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淦
孙嘉淦(1683--1753)，字锡公，又字懿斋，号静轩，山西省兴县人，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前期一位突出的有胆识的宰相级官员。前人评价说，“嘉淦初为直臣，其后出将入相，功业赫奕，而学问文章亦高，山西清代名臣，实以嘉淦为第一人”。
孙嘉淦名气的响亮程度出人意料。至今吕梁一带知道孙嘉淦的老百姓还很多，而且关于孙嘉淦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在其故乡兴县，老辈人讲得最多的孙嘉淦故事有四个。
第一个故事是皇帝过寿，众臣上贺，孙嘉淦提来青菜一桶，寓意“大清一统”。
第二个故事是山西的房子越制(超越规定的规格)而建的多，是孙嘉淦为民请命所致。
第三个故事是说皇帝(哪个皇帝没有必要考究了)某天突有所思，问诸多臣子：天下有几种人?大家各说不一。而孙嘉淦则言：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名往。普天之下只有两种人，一种为名，一种为利。皇帝问：既然这样，孙爱卿是为名还是为利?孙嘉淦说：为臣不爱钱。言下之意当然是为名了。
第四个故事是说孙嘉淦告老还乡，从京城回兴县之前，他老人家犯嘀咕了：我一辈子不贪不沾，没有攒下几个钱，如今荣归故里，还是一副穷酸模样，遭乡绅土财耻笑不说了，也给朝廷丢脸啊。思谋良久，计上心来，让仆人连夜买来十几口厚重木箱，然后亲自动手装满了砖头。第二天，辎重浩荡启程回家。没料到，皇帝得到举报说，孙嘉淦平常装清廉，实际也是个贪墨官，不信您看，他回家的时候金银财宝带了好几骡车。于是，孙嘉淦行至半路遭到检查，装阔的事露馅儿了。此事一经汇报，皇上很是感动，命令沿途官府以真金实银换下了孙嘉淦箱子里的砖头，算是重重赏了他一笔。
乡语村言自然可听不可信，但是孙嘉淦的确是个个性十足的政治名人，把名声看得甚重，所作所为都非同一般。这是有正史记载的。
孙嘉淦从小家境贫寒，他利用劳动余暇，刻苦读书，掌握了大量知识。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举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时年30岁。值得一提的是，孙嘉淦亲兄弟三人都是进士。“一门三进士”的荣耀至今在兴县还被人称道。但是孙嘉淦在康熙朝中9年仕途生涯，一直没有什么值得入载史册的事。
正所谓“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年届不惑的孙嘉淦突然血气方刚起来。他给新皇帝上书，劝诫三件事：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后两件倒也罢了，第一件简直就是捋虎须。雍正在康熙末年“九王夺嫡”中胜出，为了稳定地位，剪除先帝八子、九子也就是自己两弟弟的势力手段残酷、不遗余力。这么做是否必要先不说了，影响是相当地不好。
孙嘉淦的折子算朝雍正的脸上给了一个响亮的耳刮子，效果当然明显，那就是满朝轰动、皇帝震怒。好在有雍正的老师朱轼求情，说：“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雍正自己也对孙嘉淦说真话不要脑袋的胆识表示佩服，转怒为笑说：“朕也服其胆。”没有砍了他，当时保留了孙嘉淦在翰林院工作，之后又提升他为国子监司业，相当于最高学府的教务长。
此事过后，孙嘉淦名声鹊起。但随后，不能释怀的雍正还是抓了孙嘉淦的一个过失，交刑部议处。刑部的负责人领会上意，说，按律当斩。雍正作为一个明君这时候体现了高明的政治手腕，对孙嘉淦加恩免死，说这个人性气不好，我不待见，但是他出了名的不要钱，念在还有这么个长处，“著在银库行走”。孙嘉淦在国库临时打杂的差事结束后，又被委任为河东盐政。在别人眼里，这也是个肥差。能得此官，和孙嘉淦不爱财也有莫大关系。
乾隆继位后，年轻有为，相中了敢言直谏的孙嘉淦，擢升他为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专管监察。孙嘉淦也不含糊，很快给皇帝上了篇绝代谏论《三习一弊疏》。兴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办主任王奋勤对他们老乡的这篇文章评价极高：“只此一篇文章，足以让一个人青史留名，永垂不朽。”
“三习一弊”的大意是：“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这三种习惯形成后，那就会产生喜小人而厌君子的弊病，希望皇帝您哪应该“予除三习，永杜一弊”，可不要自以为是。《三习一弊疏》着眼之高，恰恰适合于做皇帝的人看，抨击之广则直指人性的普遍弱点，语言之美足以令人拍案惊奇，但其笔锋之利让所针对的人读来难免汗流浃背，坐卧不安。好在乾隆帝看了之后挺喜欢，表示采纳，而且因此又升了孙嘉淦的官，让他做刑部尚书，并“总理国子监事”。
孙嘉淦是谏臣也是能臣，查贪官、平冤狱、整修河道、调和民族矛盾，办过许多出色的事。敢说、能干又遇上了好皇帝，使得他在仕途上创造了奇迹，兴县的老乡说孙嘉淦一生当过兵部、吏部、刑部、工部“四部尚书”，还当过直隶、湖广两任总督。最后死的时候是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
孙嘉淦的死耐人寻味。对吕梁文化名人深有研究的赵桂溟先生分析说，他这位胆大的老乡竟然是被吓死的。
1750年，登基15年的乾隆皇帝筹划他的首次南巡，有的官员对皇帝的这种举动有意见，企图阻止皇帝，但又担心自己的影响力不够，就想了个办法，假托孙嘉淦的名义伪造了一篇为此上谏的奏稿，还伪造了皇帝的御批，然后在民间和官场传播，以求制造舆论，耸动人心。
借了孙嘉淦的名声，这篇文章还真的产生了挺强的号召力，流传甚广。伪奏稿事让乾隆皇帝发现后，在全国范围内追查作者，仅在四川一省，就有280余人因传抄而获罪。
赵桂溟说，孙嘉淦直言抗上的牌子很响，梗直不假，但是他更是一位有政治智慧的臣子，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时机、尺度把握准确有当，这样越轨的事不会干。
事情发生以后，孙嘉淦非常不安。清朝的文字狱非常厉害，雍正在位13年，兴文字狱20起，乾隆皇帝在60年的统治期内，更是发动过130起文字狱。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过了几十年，年近七旬的孙嘉淦再直也弯了，晚年的他已经表现得极其圆通谨慎。据史料记载，查处伪奏稿的事延续了三年，孙嘉淦对家人说：“先帝(指雍正)及今上，尝戒我好名，今独假我名，殆生平好名之累未尽，有此致之。”
1753年，孙嘉淦惊惧而终，时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