李敖曾说，二二八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台湾人杀外省人，第二个阶段是外省人杀台湾人，第三个阶段是台湾人杀台湾人。李敖的说法太夸张了，很容易引起误解。第一个阶段，一些外省人被打，少数人被打死，蒋渭川的打手到处乱打人；第二个阶段，外省军队从基隆登陆，一路开枪扫射，但因为大部分台湾人躲了起来，所以只有在街上的人，才会被流弹打中；第三个阶段，国民党补杀了一些台湾知名人士和地方领袖，其中不少人可能是蒋渭川开名单密告的，所以李敖说台湾人杀台湾人。李敖讲话是很生动，但太夸张，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二二八是省籍冲突。
当时，我们根本不觉得二二八是省籍冲突。我们要反抗的不是外省人，而就是贪官污吏。但是，贪污的人都躲起来了，倒楣的却是一般的外省人；有些外省人挨揍，还有些被打死了。不过，二二八的性质并不是省籍冲突，而是反抗国民党暴政，是政权跟人民之间的冲突。
坏的人是那些贪官污吏，但我们学生对外省老师的印象就比较好。因为，那时候来台的外省老师很多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左派的也很多，比较进步，比较讲民主，跟学生相处很像朋友。台籍老师受日本人影响，权威性较强，讲话都是用命令的，所以学生对外省老师比较有好感。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说法，黄春明也这么讲（他的外省老师因为是共产党，后来也被枪毙了）。
关于二二八，我还可以说两点。民进党一直在制造一种印象，让人觉得，二二八时国民党在台湾进行大屠杀。依我的了解，二二八死的人，大约在一千上下。 1950年我被捕时，在狱中跟台湾各地的难友聊天，了解各地的状况，据我当时估计，大概就是这个数目。后来，民进党成立了二二八赔偿委员会，列了一大笔经费，到现在钱都还没领完。据我探听，因死亡或行踪不明而领赔偿费的不超过一千人，而且其中有一些还是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领的。民进党完全不公布这个消息，还继续炒作，实在很不应该。
还有，陈映真跟我讲过，有一个外省老师，看到接收人员欺压台湾人，非常不平，写了几篇小说加以揭露，发表在上海的文艺刊物上（按，这些作品已收入人间思想丛刊《鹅仔》，人间出版社，2000年9月），可见二二八主要是「官民矛盾」，不是「省籍矛盾」。
李敖有话说 第二一六集题目：二二八事件真相
2005年到了，大家看到我这个节目招牌换了，“李敖有话说”是我用签字笔写的，后面的背景是我的书房的一部分，为什么要换个招牌？等于庆祝二零零五年到来，而我依然健在。
在这跟大家谈一谈李敖有话说的新节目，今天的节目里面，我还要是延续，年底在网站上，一位朋友向我提出的一个要求，他说希望我能不能在这个节目中客观的讲讲台湾二二八的真相。
什么是二二八？二二八就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号所发生的台湾的一个民变事件，就是台湾从光复以后，从日本人手里，我们中国重新把它拿回来以后所发生的一个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一个严重的冲突，叫做二二八事件。这一事件我在上一期节目跟大家说过，它是从二月二十八号到三月十号，这段时间啊整个的时间都是台湾省人在杀外省人，这个十天时间过来以后，外省的军队开过来了，又开始杀台湾人。可是这个杀得过程里面，军人并不知道谁该杀谁不该杀，有一些台湾的人，张三跟李四的不对，张三就鼓动军队去杀李四，所以严格的说起来，最后的杀来杀去的局面是台湾人杀台湾人，可是利用了外省人做工具，所以整个的局面呢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可是这个局面啊一直被压住了，过去啊台湾不敢提这个文字，任何文献上谈到了二二八事件或者说二二八事变，就是用X.......五个X字，真正在台湾把它当成一个历史问题，把它谈出来的，不是别人，就是李敖，跟李敖的朋友，在我李敖主持的刊物里面，我们一早的谈到了这个问题。