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子龙鼎
子龙鼎通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体形巨大，造型雄伟。
国家博物馆收藏。
子龙鼎据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出土后流入日本。2004年，日本人千石唯司在大阪举办私人收藏品展览，子龙鼎在展览中首次露面。2005年底，子龙鼎流入香港，国家文物局与财政部联合开展征集工作，并于2006年4月底，将子龙鼎征集回国。出土后即被日本走私商掠走原来，这件子龙鼎是当时国家有关部门通过财政部专项拨巨款刚刚从海外追回的珍贵文物，是目前所知商代青铜圆鼎中最大的带铭文青铜器，它不但体形巨大，造型雄伟，纹饰也非常精细优美，而且无论是从铸造技术还是造型艺术来说，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经典之作，堪称商周青铜器中的瑰宝，国之重器。同时，子龙鼎还是目前所知“龙”字铭最早的青铜器。这些因素，都彰显着子龙鼎的无比珍贵。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几近完美的青铜重器，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销声匿迹，不见踪影。
子龙鼎的来历相当神秘。据说它在上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极有可能出自辉县琉璃阁商代晚期的中字形大墓，出土后即由日本专门从事中国文物国际贩卖的山中商会运入日本，只在日本私人藏家之间秘密转让，其间虽偶有国内学者见到其照片，但实物却从未公开露面，直至2004年。这年6月的一天，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承源和陈佩芬应邀到日本收藏家千石唯司氏位于兵库的住所参观，进得门来，竟意外地在客厅门外发现一件随意地摆放在地上的青铜大鼎。两天后，千石唯司氏将其所藏的青铜器在大阪美术俱乐部举办展览，子龙鼎引起轰动，这就是曾给上博的两位专家留下深刻印象的青铜大鼎。自此，子龙鼎在消失近百年后重出江湖，引起广泛注意。回购紧急关头国宝突然失踪子龙鼎露面日本的消息迅速在国内文物界流传。2005年初，正从事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工作的谢小铨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从时任国家博物馆副馆长的朱凤瀚教授那里获知子龙鼎的存在，还拿到了一些资料。谢小铨觉得这件青铜器非同小可，便在工作中留心寻访。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5年9月，谢小铨与同事在日本开展工作期间，接触到日本收藏界一些资深人士，并从他们那里拿到了子龙鼎的详细资料和照片，同时，他也获得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国内已经有私人买家在一个创纪录的价位上与子龙鼎藏家谈判购买，并已达成初步意向。情急之下，谢小铨托关系与藏家取得联系，藏家表示愿意终止与私人买家的谈判而改与国家谈判，但价格方面要略高与私人买家。当时谢小铨无法见到实物，也无法立即联系专家进行鉴定，而且藏家索价太高，因此暂未表态。回国后，谢小铨立即向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青铜专业组汇报了子龙鼎的情况，并想约请相关专家赴日本鉴定实物。经过了一段时间，相关手续均已办妥，一行人准备赴日的时候，他们又获得了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子龙鼎已运出日本，下落不明。好在这一次，子龙鼎没有失踪太久。子龙鼎运抵美国前夕被征回2005年底，谢小铨得到重要线索，子龙鼎身在香港，已有多位内地及国外藏家、炒家在商谈购买，而子龙鼎持有者为牟利，正急于将子龙鼎运抵美国。以子龙鼎如此珍贵的历史、文物、艺术价值，一旦进入美国，将很难追回。谢小铨等人立即展开行动，通过相关渠道与文物持有人进行直接沟通，经过极力的说服工作，子龙鼎持有人终于同意优先转让国家，并按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工作程序，对子龙鼎进行严格鉴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国家征集谈判。在随后开展的实物鉴定中，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青铜专业组专业委员一致认定子龙鼎是罕见的青铜重器，是“商代青铜器罕有的珍品，当列于国家重点珍贵文物”之列，是“商周青铜器中的瑰宝，国之重器”，并呼吁国家尽快征收，以使此重要国宝回家。
有了专家的鉴定意见，谢小铨等人心里有底了，但是经过前期的炒作，子龙鼎的出让价已经是一个天价。为此，谢小铨等人代表国家与文物持有人进行了艰苦谈判。他们因势利导，反复说明国家征集的重要意义，激发其爱国热情，经过多轮谈判，文物持有人最终被他们的热情所感动，同意以相当低的价位将子龙鼎转让给国家。2006年4月28日20时40分，子龙鼎搭乘香港国泰航空的班机平稳降落在首都机场，流浪近百年的子龙鼎终于回家了。
子龙鼎身世之谜年代断定：商末周初
“据传，子龙鼎上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出土后即流入日本。”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文物鉴定研究室主任张习武研究员指出，子龙鼎在世界上的首次公开面世，是在2004年6月千石唯司的私人收藏品展览上。直到现在，关于该鼎的记载极为罕见。因此，推断其的年代归属，只能凭借其他类似圆鼎的特征，包括形制、纹饰、铭文、功能和工艺。
