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会
袁文会从十来岁时就在袁八的赌局当一名小伙计，以卖崩豆萝卜为幌子，为赌局站道报风。稍长，拜天津青帮头子白云生为师。白云生是“通”字班，二十二辈，袁文会是“悟”字二十三辈。袁入帮后，又拜日租界警察署(俗称“白帽衙门”)侦探长刘寿岩为干爹。袁在帮内结交了一伙流氓，整天在一起鬼混。当时日租界乃藏污纳垢之地，坑人害命的行业遍布各处，例如赌局、鸦片烟馆、明妓暗娼，土匪小偷窝子等等。这些害大魔窟全在青帮分子控制包庇之下。袁文会等人进财之道不断增加，帮派势力日益膨大，逐渐形成日租界的一霸。袁文会夺了赌局，又夺车站码头。在三十年代，天津的鸦片走私活动相当猖獗，多从西北一带运来。说是走私，实际上是半公开的活动。彼时在绥远省有禁烟善后局，是收购贩运鸦片的机构，运津时派有士兵押车，到天津东站“下贷”时，必须买通车站的帮会头子，才能运往日租界交收货人，否则必然横生枝节。 袁文会自其出世，直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被捕止，据不完全统计，他所收徒众多达万余人，其中包括各行各业，开始都是些五子行业的茶房伙计等等，尤其是妓院伙友以及掌班的更多。当他在天津大名鼎鼎时，收徒就挑挑捡捡，要拜他为师就不那么容易。在艺人当中以曲艺界较多，但有时他自己不收，而叫他师兄弟们收。如有两位著名相声演员就曾拜郝样金为师。郝最初和李子珍是好友，后来一起投奔袁文会。日伪时期他经营群英戏院。
1940年天津南市燕乐、升平戏院专演杂耍（曲艺），有个相声名演员戴少甫，他是个票友下海，没认过师父更没投个门派，在燕乐演出一鸣惊人，很受观众赞许，排在全场演员倒二，就因为没有门派师传，被同行所忌。而且经常有“杂八地”找戴的麻烦，原因是他没有参加青帮认个有名的师父作靠山，于是戴托人向袁文会递小帖（即拜师的履历信），而袁始终未应允，逼得戴无法。偶有一天袁到燕乐听戏坐在楼上包厢，戴一看机会到来，跑到包厢给袁跪下磕头认师，就这样加入青帮，从此一些小杂八地们再不敢欺服戴了。当年艺人就是这样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依靠这些恶霸们的。
1927年武术社在天津大兴其道，当时比较著名公开设立的有18处，分布在各个角落。各学校尤其是中学，特设武术这一门课程。铃铛阁中学（省一中）的武术老师叫武彩云，他以蹉脚门掌门老师名闻于天津。武的长子以普济拳（即皮拳）称著，次子在马良军队中任武术教官。他有个徒弟叫吕学鉴，打弹弓百发百中，身轻如燕，能蹿房越脊，吕开始看不起武彩云，后经交手对打，被武打服而认为师。武最得意之徒叫赵大鹏，外号镇南洼，也就是说南门外一带无敌手。
南门外南关老街，是个繁华的集市，鱼、菜、肉等各市都在此处，这里居民和商号的员工都好习武。有一十居饭馆掌柜赵金山，鱼市、菜市掌柜杜承奇、孙连义、刘振铎等人，集资成立进德武术社，约请赵大鹏为老师，开业后有学生40余人，大部分都是附近居住好武的子弟们。自从赵大鹏在进德武术社授徒后，武彩云老师也常来指导，使得学员们深受其益。而这些学员后来都是袁文会的得力打手，我就是其中之一。
1928年北伐成功后，我国武术事业更是蓬勃兴起，南京政府成立国术馆，馆长张之江。是年秋南京政府派褚民谊来津主持天津武术会演大会，地址设立在南开中学。届时天津18个武术社和所有武术爱好者云集南开中学体育场，各路英雄会集一堂，门户有太极、八卦、形易、蹉脚、通背等等。会场隆重热烈，学员们逐一出场表演，各显其精湛之绝技。进德武术社的学员们受到大会的好评，并得到银盾等奖励。
这天袁文会带着郭小波、李子珍、陈少舫、王恩贵、殷凤鸣等人也到场参观，他看到进德武术社从师父赵大鹏以至40多个学员，各个武功精良。他心想要增强霸业非有这些人相助不可，数日后他又带着以上这些人到南门外进德武术社拜见赵大鹏。相见之下双方互道交情，袁提出愿大力资助武术社，并在南市会宾楼宴请赵大鹏，席间提出介绍赵拜白云生为师加入青帮，袁为白代收师兄弟，把武术社所有学员尽收为袁徒，参加青帮24代学字班。赵满口应承，这个交易就这么痛快地达成，我就在这年拜袁文会为师加入青帮。在收徒的香堂仪式后，袁文会给赵大鹏买了身新衣服，给学员们每人一双练武快靴，送给武术社一堂新武器，使进德武术社面貌焕然一新。
袒护徒弟险遭不测
