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
【简介】·人物
梅汝璈(1904～1973)
中国法学家。字亚轩 。江西南昌人 。
·一生
梅先生出生在1904年11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区朱姑桥梅村(在南莲路上的南昌铁路南货场附近)。20年代在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习。在清华学习期间，梅先生在《清华周刊》发表多篇文章，如第286期的《清华学生之新觉悟》、第295期的《辟妄说》和第308期的《学生政治之危机及吾人今后应取之态度》等，表达出其年轻时代的忧国忧民之心。
1924 年自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国留学。
1926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并被选入怀·白塔·卡帕荣誉学会。
1926年夏～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梅汝璈曾与同学施滉、冀朝鼎等组织了中山主义研究会，以响应国内发生的北伐革命行动。
1929年春，他游历了英、法、德、苏等国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讲授英美法、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国际私法等课程，还担任过当时内政部参事兼行政诉愿委员会委员、立法院委员及立法院涉外立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外交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译部主任及《时事类编》半月刊主编，同时在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等院校兼职讲授英美法课程。
1946～1948年，梅汝璈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审判对20世纪30～40年代发生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大规模侵略战争负有主要责任的日本战争罪犯的工作，同某些庇护日本战犯的势力进行了坚决而卓有成效的斗争。 在历时两年半开庭818次的漫长过程中，梅先生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礼有节，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关键时刻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出色完成了任务，赢得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当感谢他。”时任教育次长兼国立政治大学校长顾毓琇先生曾赠剑与梅先生，并称他为壮士。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又任命他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司法部长，他拒绝到任，并于一年后辗转到达北京，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兼条约委员会委员。
1954年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委员。他是第三、四届政协委员。
此后，历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案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60年代开始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
1973年10月17日逝世，享年69岁。
【著作】梅汝璈的主要著作有：《现代法学》（上海新月书店1932年）以及《最近法律学》、《法律哲学概论》，用英语撰写的著作《中国人民走向宪治》、《中国战时立法》，等等。论文主要有：《训政与约法》（1930年）、《盎格罗·萨克逊法制之研究》（1931年）、《陪审制》（1931年）、《中国旧制下之法治》（1932年）、《中国与法治》（1932年）、《现代法学的趋势》（1932年）、《对于刑法修正案初稿之意见》（1933年）、《宪法初稿中“宪法保障”篇之批评》（1933年）、《英国民事诉讼之新秩序》（1933年）、《拿破仑法典及其影响》（1933年）、《刑法修正案初稿》（1934年）、《刑法修正案中八大要点评述》（1935年）、《宪法的施行问题》（1935年）等，[8]以及东京审判结束时发表的《告日本人民书》（1948年12月2
日载于《朝日新闻》），1962年为揭露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阴谋而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此外，他于50年代还撰写了《制定侵略定义的历史问题》、《世界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和约》、《战争罪行的新概念》等论著。遗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由其亲人梅小璈整理后于1988年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任职】据山西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校友、徐特立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尉迟华回忆，梅汝璈回国后因山西大学与清华有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会通”这一办学宗旨相近的特点，欣然应聘法律系。在执教期间，他不仅强调“法治”的重要性，而且经常以“耻不如人”的清华精神谆谆告诫莘莘学子。
抗日战争之始，南开迁往昆明与北大、清华合并成立“西南联大”，他途经重庆，应当时担任教育部次长的清华校友顾毓琇的邀聘，担任该校的法律系教授。
【首席审判官】梅先生因为是我国法学界权威，翌年被任命为我国参加“远东军事法庭”的首席审判官。
然而，中国虽然是同盟国中受侵略最惨的战胜国之一，但审判长由澳大利亚韦伯法官担任，美、中、英、苏、加、法、新、荷、印、菲十国法官的座次问题，开庭前预演时就发生了争议，因为庭长韦伯宣布入场的顺序为美、英、中、苏、加、法、新、荷、印、 菲，把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安排提出强烈抗议：“如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接着，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大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由于他的据理力争，庭长当即召集法官们表决，结果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这次预演虽然推迟了半个多小时进行，梅汝璈终于为我国争得了应有的位置，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在对战犯量刑方面，再次发生激烈的争辩。一些来自未遭到日军过多侵略践踏的国家的法官们不赞成处以死刑。为了伸张正义，梅汝璈根据审判过程中两年来收集的日军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杀中就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单纯用毒气杀人残酷百倍，主张对首恶必须处以死刑。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首犯送上了绞刑架。
【贡献】虽然从1946年5月开庭历时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但是由于他从报上看到国内“饥饿”、“内战”的坏消息，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所以当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公布梅汝璈为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时，他拒绝去南京赴任履新。1949年6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他由东京设法抵香港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取得联系，秘密由港赴京。抵京第三天，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1950年，梅汝璈担任外交部顾问。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7年“反右运动”时，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在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严重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时搜出那件他曾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以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动历史问题的确切证据，并试图将其烧毁。但梅汝璈对此有理有节地应对抗争，并进行了巧妙的周旋，从而保存下了这件历史的珍品。
1973年，梅汝璈在饱受摧残之后，怀着对亲友的眷恋，对“文革”的不满和厌恶，对未能写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本巨著的遗憾，在北京与世长辞，默默地离开了人间，终年69岁。
1976年底，他的家人遵嘱将厚达尺余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和他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无偿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希望能作为历史的见证警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那段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