后来呢我还编了三本书，叫做二二八研究，二二八研究续集，二二八研究三集，还跟我的学生合编了一本，就是你不知道的二二八。今天谈这个问题，我是最内行的，为什么呢？一直这个问题被闹、被炒作，过去毛泽东讲了一句话，他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为什么呢？人有阶级，用阶级作为一个斗争的武器的时候，矛盾立刻就调出来了。在台湾是族群斗争一抓就灵，有本省人外省人的分别，有台湾省人原来的跟四九年到台湾的这些外省人去冲突，这个问题一调就调出来了，本省人、外省人就调出来了。所以省际的斗争、族群的斗争，一抓就灵。
这个二二八的题目一直闹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停止，这个题目闹到什么结果呢？就是外省人在台湾被打压，头都抬不起来，觉得是罪人，就是当年啊我们是凶手，我们杀了好多台湾人，杀了多少台湾人呢？好有趣啊，我给大家看看资料啊，大家看这个资料，关于二二八说到底杀了多少人，大家看根据杨良工的这个调查报告，看到没有？死了一百九十个人，死伤一共是一千八百六十人，根据当时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报告死了三千两百人，根据保安处的报告死了六千三百人，根据王康写的二二八事件亲历记，死的是两千人到三千人，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是死了两千两百人，根据现在的台独分子辜宽敏的他们在台湾青年上的报告，说死了五万人，然后再根据了这个彭敏明的自由的自问所说死了两万多人，根据洋人，就科尔，他所说的被出卖的台湾，这本书里面说死了两万多人。可是最严重的是根据王玉德这本苦闷的台湾之研究说了，死了十几万人，根据台湾四百年史说死了十几万人。换句话说呢，整个的说法里面，从一百九十个人，到死了十万多人，这个落差很大了，到底死了多少人？
我们看到有趣的现象，有一个台独分子，事实上是嘴巴上台独分子，她一直住在日本，她的名字啊叫做金美龄，跟蒋介石老婆宋美龄那两个字一样的，金美龄，她一直住在日本。说是台独分子，陈水扁请她做国策顾问，金美龄写了一本书，这本书里面，它叫做日本啊，台湾啊，是这么一本书，日本啊，台湾啊。这个书啊，这本书呢，她在，注意啊，这个人叫做金美龄，她在这本书的第四十七页，请大家特别注意啊，四十七页里面讲到了二二八事件发生，造成台湾人死亡人数，正式的发表的约两万八千人的大屠杀事件，依当时的比率，台湾国民两百人就有一个人牺牲，从来没有人正式发表过这个数字，至少官方没有，所以这才说她是说这里面死了两万八千人，注意啊，这本书的四十七页说是死了两万八千人，同样一本书到了第一百六十页，大家注意啊，她说，看到没有，造成大约五万名台湾人被杀的一九四七年二二八革命以来，每年都有大量的台湾人流血牺牲。换句话说呢，在一百六十页就死了五万人，好不好玩？同样一个人写了同样一本书，在同样一本书的四十七页是死了两万八千人，到了一百六十页就变成了五万人。看到没有？两个相减，祗差了一百一十三页，死亡人数就差了两万多人，大家不觉得很荒谬吗？这就是陈水扁的国策顾问金美龄的留下的记录。换句话说啊，死两万五千人，跟死五万人，随她高兴随她顺口溜。
所以呢，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从四十七页的两万八千人，到一百六十页的五万人，这突然就多了两万两千人，由这个例子告诉大家，死亡的数字是不准确的。用什么的方法证明死亡数字的准确的呢？我告诉大家，日本人统治台湾五十一年，它留下很好的户口制度，户口很严密，这个户口呢，在国民党政府来的时候呢同样的接收了，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啊用人口同一样的户口，跟这一年的户口去减嘛，生育率不谈去减嘛，减的话一减多少人就出来了嘛，户口可以查出来。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用户口去核对。