1931年袁徒马世昌的叔父马云生，原为山东督军张宗昌的随从副官。张宗昌失败后，带着其四妾“满堂”逃往大连隐居，天津遗下五妾“富贵”（满堂之妹）。该妾私蓄颇丰，住日租界桃山街（今包头道），张宗昌去大连后，富贵不甘寂寞，姘靠了张的副官马云生，二人打得火热，马也骗了富贵不少钱。富贵不久即甩了马云生，另与前驻日领事庄金科相识而同居。马云生内心愤愤不平，终于匪性大发，买了瓶镪水上门找富贵施以报复，幸而一瓶镪水都洒在富贵身上，只烧毁了表服而未伤皮肉，其毁容目的未能得逞。庄金科得知后，暗使日本警察署将马云生逮捕，马云生侄马世昌为救其叔，找到师父袁文会求救，袁看爱徒之面，亲自到警察署将马云生保释。庄金科得知虽对袁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是年冬，中原公司发现炸弹，作案人始终没有下落。庄乘机向日本宪兵队密告，炸弹案系袁文会集团所为。这时传言要逮捕袁，袁的干爹、日警署五道刘寿岩得知此信，明知有人陷害袁，即将袁找来，嘱他立即去日本宪兵队自首。袁遵嘱到宪兵队自首，经审查确非袁所为，又由于刘的疏通，很快袁即被释放。
11月富贵知马云生怒气未息，又得罪了袁文会，就约马云生吃饭，谈条件拟再给马些钱从此作罢，而马不但未接钱，反而扬言待机会找庄复仇。是年旧历除夕，庄金科到桃山街富贵家准备过年，天将黑，忽有便衣二人各持手枪闯进，照准庄头部、胸部连开数枪，庄当场身亡（后来得悉这两人是国民党蓝衣社人员，因庄金科是极端亲日分子故而杀之）。富贵急忙报警，经审讯，富贵声称日前有马云生扬言要杀庄金科报仇。日警根据情报直奔马家，倒了霉的马云生正在与家人过团圆年，糊里糊涂不知何故被逮捕，经审问后送华界法院，在屈打成招之下判了20年有期徒刑。1936年我因万国公寓凶杀案被押时，曾和马云生同住一监，他和我谈及此事始末。1937年七七事变，袁文会带着日本宪兵到西头监狱救出王恩贵等人（因万国公寓案被押）时，顺便把马云生也放了出来。
夺码头 运烟土
1932年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贩运印度大烟土（鸦片），以英国船运往天津太古码头卸货贩卖。太古码头脚行大把头王把（人称大王把），他把持着太古码头往来船只装卸货物的大权，收入甚丰。袁文会早想染指，一天由袁徒弟李荣堂（李即太古码头工人）领路，袁带了打手100余人到码头找大王把，命他交出码头脚行，而大王把怎肯将这块肥肉轻易让出，双方话不投机，打了交手战，一时刀枪斧把齐飞，伤人很多，李荣堂早就恨透大王把，今天在师父面前正是立功时机，他手急眼快用双叉子（匕首）将大王把刺倒。大王把的人一看头人倒地，一个个扔下大王把不管（后来大王把由其亲信用小船运回老家）纷纷跪地拜袁为师，就这样袁夺得太古码头脚行，派李荣堂负责这个脚行，同时又收了几百名徒弟。从此与上海杜月笙拉上贩运烟土的关系，杜月笙经常派其亲信任和三与袁联系，任也是上海著名恶霸，后来天津刘广海逃避袁的追捕，跑到上海结识了任，并拜任为先生（青帮中人原已认师，再想认师即称先生），任曾非常照顾刘广海，并资助他逃到香港。
袁自夺得太古码头后，便清理了海河沿岸各大小码头的把头，他独占海河的货物装卸。
黄郛是个老亲日分子，他在30年代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依仗着职务之便，由西北包头往天津贩运烟土，一般由天津北站卸货，以汽车直运日租界。当运烟土汽车到达旭街北口时，再同袁文会组织的公记印子房（这个印子房设在闸口街同庆茶园旁，负责人有王恩贵、刘金铭等）派人押车运到德义楼或乐利、大北、息游别墅等旅店，交付各烟贩，每车要给公记60元。每天仅运烟土车的收入就有数百元。
沽名钓誉
袁文会为了沽名钓誉，收买人心，讨好乡邻，做了一些貌似善事的事。
每年的旧历四月初八是药王爷生日，天津西郊有个峰窝庙，庙内供奉着药王。旧社会人们迷信神佛的思想非常浓厚，往往当父母生大病的时候，儿女们在神佛前许个心愿，待父母大病痊愈后转年药王爷生日，一定到蜂窝庙烧香以还所许的心愿，甚至有许下“一步一个头磕到峰窝庙”心愿的；有的“滚砖”（就是磕头磕在砖上），最真挚的心愿莫如“挂灯”（就是从两个胳臂下的肉皮用铁丝串透，下边挂一串胶纸灯笼，再由两个人给扶着胳臂）。天津城距离峰窝村约30里，在天津西南方，如果要磕头或挂灯走这么长路，人是受不了的，在天津与峰窝村中间有个庙叫大寺，一般只到此为止，甚至再短一些，这要看本人的诚心与体力。药王庙会前后举办l0天，这些天庙的周围人山人海，做小买卖赶庙会的非常多，当地人用苇草编些小动物卖给带小孩的香客。
