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
卞仲耘（1916年——1966年8月5日），女，安徽省无为县人，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文革发生后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人生简历卞仲耘1937年高中毕业，1938年春随芜湖女中迁移到长沙，随后奔赴武汉，参加战地服务团，投身抗日宣传。进入1940年，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战地服务团在国民党军队中无法坚持，卞仲耘打算继续上学深造，遂考入已迁移到陕南的西北大学经济系，1941年，她在那里加入了中共党组织。 不料，地下党组织很快被国民党破坏，有的地下党员被捕，卞仲耘等一批学生被校方勒令退学。党组织负责人要卞仲耘立即离校，前往内地大学继续求学。于是她来到了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继续求学，1945年毕业。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垚（读“尧”）一起去了共产党统治区，亲身参与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及后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建。1949年，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语文教员、政治教员、教导员、副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共产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副校长。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从1966年6月初开始，她被“揭发”和“斗争”，8月5日，被红卫兵殴打致死，时年50岁，留下4个孩子。
文革遭遇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除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6月2日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是宋彬彬，高中三年级，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的家庭背景使得这张大字报更有权威性和影响力。
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等人的热烈支持。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掌管了学校，原校领导“靠边站”。工作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
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也就是开会、贴大字报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工作组制定了从“普遍揭发”到“重点揭发”两大步骤的计划。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学生对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老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大会开始后，几个学生把卞仲耘押到台上，把其他四个学校负责人押在台下。在这样的大会上，被斗者九十度大弯腰，以示“低头认罪”；上台“揭发批判”者，都作义愤填膺状，声音高八度，讲话时挥拳头跺脚。会中，有学生跑上台，用学校自制的枪头包有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然后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拖起来。工作组不加干涉，继续对卞仲耘“揭发批判”。
7月31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红卫兵掌管学校。
8月5日，包括卞仲耘在内的五个学校负责人，被红卫兵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卞仲耘被殴打致死。
家庭
卞仲耘与丈夫王晶垚生有四个孩子，一男三女。王晶垚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卞仲耘死后，9岁的小女儿发现，父亲王晶垚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碎了。而在妻子被害的第二天，王晶垚到西单商店买了一架120照相机，拍下了妻子布满伤痕的遗体。他把妻子遇难时的东西都保留了下来：一件沾满血迹、用黑墨写上“打倒”二字的白色短袖衬衣，一条沾有粪便的裤子(她被打得失禁)，一块表链被打得扭曲的手表，时间停摆在3点40分，1966年8月5日3点40分。一年后，王晶垚在家里的柜子里为妻子布置了秘密纪念堂。柜子的门是关紧的，但里壁贴着卞仲耘的照片，照片前供着鲜花。
2006年1月27日，摄影家贺延光访问已经85岁的王晶垚，尽管当时距卞仲耘遇害已过去整整四十年，王晶垚面对前妻卞仲耘的遗像，仍不禁黯然神伤。贺延光以相机记录下这一时刻，这便是其代表作之一《伤痛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