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王冠英说，“时代特征，是考古学考证中的利器。一般来说，青铜器的形制、纹饰在时代特征上相和谐。唐装有唐装的特色，历来一定时期的服装都会有特定的风貌特征，一定时期的文物也会有一定的科学标准。”1956年殷墟后冈圆形祭祀坑出土的戍嗣子鼎，尽管通高不及子龙鼎的一半，但轮廓极为相仿，其口沿下的饕餮纹构造几乎相同，只是前者的饕餮纹间没有设置龙首装饰。
而1990年殷墟郭家庄M160墓出土的圆鼎，形制、纹饰也同子龙鼎接近。北大历史系教授朱凤瀚指出，通过形制学角度分析，子龙鼎的年代应该在商晚期偏晚，近于商末。
而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陈佩芬则著文指出，子龙鼎是西周早期杰作。“武王克商后，周人接收了商人的铸造工业和工艺奴隶，由此在西周早期一段时间内铸造的青铜器，还会保留原来的模式。”对此，王冠英指出，其实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和殷墟晚期的青铜器有很多相同点，既有继承性，也有一定的差异。子龙鼎应该划归商末帝乙、帝辛（纣）或周初武王、成王时期。
当然，在王冠英看来，这种差异也有过渡性。“商末的年代划分是学者比较认可的。其实即使说铸造于西周初年，子龙鼎也称得上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圆鼎。”王冠英表示，子龙鼎是目前发现的商末周初最大的圆形青铜鼎。确定了年代，它与司母戊大方鼎（商周时代最大的方鼎）的“一方一圆”才真正能够对应起来。
铭文是“龙图腾”的表征？
子龙鼎有铭文“子龙”二字，就在鼎的内壁近口缘处。专家指出，这是青铜圆鼎铭文中最早出现的“龙”字。
铭文上，“子”字居左上角，字较小，实笔阴刻。而“龙”字则在右下，系双钩而成，字的形象完全类似一竖立而尾向右卷的龙形，张口，圆目。头上硕大的瓶形角突出，与龙头并不连笔。
王冠英还介绍，在子龙鼎的上腹纹饰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龙”的痕迹。
上腹纹饰的瓶形角，与“龙”字形的瓶形角类似。
由此，认为“子龙”是商末周初龙文化信仰的一种表现，便成为对这一“子龙”铭文造型的一种解释。
不过，王冠英指出这种单纯从造型、纹饰上的推断是不够的。“考古、文献、甲骨文资料，多管齐下，才能真正揭开历史真相。”王冠英指出，“子某”的称呼通常见于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同时也能在商周典籍上所见。现存甲骨文中总共出现了100多个不同的“子某”。
“其实现在见于著录的有‘子龙’铭文的商周青铜器，有子龙壶、子龙爵、子龙斛等。”王冠英表示“子龙”的铭文并不独子龙鼎所有。
其中子龙壶，铭文由《殷商金文集成》9485著录，只是器形并未见有所著录。其铭文拓片现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在王冠英看来，这些子龙器，有的与子龙鼎“龙”字构形相同，有的作“卷龙”形象。而与子龙鼎“龙”字形相同的子龙壶应与子龙鼎有同人或同族的联系。
对此，朱凤瀚也表示，在商晚期与周初的金文中，作器者称呼“子某”时可能为私名，但也可能是氏名。
由此，无论是哪种情况，“龙”铭文指代的也只是一种称呼。所以，子龙鼎的“龙”字，与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并没有太大关系。
来自商周重要部族？
在古代，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那么，有着庞大身躯的子龙鼎是否也会与商王有关？
王冠英指出，“子某”的称呼指代的是有“王子”身份的宗法贵族，但更多的是商王国内担任卿士僚尹的具备强大势力的宗法贵族长。这些宗法贵族与王室有血缘关系。“子龙鼎的主人应该是商末的王子或一个强族。”“‘子龙’的写法或许还与‘子龚’有关。”王冠英还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一些商周青铜器上，铸有“子龚”或“龚子”的铭文。其中，“龚”字所从的“龙”字造型多与子龙鼎的“龙”相似。“‘龚’、‘龙’古音相同，这是我们推断子龙鼎族氏地望的一个依据。”王冠英表示如果“龙”字与“龚”真有相连关系，那恰恰可以证明子龙鼎出土于河南辉县。河南辉县古称“共”，“共”又与“龚”通假。由此可以推断“子龙”可能是商末周初“共”地部族的首领。
这一推论恰好也可证明日本收藏家所说的“子龙鼎出土于河南辉县”。子龙鼎最早见于日本举行的《中国王朝之粹》展览，图录说明指出子龙鼎可能出土于河南辉县，但并未说明根据。朱凤瀚指出，从“龚”与“龙”的通假关系中，也许可以给出子龙鼎出土地之谜。在很多早期材料中记载有“龚后”、“妇庞”、“后龚”等名称。
认为，这些名称都是指代商王的配偶。姓氏显示，她们是出生于龚氏的女子。
因此可知，居住在龚地的“龚氏”，与历代商王一直保持着通婚的关系。
近年来，河南辉县曾给考古学界带来不少兴奋点。其中的孟庄遗址尤其引人注目。如果子龙鼎真的出土于辉县，是否会是孟庄遗址群的手笔呢？
王冠英表示，这个问题在学界也讨论过。专家郝本性认为如果真出自孟庄遗址群，就会有更多的相关联的历史记载，但现在至今还没有更多发现。
“不过，这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要真正认识子龙鼎，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例如，我们可以追本溯源，找出与子龙鼎相关的‘子龙器’之间的承继关系，了解它们是否为一个共同的族所共有。再者，也可以对‘子’的身份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而真正阐释出‘子龙’的蕴涵。“王冠英指出，这些都是子龙鼎研究中未竟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