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莱菲耶思想
赛莱菲耶思想是指伊斯兰教史上以恢复伊斯兰本来面貌，净化教义，简化教规，反对外来腐朽思想文化影响并主张革新的思想运动。“赛莱菲”是阿拉伯语“前辈”或“先贤”的音译，该词缘于９世纪伊斯兰法学家伊本·罕百勒提出的要以“廉正的先贤”的言行为行教根据的言论。“廉正的先贤”是指先知穆罕默德的门弟子、再传弟子和三传弟子之中的名人和学者，简称三代先贤。后来便将在宗教问题上主张严格按《古兰经》、圣训和三代先贤言行立教的人称为赛莱菲耶，有“尊古崇正”之意，故亦译为“尊古派”。
产生的社会背景 该派最早出现于１０世纪，当时阿巴斯王朝日趋衰败，法蒂玛王朝在开罗，布韦希王朝在巴格达掌握政权，政治斗争十分激烈，表现在逊尼派、什叶派以及逊尼派内部各学派之间在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也非常激烈。当时在伊拉克出现了自称是伊本·罕伯勒的拥护者的一派人，要求严格执行教法和伊斯兰道德准则并对违反者采取严厉的惩治行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遂遭到布韦希王朝的打击和镇压。１２世纪前后，哈里发国家已四分五裂，统治集团腐败无能，内证不已，社会矛盾益趋尖锐，外侮乘虚而入，十字军入侵中东；蒙古人入侵伊斯兰世界的东方，并于１２５８年占领巴格达，处死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西欧基督教联军 已发动收复西班牙半岛的战争，大败穆瓦希法王朝的军队。内忧外 患使伊斯兰世界人民处于苦难之中，中央政府的衰败使伊斯兰教 失去了统一的精神支柱和象征，导致了作为统一法治手段的教法 的衰落。于是苏非主义从消极方面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绝望情绪，用逃避现实的思想将那些处于社会下层的虔诚穆斯林群 众吸引到各种教团中来，这等于从官方手中接过伊斯兰教旗帜，使其成为民间宗教。伊斯兰教通过苏非主义广泛传播的同时，一些印度教、袄教、基督教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等反伊斯兰一神论的思想也通过苏非主义的渠道渗入伊斯兰教。苏非主义者提倡修道、崇拜道祖，寻求人神之间的中介，追求遁世潜修，静坐冥想，甚至提倡《古兰经》明文反对的“出家”。悲观厌世、消沉懒惰、托钵行乞的现象盛行，各种扎维叶、麻扎代替了清真寺的作用；苏非主义的穆尔施德（导师）、谢赫、卧里代替了教法学家和法官，参加各种苏非纪念活动和寂克尔聚会代替了正统的宗教功课和在清真寺内的学习和敬拜活动；而那些既不受教法约束、又未参加苏非主义门宦的官吏和社会上层，文恬武嬉，追求声色享受，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对伊斯兰教和国家的命运以及广大社会下层的疾苦漠不关心。于是伊斯兰社会被忽视劳动、不事生产、消沉怠惰、战乱饥荒、追逐私利甚至道德沦丧等弊病所困扰，伊斯兰教早期所具有的纯朴和积极入世的教义已被各种不同倾向的苏非主义说教和崇拜所取代。伊斯兰世界陷于涣散、消极不振之中。
基本主张 伊斯兰教思想家和学者对外来邪说猖撅，正宗信仰衰落和道德沦丧感到担忧，对伊斯兰政权的腐败、统治者的无能感到不满，都希望发挥《古兰经》及圣训的权威作用，重振伊斯兰精神，重建伊斯兰法治，恢复伊斯兰的本来面貌。一些苏非派学者也起而批判苏非主义中的极端思想，主张严遵经、训，坚持正统信仰，并将修道和遵法结合起来，以调和苏非主义与伊斯兰教教法学的关系，促进伊斯兰社会的团结。其主要代表为安萨里和中亚的纳格什班迪、叙利亚的赫勒瓦尼教团等。与此同时，在１３世纪出现了以伊本·太米叶和他的学生伊本·盖伊姆为代表的坚持恢复伊斯兰本来面貌、批判苏非主义、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教法和道德、改革伊斯兰国家社会制度的“赛莱菲耶”运动，他们先后就此提出的主张涉及面很广，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１．在信仰问题上，主张严遵经、训，他们提出伊斯兰教既以 经、训立教，关于宗教根本信仰方面的问题，只能以经、训为依归。无需用唯理主义或思辨方法对经、训明文进行解释；更无需借助希腊哲学或其他宗教学说来探讨安拉的本体问题。反对将《古兰经》宣明的安拉独一论具体化、人格化和神秘化。既反对逊尼派内部受希腊哲学、逻辑学研究方式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穆尔太齐赖派和凯拉姆学派，指责他们把信条复杂化、概念化，同时指责曾支持他们的哈里发马蒙将要受安拉的严惩。也反对苏非主义在信仰问题上提出的通过内心参悟体察认识安拉和形形色色的泛神主义，如“神爱说”、“光照论”、“神人合一论”、“万有单一论”、“绝对统一论”等观点。认为这些都是把人引入歧途的邪说，同伊斯兰教的认主独一信仰毫无共同之处。
