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维改革
在外界看来，苏联1984年的情况很好。除了少数一些怀疑论者，几乎每个人都同意苏联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此外，如果说苏联没有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实力，那它至少也是第二，并且与第一相差无几。苏联生产的机械工具、钢铁、石油和天然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它在欧洲的核武器以及常规武器的储量至少是美国的两倍。
然而在苏联的体系之内，有人已经开始质疑强大的表象下的真实情况。比如说，在1983年初，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社会学家塔季扬娜·扎斯拉夫斯卡娅（Tat'iana Zaslavskaia），写了一篇专题论文，详细叙述了苏联经济中的短缺状况，并指出苏联在高科技时代的竞争中越来越力不从心。在扎看来，中央计划体系已经跟不上时代，失去了生命力。她承认中央计划能够很有效地让没有文化的农民接受教育，使他们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但是随着苏联经济的扩大的以及经济机构的复杂化，中央计划者就不再能够控制局面了，计划者执行的那些控制措施常常利弊相当。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几年前就曾指出，人们需要市场来指导他们做出成千上万的选择，这些选择是人们每天要面对的，包括“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何时生产”“为谁生产”。如果没有市场的引导，一个计划委员会，比如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无论它有多么庞大，将会发现它自己是不能有效地对经济发展做出反馈的。
事实上，苏联的工业系统越来越多地产出负的增值，即投入的原料、资本的价值超过最终产出。同样的，由于生产钻井设备和管道时对金属的使用方式过于浪费，开采和运输石油的花销常常超过石油的石油的使用创造的最终价值。苏联政府曾经承诺一旦工业基础建立起来，就提高劳动力的生活条件。然而效率低下造成的增长缓慢，使之成为泡影。
有些人已经认为苏联如果不进行深远的改革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1984年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加入了这些人的行列。他在几年前拜访过扎斯拉夫斯卡娅讨论农业改革的事情，他们的讨论也延伸到对于整个经济体系的分析。在1984年12月之前，戈尔巴乔夫描述了他的“不能再这样下去”的结论。这意味着将要来临的是一场不仅仅存在于政治和社会层面上的变革，更是经济层面上的改革。同月，戈尔巴乔夫在共产党会议上讲话时显示了他对于需要做些什么的看法。尽管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作为共产党有名无实的领导人还要有三个月的时间，戈尔巴乔夫选择在这次讲话中提出呼唤“新思维”——改革、重建的方式。
尽管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新思维”的确切含义每年都在变化，一开始几个月，戈尔巴乔夫讲的是提高，加快机械工具的生产。当他被选为中央总书记后，他的“新思维”又包括了削减政府部门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决策的权力。这表明政府已经开始更多地依靠市场来做出决策，至少原本描述市场的强硬严酷的措辞有了明显的软化。但是除了一两个试验性举措，他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来增强市场的作用。事实上很多时候看起来政府在朝相反的方向努力。
戈尔巴乔夫关闭了大量政府经济部门，并用一个更高级的部门代替了它们。这样做的结果却是让农业部（Gosagroprom）在决定农产品生产方面有了更大的权力，并最终成为了农业改革的障碍。更惊人的是，在1986年7月，苏联开始打击所有私人贸易。任何个人不得出售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东西。这是苏联迈出的退回三十年代早期的一步。
1987年，戈尔巴乔夫断定自己走错了方向。当年5月，一项新的条例批准了私人贸易、合作贸易，甚至私人制造业。最初只有退休的人和学生被批准参加，后来每个人都有了机会。大约在同时，苏联政府宣布允许外国人在苏联境内开办合资企业。同私人贸易与合作贸易一样，一开始合资企业也面临极为苛刻的限制（外国人所持有的股份不能超过49%），但是到1990年，在理论上外国人可以拥有100%的股份，虽然没有哪家公司真是这样。
任何真正在摆脱中央计划经济上有意义的行动必须涉及国有工业企业。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使国有企业私有化或者把所有的盈利和亏损交付给一些私人来承担。戈尔巴乔夫一开始认为这种做法过于激进，并引进了“公司法”来逐渐减少政府部门对企业的控制。从1988年1月1日起，中央计划当局要求产出总计占全国工业一半的多家企业只拿出80%的产出交给国家分配。
虽然这样做的目的是好的，公司法最终还是失败了。政府官员尽可能地想要保持对企业的控制，公司经理也无法享有他们新得的权利，没有一个大型批发市场帮助他们找寻到买主，要自己销售商品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复杂和困难了。此外，处理计划外的产出也意味着必须找到中央计划外的投入渠道。绝大多数的公司经理认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超过了潜在的奖励，拒绝转向市场。戈尔巴乔夫继续用这种不确定的方式这里试验一下，再在那里试验一下，却并没有一个坚定的对于改革的基本立场。可是他在经历更令人痛心的事之后，才认识到这点。他要求经济学家们设计出更加综合的改革方法。就某种层面而言，这些计划要求更多地依靠市场来确定价格;自由兑换卢布;结束补贴亏损企业;平衡国家预算;农业，使贸易和工业私有化;货币改革和去垄断化。
从1989年10月到1991年中期，苏联至少出现了8个这样的综合计划，但是没有一个能解决西方认为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比起执行政策，更善于号召研究新政策，各项提案的不足并没有实际的影响。虽然戈尔巴乔夫从没说过他不喜欢某个提案，但也没有一个提案让他满意到可以执行。每当一个新的提案完成时，戈尔巴乔夫都会批准，但他同时也建议把它和之前的提案结合起来。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业和商业的经营者，不管是私人企业家还是国家官僚，都发现要执行任何长期的政策是十分困难的。
公平地讲，没有人能够清楚地设想出怎样在相对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把一个斯大林主义、中央计划的经济体转变成一个市场导向型的经济体。苏联模式最终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市场萎缩，价格扭曲，个人面对主动权犹豫不前，盈利都与犯罪和危害社会联系在一起。此外，为了防止重复，国家有意识地制造了垄断。
把这些破坏恢复并非易事。一些国家，比如波兰，曾经尝试过“休克疗法”——把所有的改革措施同时全部实施，包括转向市场经济，货币改革，预算补贴，去国有化以及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私有化。有人说，这么快的变革把太大的压力加到人民身上。而一个渐变的政策也遭到批评，因为这样改革的反对者就有时间聚集起来，在改革者们还没有机会成功时打垮他们。此外，市场体系的全部要义就在于它是一个整体。比如说，如果没有了价格弹性，很有可能就要出现补贴，这会造成预算赤字，然后就会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即使受到抑制，还是会造成短缺。换句话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很不容易。约瑟夫·贝林纳（Joseph Berliner）和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曾经把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的转变比作一个林木工人砍倒整片森林。如果能使用足够的力量，这个过程是相对简单的，尽管它是破坏性的。然而相反的工作却要难得多了。只种少量的树是不能形成一片森林的。森林包括一整个由昆虫、动物、灌木丛构成的生态系统。同样的，允许少量的私人商店开张并不能造就一个市场经济。
戈尔巴乔夫知道他想改变的是什么。直到1991年他失去权力，他的问题（也是他失去权力的主要原因）都是他并不知道他要把它们改造成什么样。更糟的是，不仅是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位领导人知道该如何继续这项改革。西方人有时忘记了自己是经过了几个世纪才创建了现在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即使这样，仍有人抱怨我们的体系还不够好。也许新思维改革不需要几个世纪来执行，但它并不会来的那么快或者毫无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