在台湾有国民党的军头郝柏村做行政院长的时候，采取了这个方法去核对，结果发现啊八百人祗有这么少的数目，根本不是什么两万多人，也不是十万人，祗是八百人，翻来覆去都是八百人。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啊，后来怎么办呢？后来用悬赏的办法，就是说你小舅子当时死了，忽然你姐夫死了，病死的也算，被杀掉的都算，我们都算，大家然后凑在一起，看看这到底是死多少人，发现误差祗是八百人。后来呢用悬赏的办法，就是如果死了，有人证明你家死人了，好，赔六百万台币，合到一百五十万的人民币，这个数字很大呢，你祗要有人证，说你家死人了就够了，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冒领，冒领到现在多少人呢？我告诉大家多少人，我们现在查的很清楚，就是死亡人数，看到没有在九十三年二月二号，由这个董事会在审查的结果，发现了死亡了六百八十个人，失踪了一百七十六个人，加在一起是八百五十六个人，就是正好从户口里面去核对，就是这么多人。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就是刚才我所说得，他们审查谁家死人了，这个基金会，他公告受难者的县市及补偿金额的这个统计表，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县死了多少人，然后彰化市死了多少人，一个一个算，看到没有？这边很有趣了，到这里江苏省死了一个人，浙江省没有人死，福建省没有人死，广东省没人死，为什么没人死呢？外省也被台湾人杀了十天，怎么会挂零呢？给你四百万怎么还不要呢？吓得逃走了，不敢住台湾了，所以没有被害人家属来领钱了。所以你看没有，最后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看到没有，这时候这个记录还祗有六百五十四人的时候，我们看到都那么多挂领的纪录。到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最新的一个纪录，就是到了去年八月三十一号纪录摆在这里的，就是死亡还是六百八十人，失踪一百七十七个人，加在一起八百五十七个人，这个数字啊，怎么样算都凑不掉八百多人了。
换句话说，整个的死亡人数，外省人申请的祗有一个人，其它的都算是台湾人死了，死了八百多人。为什么死了八百多人会说死了两万八千人，又说死了五万人，又说死了十万人，为什么这样子呢？制造仇恨啊，利用这个机会来制造仇恨，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台湾会这么仔细的研究这个数字的原因。甚至呢我刚才把陈水扁的国策顾问金美龄的书，这样牛头不对马嘴的，从两万八千人到五万人的这么一个落差，在同一本书的里落差，给大家看，告诉大家，这个数字啊是被灌水的，被弄错的一个数字。
那么当时怎么说呢？当时说公布文件啊，就公布了文件，大家一看，哎哟，台湾有个报纸叫自由时报，说可找到被枪毙人的名单了，你看这公布的文件，看没有，已决暴动人犯名册，看到名单了，结果闹了大笑话，为什么呢？这个已决暴动人犯啊，已决，注意啊，已决不是已经枪决，已决是已经判决，已经解决的这种暴动人犯。所以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些人犯都没有死，都没有枪毙，干什么呢？都是有期徒刑的判决，我们才知道。后来呢台湾省文献会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到，被杀的人我们看到没有，有好象张七郎，张七郎是在台湾我第一个在我的刊物里面，替他喊冤的，也有这些人名单。我们看到这些名单，被抓的也有，被通缉的也有。换句话说呢，这些人是有头有脸的人寥寥可数，八百多人死掉了，没有错，可是有头有脸的人寥寥可数。
