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史
基本信息作者:定宜庄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页码：871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9787801707840
装帧：平装
开本：16
语种：中文
定价：102.00
内容简介《中国知青史(套装共2册)》是《中国知青史》的前半部分，迄止时间为1953年到1968年。根据官方文献档案与当时的公开出版物，分析和叙述了“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正式的国家安置政策出台、演变和形成的过程。作者明确指出了以下三点：第一，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出台，不仅出于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的考虑，而且与建国后几乎每一项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紧密相关，是各种政策施行造成的结果。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尤其是计划经济的背景来看待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
第二，“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国家劳动力调配工作的重要一环．旨在为无法在城市升学就业的青年开辟新的就业道路。但无论作为一项安置工作，还是以后发展成为一场运动，从指导思想和具体运行机制上，都具有明显的延续性，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更不能采取肯定前者否定后者的做法。
第三，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明确区分知青。并对他们作出分别研究。狭义的知青特指1962年知青安置成为国家一项专门工作后从大中城市下乡的中学毕业生，其中“文革”期间毕业的“老三届”及其以后陆续从中学毕业的城市青年，通常被人们看作是知青的主体。但从广义来说，知青还应包括家在农村、毕业后又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回乡青年”。他们才是知青上山下乡的先行者，也是人数最多、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批人，因此《中国知青史(套装共2册)》用大量篇幅，列举大量事实，阐述了回乡知青群体与他们的经历。
作者简介刘小萌，史学博士。1952年生于北京市。1968年赴内蒙古牧区插队。1973年转回河北农村原籍，后上技校，当工人。1978年考入大学。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顾问，日本东北学院大学文学院史学科客座教授，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著有《中国知青口述史》、《满族的部落与国家》（第二、三版《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爱新觉罗家族全史》、《满族的社会与生活》（论文集）、《清通鉴 前编》、《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胥吏》、《正说清朝十二王》、《八旗子弟》（插图本《清代八旗子弟》）、《中国民族文化史图典?东北卷》。合著《中国知青事典》、《萨满教与东北民族》、《中国民族史概要》、《中国通史》第11册等。主编《世纪存疑——历史考古卷》。
编辑推荐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并在60年代初掀起初澜、“文化大革命”期间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运动，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中国知青史(套装共2册)》不仅映射着中国青年蹉跎与奋进的身影，而且集中反映出共和国曲折发展的足迹。随着“文革”的结束，它早已成为往事，但它留下的历史震荡不有完全消失，而人们对它的认真审省，还刚刚开始……
目录第一章 第一个回合
一 从头说起
二 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三 榜样的力量
四 一条可行的道路
第二章 向荒地进军
一 对苏联“共青团城”的向往
二 “北京庄”和“共青社”
三 随移民大潮迁往边疆的青年垦荒队员们
四 经验和教训
第三章 不平常的夏天
一 年的升学就业形势
二 城市中的待业青年
三 统筹兼顾的原则
四 社会的反响
五 改造的历程
第四章 一条崭新的就业道路
一 先行者
二 “摸着石头过河”
三 下乡以后
四 创办青年农场
五 回乡的知识青年们
六 “大跃进”前夕
第五章 难忘一九五八
一 把边疆建设成美丽的花园
二 各地垦殖场的知识青年
三 半工（农）半读，培育共产主义新人
第六章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一 城市精简人口
二 邢燕子，好榜样
三 城市知识青年的精简下乡
四 到国营农场去
五 江西共大与青年农业生产建设队
六 问题和特点
第七章 到农村去安家落户
— 年的安置规划
二 决策出台前的探索
三 教训和经验
四 动员和安置模式的正式形成
五 从集体插队到“集体户”
六 为农村基层组织树立的典型
第八章 知青群体的形成
一 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
二 青春无悔
三 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
四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第九章 走在与农民结合的道路上
一 谁改造谁？
二 靠什么来保护自己？
三 回乡知青的处境
第十章 这条路能够走到底吗？
一 “两种教育制度”
二 有了准备再下乡
三 当农民以后
四 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
五 军垦战歌
第十一章 第一次返城风
一 余波
二 返城风潮
三 反对经济主义
四 “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五 返城风的平息
六 先驱者
第十二章 从红卫兵到知青
一 十七年的教育
二 真诚的探索者
三 从天安门起步
四 吹响上山下乡运动的号角
五 最初的实践
六 殊途同归
附录
再版后记
……
序言潮起潮落，自有一定之规。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已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趋于沉寂。但是，它留下的历史震荡还没有完全消失，而人们对它的认真审省还刚刚开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初，60年代初掀起初澜，“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席卷全国的高潮。从1962年到70年代末，曾有17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而家居农村、在城镇学校读书毕业后回乡务农的知识青年为数更多。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道路，还牵动了亿万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当知识青年散布到广大农村后，又使为数众多的农民不同程度受到它的影响。因此，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篇章。