２．强调教法实践的重要性。他们提出行为实践是信仰的组成部分。在行为上穆斯林应以先知为榜样，全面地执行经、训规定的教法。经、训之外，要按三代先贤们的言行办事。因为先贤距先知时代较近，对经、训的理解较正确，对执行教法较认真。他们之所以尊崇罕百里学派，是因为该派学说以圣训和三代先贤的主张为基础；他们对其他教法学派的立法见解与主张虽不雷同，但对逊尼派各教法学派的首创人均表尊重。主张打破教法学派的门户之见，建立以经、训和三代先贤言行为基础的教法，认为教法学派因受外来思想和教派门户之见影响，形成偏见会导致对伊斯兰的误解或曲解。他们反对教法学上“创制大门已关闭”的主张，认为创制是安拉赋予人们的一种权利，任何时候穆斯林都可以对新出现的问题，根拒经、训的精神进行类比推理，提出新的法例。
３．绝对的单一崇拜。伊斯兰教崇拜的对象只是独一的安拉，在这一点上他们要求十分严格。他们将当时在各地流行的神化、崇拜安拉以外的任何人或物的行为，统统斥为多神崇拜，严加禁止。禁止神化和崇拜先知、阿里及其后裔，禁止崇拜卧里贤人及其遗物，禁止为亡人修建陵墓、拱北或麻扎作为朝拜瞻仰之地。禁止向任何人（包括先知穆罕默德）祈求赐福祛祸。认为将人信为通向安拉的中介、探视先知或卧里的陵墓、面向这些坟墓作祈祷、在其周围举行宗教功修等等都是违反崇一信仰和先贤们主张的异端 行为。
４．关于《古兰经》，他们认为她是安拉的言语，是依其本体而 成立的意义，既不是字母，也不是读出的声音，更不是被造之物。伊本·大米叶说：“在经文是安拉的言语和非被造物同经文的无始性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故古兰经文不是无始的”。注解《古兰经》只能在其文词含意所表述的范围内或在传闻材料的佐证下进行，不能运用理智注解经文，理智只能用来阐发被经、训肯定的东西。至于经中有关表述安拉形状、动作、位置的内容，相信其表述是确实的，既不能按字面理解，也不能用比喻等修辞学概念加以注解，不必追究其意义究竟，相信只有安拉才知其义。
５．政治方面，主张恢复统一的宗教领袖哈里发制，实行政教合一。哈里发由民主推选产生，其职责是按伊斯兰平等、协商原则治理国家，管理伊斯兰教事务，保护穆斯林，为伊斯兰“乌玛”负责。政权的根本目的就是实行伊斯兰法，以使人人遵守伊斯兰法规和道德准则，依此准则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和国家的之间的关系，拥护执行教法的政府和领袖，对不执行教法、读职腐败、支持异端邪说的政府和领袖不但不能服从，而且要起而反对。
６．强调弘扬伊斯兰初期的积极入世、努力进取精神，反对苏非主义提倡的消极厌世、弃绝红尘、坐等衣禄，守贫乞食的主张。提出宗教功课有主有次，认为完成主要功课是必须的，但须简化教规，丢掉一些次要的副功，以减轻穆斯林的精力负担，从苏非主义所倡导的各种繁琐的功修和活动中解放出来，从事今世耕耘，实现两世幸福。根据“求主护情，摆脱愚昧与贫穷”的圣训，提倡发展经济和文化知识，摆脱因循守旧和异端邪说思想。
对伊斯兰改革运动的影响 伊本·太米叶倡导的赛莱菲耶运动，由于未能得到马木鲁克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支持，在各种势力尤其是苏非主义势力的攻击和反对下，未能取得成功。但是他的思想代表了当时穆斯林要求革除保守腐败，重建伊斯兰社会、恢复正统信仰、实现穆斯林团结的愿望，赢得了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在 阿拉伯半岛及其周围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１３２８年他在狱中病卒后，他的学生伊本·盖伊姆（？～１３５０）著书立说，继续宣传老师的思想学说。从１４世纪下半叶到１８世纪瓦哈比运动的兴起，其间出现了一些有见识的伊斯兰学者，印发伊本·太米叶等人的著作，宣传他们的思想，发起改革运动，使伊本·太米叶的思想主张得到广泛的传播。