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就是准予自新的名单，就一百三十七个人，我们可以看到了，当时如果那么喜欢杀的话呢，就不必给你自新了，通通把你干掉就算了，可是我们可以在其它证据里面，就在官方李登辉大家说我们研究二二八，炒作二二八的时候，他们有很多有官方所确定的，这些文字以外，有很多副的文件，大家没有人仔细看，我李敖仔细看了，我给大家看一张副录的文件。看到这表没有，在台中市，有一个人叫刘青山的，他是烟酒专卖局台中分局的一个科员，请看看他怎么死的，被流氓推下，群众趋前围殴，送台中医院治疗，未死，消息传出来，还没死。第二天晚上，流氓十余人冲入医院，割去，把他的耳朵，鼻子割掉，两个眼睛挖出来，再拼命打他，始告毙命。看到没有？
大家注意啊，籍贯，这正泰山是高雄市人，周有德台北县人，死的刘青山什么地方人？看到没有？空白，为什么空白？后来我查出来，原来他是外省人，外省人被流氓围殴，然后就送到医院去了，没有死，消息传出来，流氓又去打他，十多个人冲入医院，把他的耳朵割掉，鼻子挖掉，两眼挖出来，请问这是谁干的事？哪里来这么多流氓啊，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啊？这就我所说的，二二八到三月十号这段时间，都是台湾人杀外省人。
上次我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外省的女老师被轮奸，外省的小孩子走在马路上面被抓住，流氓真的流氓啊，一个人抓左腿，一个人抓右腿，撕开，把这个小孩子撕开，这个尸体丢到水沟里去，是这样残暴的，怎么有这么多残暴的局面？怎么割人家耳朵，挖人家眼睛，为什么呢？日本人混进来，留在台湾，日本人是在做流氓，放出来，混进来，造成这个局面。
可是今天台湾历史怎么说？台湾整天算这个账，绝口不提当时台湾人怎么杀外省人，也绝对说台湾人被杀的都是精英，都是优秀分子，那么优秀的分子会十几个人跑过去，去切人家的耳朵，挖人家鼻子和眼睛吗？明明是流氓，然而你们官方纪录里面流氓，可是在这个说法里面，我们看不出来，这个被害人是谁，是哪一省的人，可现在在我李敖的解读之下，大家知道原来是外省人被这样干掉了，就这样子。
今天没有道理可讲，我将这些证据给大家看，就是当时死的人八百多人，绝对没有什么几万人，什么十几万人，没有这个事情。可是为什么拼命灌水呢？要制造出族群的仇恨，可是根据呢？我讲过根据，给蒋介石的报告，外省人当时被杀的也是八百多人啊，等于扯平啊，你杀我八百，我杀你八百，等于就是这样子啊。祗是外省人被杀的这个族群，大家吓跑了，台湾我们领教了，我们不敢住了。我常常开玩笑，大家讲说二二八被害人，我说我李敖也是二二八被害人，为什么呢？因为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号，我在北京念书，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可是我们要跑得时候，从北京跑出来，我爸爸有一个在东北认识的台湾省的好朋友，他们约我们立刻到台湾，我爸爸不敢来，为什么不敢来？就是发生了二二八事变，发生外省人这样的被杀，怎么敢去呢？结果我们家从北京啊，应该直接逃到台湾的，结果我没有，逃到上海，再由上海转手，再跑到台湾。中间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在上海搞了房子，买了些囤积的物品，预备这个苦难的时代，我们可以活。结果最后这些东西全丢在上海了，房子也丢在上海，根本都没有了，不敢来，最后才来台湾。所以我才说我们也是二二八的被害人。
今天我拿这些资料给大家看，看看死亡的数字，真相就是这个真相，你杀我八百，我杀你八百。可是今天历史整个被改写，被改成了，甚至说台湾人被杀十万人之多，天啊，你想想看，十万人被杀，难道查不出来吗？当时台湾也就几百万人口，查不出来，十万人死是多么大的数字啊，没有这个数字。可是今天硬是这样炒作，制造了族群的问题，幸亏有我，台湾幸亏有我把这个真相，这么仔细的把它核对出来，并且告诉大家，二二八的真相不过如此，你杀了我，我也杀了你。可是今天道理没法说，变成了一面倒，随意很多外省族群，在别人一抬出来二二八的问题的时候，就是族群斗争一抓就灵，省际斗争一抓就灵，使外省人抬不起头来。祗有我用书，用演说用节目，把这个真相讲出来，使大家知道，这个真相不过如此。（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