如今，当人们把审视历史的焦距对准它时，看到的还只是模糊不清的轮廓。关于它的真实面貌，人们仍缺乏基本的了解，即使是这场运动的众多亲历者，又何尝不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难怪人们围绕这个话题，会流露出那么浓厚的兴趣，会提出那么多的“为什么”。人们希望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从发生、发展、衰落，直到尾声；人们希望知道，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是如何在最高领袖一声号召下拔地而起，化为亿万人社会实践的；在它轰轰烈烈的表象后面，掩蔽着怎样的复杂背景；70年代末，当历史掀开崭新一页时，新一代高层领导人又是如何走出这一误区的。
将上山下乡运动波澜起伏的历史如实告诉读者，是本书的首要任务。历史是不应忘却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个在几十年风风雨雨中经历了不少挫折、走过了不少弯路的民族来说，时时聆听历史的回响，从中汲取教训，获得启迪，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演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过程，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以及经济建设中一再重演的“过热”与“紧缩”，无不给它的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它是一面镜子，不仅映射着新中国青年蹉跎与奋进的身影，而且集中反映出共和国曲折发展的足迹。因此，这是一段内容异常丰富又非常值得研究的历史。认真回顾这段历史，予以科学总结，对于推动我国的现代史研究、经济史研究、青运史研究，对于深刻理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深远意义，都是有所裨益的。
文摘第一章第一个回合
20世纪50年代曾以热气腾腾、充满希望的时代形象留在一些过来人的记忆中，留在文人的笔下。但50年代有50年代的社会问题，50年代形成的模式几十年难以扭转，错误和偏差也影响了以后的几十年。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在50年代作为一项政策的出台，就是这样的大树结下的一个苦涩的果子。
这项政策是从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生回乡务农开始的。
一 从头说起
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有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都与知识青年的前途紧密相关；但关系最直接的，还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教育制度。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了“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方针。但工业的起飞却面临着一个尖锐的矛盾：落后的农业经济满足不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更适应不了工业发展的要求。1953和1954两年农业减产，明显地在拉工业的后腿，粮食的短缺已构成牵制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旧社会已经存在的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导致了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自发涌人城市，使这一时期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市就业发生困难，终于使国家把注意力又一次转向了农村。
这种情况对教育的发展也构成了影响。解放初的几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很快，至1953年底为止，与1949年相比较，全国小学增加了50％，小学生增加一倍多，中等学校增加了13％以上，中学生增加了近两倍。但这种势头维持时间并不长，问题很快就显示出来。
我国建国初期的教育制度，以学习苏联为主，从一开始就存在几个问题：1．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没有摆对
我们今天通常把教育与经济发展，比喻为母鸡和鸡蛋的关系，人人都懂得“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的道理。这个道理，发达国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认识到了，而且不惜代价地付诸实行。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就是这样迅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并迈人了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可惜的是，当时的我国却不知道或不肯接受这个道理。在50年代，我们振振有词地向人民宣讲的，明显与这个大趋势背道而驰。我们强调说，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谈得上大办教育。
刚刚站起来的人民急切地要求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学校虽然已经增加了很多，但他们认为还不够。他们呼吁国家办更多的学校，希望自己的子女得到比在日社会更多的升学机会以便将来有更好的前途，而国家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情况是这样，要想满足今天所有中小学毕业
……
后记这部《中国知青史》，包括我写的“初澜”和刘小萌的“大潮”，同时完稿于1996年，此后几经周折，终在1998年得以正式出版。当时知青文学尚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段历史进行的学术研究，仅仅还是开始。人们都以为，随着这代人踏入历史舞台中心时刻的到来，他们人生经历中最重要的阶段——知青阶段的历史，也会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并会兴起一场记录、回顾和研究的高潮。因此我们都以为，这部书的作用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未曾预料的是，从那时迄今，十几个年头悄然逝去，预期的高潮却没有到来，而且可能再也不会到来了。而我们当年这部并不成熟的著作，竟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不多的几部学术专著之一。本人半生致力于史学研究，深知任何一段史实，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无论当时的影响多大，如果没有被讲述、被记录，就进入不了历史，就终有被遗忘的可能，所以，尽量客观地、严肃认真地记录和反思这段历史，是史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在当今社会上对这段知青历史已经反响冷漠并出现种种误解、甚至被某些人蓄意美化的情势下。感谢当代中国出版社慨然应允将此书再版。此次再版，除了修正个别讹脱衍误之外，并未作大的改动。在本书1998年版的结尾处我曾说过：“这部书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也许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那么，就将它留下作为史料，哪怕只是心态史的史料也好”，这便是我此次再版时仍愿保留原貌的原因。感谢多年来始终不渝地理解和支持我的各位朋友们，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有李南、杨健、张华、岳建一、任远、王汝晔、郭绮纹、张莉、陈爽、周洪等。我的丈夫吕志初与我有着共同的知青经历，多年以来相濡以沫，此书的写作离不开他的帮助和支持。此外，邱源媛、贺晓燕两位同学为此书的再版也做了大量事务性工作。本书的所有照片和宣传画都是陈爽先生从他多年收集的藏品中选择并提供给我的，也在此表达我的谢意。我还要感谢陈立旭先生为本书能够再版付出的努力。谨以此作为我赴内蒙古牧区插队四十周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