其中著名的有也门的伊本·瓦济尔（１３７３～１４３６）、穆格比里（１６３７～１６９６）、邵卡尼（１７５８～１８３４），印度的瓦里优拉·德海里（１７０２～１７６３）、艾哈迈德·海如丁、哈吉·沙利尔图拉，内志的阿卜杜·瓦哈卜（１７０３～１７８９），摩洛哥的艾哈迈德·提加尼（１７３７～１８１５）等。他们基本奉行伊本·太米叶的学说，并根据各自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恢复伊斯兰教的纯洁性，清除伊斯兰教在传播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异化和异端现象，并对反对赛莱菲耶思想的人们进行反驳，指责他们“僵化”、“无知”，有力地捍卫了这一思想运动。其中阿卜杜·瓦哈卜不仅继承了伊本·太米叶的学说，而且将其理论付诸实践，在内志穆格利因部落酋长穆罕默德·本·沙特的支持下，举起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统一阿拉伯半岛的旗帜，提出违反伊斯兰教根本宗旨的多神崇拜现象已充斥阿拉伯各国、一甚至连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地也不例外，必须按伊本·太米叶的理论净化伊斯兰教，“回到《古兰经》去”，对拒绝接受净化的人可进行圣战。经过艰苦努力，他们建立了以穆斯林兄弟平等精神为纽带的伊赫瓦尼会，控制经济贸易，组建军队，使用欧洲的枪炮，发动为统一而进行的军事行动，经过长期的宣传和军事手段，终于统一了内志地区，建立了以赛莱菲耶思想为指导原则的政教合一政权。此政权的建立，鼓舞了具有各种政治倾向的伊斯兰改革运动。尽管阿卜杜·瓦哈卜宣称他遵奉的是伊本·太米叶的学说，而别人称他的思想为瓦哈比主义或瓦哈比派。瓦哈比派成功后，虽然将其改革局限于宗教方面，而且由于伊本·沙特的后裔掌握了政教大权，实行封建家族的统治，未能进一步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领域进行深入的改革，但由于阿卜杜·瓦哈卜对伊本·太米叶思想的发展和丰富，带动了伊斯兰世界的改革浪潮，遂被尊为伊斯兰改革运动的先驱。在其后出现的改革运动代表人物无不受其影响，如伊斯兰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赛义德·艾哈迈德汗（１８１７～１８９８）、穆罕默德·阿布杜（１８４９～１９０５）、赖希德·利达（１８６５～１９５７）、伊克巴尔（１８７８～１９３８）和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哲马鲁丁·阿富哈尼（１８３８～１８９６），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１９０６～１９４９）。印尼穆罕默迪亚派的创建人塔希尔·哲拉鲁丁（１８６９～１９５７）、艾哈迈德·达赫兰（１８６８～１９２３）、中国依赫瓦尼派的创始人马万福（１８４９～１９３４）等以及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各派别代表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吸取了赛莱菲耶思想中的严遵经训、实行教法、反对外来思想、净化教义、简化教规、消除派别门户之见，促进伊斯兰大团结等主张，形成了各自的改革思想。因此，可以说，赛莱菲耶思想是１９世纪以来伊斯兰改革和复兴运动的思想源泉。从表面上看，赛莱菲耶思想运动包括瓦哈比派思想，都具有明显的复古倾向，但就其对近现代伊斯兰教发展的影响来看仍是一次重大的改革运动。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对她的任何革新或改革都必须以“托古改制”的形式进行，在维护甚至加强其宗教最本质和最神圣的那部分教义的前提下，才能对严重束缚穆斯林思想，妨碍他们发展进步的非宗教本质繁文褥礼进行改革。赛莱菲耶思想冲破了自 ８世纪以来由于教法学派的形成而造成的停滞僵化状态，将伊斯兰教思想内容压缩于三代先贤以前的范围之内，提出了“三代”以后无论是教法学派、信仰学派，还是苏非主义的任何学说，只要不符合三代‘先贤及其之前经的教导，均可以革旧代新，这便为伊斯兰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改革开辟了广阔的领域。所以，赛莱菲耶思想最初的目的是借遵古之名，行革新之实。这同伊斯兰教初期先知穆罕默德以遵易卜拉欣古教、宣传崭新伊斯兰教的作法是一脉相承的。
（马 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