袁文会每年到峰窝庙会这些天，他花钱在沿途每隔一里搭一个大席棚，设座位供香客休息，并备有绿豆汤随便喝。多年来只要有庙会他就这样准备，从不间断。
旧社会挣钱难，穷人多，平日揭不开锅没饭吃的大有人在，更不用说过年。但人们都希望在这一年的尽头“除夕”无论多穷也要全家人吃一顿团圆饺子。吃饺子要白面，而平常连棒子面都买不起，又哪来的白面呢?袁文会在这方面是会做人的。每年除夕前，他在芦庄子米面铺买200袋白面，叫面铺开好5斤一张取面条子，他把这些白面条子，分给他的手下人，叫他们在大年三十前一天的晚上，到芦庄子附近串街走巷，打听哪一家穷得过不去年，就叫开门给一张取面条子，这一张面条确似雪里送炭。他每年如此，用不多的钱，而讨好芦庄子附近的穷人。
在芦庄子袁家房后的华安大街上，有个理门公所和信义堂。公所是以戒烟酒为主题的会道门，它的建立都是靠善男信女逢年过节捐助来维持它的存在。信义堂也是天津较大的理门公所，它的最大施主要属袁文会。
成立“抗日救国军”
袁文会这号人还成立抗日救国军，听起来这确是新鲜事，但确有其事。1931年“九--八”事变后，原东北军张作霖部下将领纷纷逃进关里。武汉卿原是东北军骑兵旅旅长，“九一八”后带着女儿来到天津，女儿不仅会骑马，还能双手打抢，而且面貌娇好。武汉卿自进入天津，抗日复仇心切，经人介绍认识了袁文会。武一心想借袁的力量招兵买马成立抗日救国军，武手中尚有些私蓄。袁一见这父女二人，他就另怀居心，他想一方面招些人力为他霸业效力，一方面他想占有武的女儿。武与袁二人一拍即台，武汉卿在北京天桥招兵，袁在天津南市招兵，结果招了300余人，成立抗日救国军，武为司令，袁为副司令。队伍拉到良乡集训，正遇山西商震军队，商认为他们是一批土匪部队，一接触即被打散，武和袁逃回天津，前后只半年时间。后来袁竞以威逼利诱手段奸污了武女。
一九三五年天津日租界发生了一场青帮血拼事件，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因为袁文会称霸逞强，八面进财，与另一青帮头子刘广海发生矛盾，双方都想寻找机会制伏对方。日租界有个、万国公寓，是袁文会一伙人的“窝子”，有一天刘广海率手下几个人到万国公寓办事，与袁文会的人相遇，发生误会而动起武来。在斗殴中，刘广海手下大将宋国柱(绰号“宋秃子”)被袁文会手下的郭筱波捅了一刀，因流血过多，当场毙命。刘广海以寡不敌众，乘人不备偷偷溜走，得以逃命。日租界警察署闻讯赶来，立即通知天津地方法院验尸，追缉凶手。刘广海向天津地方法院控告袁文会行凶杀人，法院传讯袁文会，袁拒不到案，派其羽顶替出庭。刘广海扬言不肯善罢干休，法院对袁文会下了拘票，袁经其干爹刘寿岩的介绍，前往大连“避风”。由于袁文会贿通法院，此案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袁文会避居大连期间，结识了日本特务小日向，彼此过从密切，袁进一步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后来袁文会返回天津，经小日向的介绍，与日本宪兵队曹长莳苗拉上关系，被派任日本宪兵队特务队长。小日向也经袁的介绍，参加了青帮，拜“嘉自帮”“大”字班王大同为师，得以插手控制青帮。在日本侵华期间，袁文会利用其帮会组织，不遗余力地为敌人效力此外，袁文会还在日军指使下，改编土匪武装，自任大队一长，直接受日军指挥。“袁部队”经常在天津周围的农村窜扰，以搜索八路军为名，抢掠烧杀，鱼肉乡里，人民对其恨之入骨。袁文会还有仗势巧取豪夺，走私贩毒，拐卖人口，蹂躏妇女等方面罪行，罄竹难书。袁的一生，可谓之恶贯满盈，坏事做绝。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袁文会被其仇人刘广海手下的高玉璞扭送警察局，又移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看守所拘押，后移交天津地方法院。经天津肃奸委员会起诉后，法院仅仅判了他。七年徒刑，直至天津解放后，人民掌握了政权，才被判除死刑，偿还了欠人民的血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