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手册
人类学是跨文化地探讨人生、文化和社会，致力于促进人类理解、交流和合作的学科。在全球一体化趋势加强、经济文化接触频繁、碰撞和误解不断发生、人欲膨胀且环境告急的今天，在中国普及和更新人类学知识，提高它的教学和研究质量，已经刻不容缓。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无论是普及还是提高学科理论，中国人类学都需要一批可靠的译著来做借鉴。在西方人类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本著作就是《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这本先后发行六个版本的田野手册，凝结了几代人类学家的集体智慧。历史的记忆可以挥之即去，但历史留下的影响却不会瞬间即逝。
虽然人类学发展前进的车轮已经转到了21世纪，今天看来，《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中设定的许多调查项目和方法仍具指导意义。第一次进入田野调查的人类学者，往往不知所措，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适应，不知道调查要从何处下手，所以对一个准备开展田野调查的人类学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有一个调查指南。本书译者是刚进入人类学领域的新兵，在过去的数次田野调查时同样深感没有工作指南的苦恼，于是萌生将此田野调查手册翻译成中文的念头。翻译是与原作者的对话，同时也是一种深入的学习。翻译此书时，从头至尾，逐字逐句阅读这本百年前的著作，译者内心多次产生过这种体会。作为《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的译序，本文拟谈三方面的问题：Ⅰ．本书的编订机构和主要作者；Ⅱ．本书的出版基础和主要内容；Ⅲ．人类学家眼中的田野调查。
Ⅰ．本书的编订机构和主要作者
要谈本书的作者群体，首先必须知道先后主导这本田野工作手册出版和修订补充完善的两个机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与英国皇家人类学会。
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AAS）是英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民间科普组织，它是独立于政府的一个慈善机构，由苏格兰科学家戴维·布鲁斯特等人于1831年在约克创办。英国科学促进协会本来是作为一个类似于专业学会的学术团体而出现的，其作用就是开展论坛，给科学家提供就英国国内外科学研究及思想的发展动态展开讨论的机会。它目标是促进对科学的进一步了解——包括科学的基本原理、程序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协会实现目标的措施是组织会议、大会和讲座，与其他科技团体进行合作，支持科研和科学资料的出版工作。英国科学促进协会最重要、著名的一项活动，是每年轮流在英国的中心城镇举行年会。这是英国国内所举行的同类会议中规模最大的会议，也是定期举行的、唯一允许科学家和普通人员以平等地位参加的科学会议。年会由17门主要学科的人员参加：农业科学、人类学、生物化学、植物学、化学、经济学、教育学、工程学、森林学、地理学、地质学、物理学和数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动物学。协会还经常就某些全国或地方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辩论，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协会的相当一部分活动是通过专门讲座和会议向青年普及科学。随着科学社会功能的日益增强，协会重点转向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后果的研究。随着科学的发展，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为公众服务的科学组织，其经费80%来自于各种捐款和赞助，主要捐助机构既有如威尔凯姆信托基金会和皇家学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也有如科学技术办公室这样的政府组织。
英国皇家人类学会（RAI）是全世界成立时间最久的人类学学术组织，学会致力于促进人类学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的发展。该学会是一个正式注册非营利性独立的慈善组织，学会日常工作由理事会负责，每年由全体会员共同选出一名理事长和几名理事组成理事会。该会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37年成立的英国原住民保护协会，在19世纪早期这一协会发起过教友派信徒运动反对非洲的奴隶贸易。1843年2月伦敦民族学会从原住民保护协会中单独分离出来。伦敦民族学会是“一个收集所有人种的观察结果并加以系统化的中心和储存库”。[①]几乎从一开始，学会成员在种族主义问题上就存在分歧，在1863年和1870年之间产生了两个社团，分别为民族学协会和人类学协会。1871年这两个相互竞争的社团合并从新组建英国人类学会。直到1907年英国人类学会才被允许加上“皇家”的头衔。该学会各部门根据各自的兴趣领域建立了自己的专业组织，但学会提供的学术交流论坛将“人类学作为一个整体”，包括社会人类学、生物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的研究。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自创立以来，自始至终都是本国的学者与外国的行政官员与传教士之间的重要联系，它也提供了有关于原始族群研究的人们的交会所。
这本《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前五版均由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组织会员编写和修订，由于二战的爆发以及部分人类学家的逝世，1949年协会将修订和出版的工作移交给了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第六版之前的主要编委是当时英国人类学的领军人物哈登和塞利格曼，里弗斯等著名人类学家负责编写了最初的版本。[②]
艾·哈登（Alfred Cort Haddon，1855-1940）是英国现代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任剑桥大学唯一的人类学者达30年之久。正是由于他的教学和科研贡献，人类学在经验科学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哈登早期专攻解剖学和动物学，曾在都柏林大学任教。1888年到南美托雷斯海峡考察海洋生物时，被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习俗所吸引，从此把研究方向转移到人类学领域。1887年，他的处女作《胚胎学研究导论》问世，之后发表了一系列海洋生物学论文。1893年，他到剑桥大学讲授体质人类学；1898年，他提出现代人类学实地考察的一些基本技术，特别注重应用系谱的方法。1909年到1926年一直在剑桥大学教授种族学，著有《艺术的进化》（1895）、《人的研究》（1898）、《黑种人、白种人和棕种人的猎头者》（1901）、《民族的迁徙》（1911）和《人类学史》（1910）等600多种著作。
塞利格曼（Charles Gabriel Seligman，1873-1940）是英国现代人类学创始人之一，早期从事医学和心理学研究，后来到美拉尼西亚考察，将兴趣转到人类学。塞利格曼长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一度在美国耶鲁大学任客座教授。他自己以及夫人多次到美拉尼西亚和尼罗河苏丹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从种族、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加以分析，成为英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榜样。除了1910年出版的《英属新几内亚的美拉尼西亚人》之外，先后著有《维达人》（1911）、《尼罗河苏丹的非基督教部落》（1930）和《埃及和黑非》（1934）等多本民族志。
里弗斯（William Halse Rivers，1864-1922）英国人类学家，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研究员。他起初攻读医学和生理心理学，1898年参加剑桥大学考察队在美拉尼西亚进行心理测试后，将兴趣转向人类学，嗣后对印度的托达人和美拉尼西亚人进行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关于文化的发展，他倾向于传播论的观点，把美拉尼西亚地区的文化特点解释为由不同时期从外来移民带进的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结果。他对摩尔根的理论有所修正，认为“马来亚”民族系统不是最早的类型而相反是比较晚的类型，它反映了异族禁婚的衰退和氏族制度的解体。里弗斯在人类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托达人》（1906）、《美拉尼西亚社会史》（1914）、《医学、巫术和宗教》（1910）和《社会组织》（1914）等。
福德（C. Daryll Forde，1902-1973）是本书第六版的主要编订人员之一，在英国人类学家中以非洲人类学研究著称。在其许多著作中，福德对于亲属关系、环境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发达文化中的人类学家应如何影响土著文化中的人类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有深入的探讨。他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田野调查，促进了人们对克洛斯河雅科人的研究。福德曾主编过《非洲季刊》和《非洲辑要季刊》，担任国际非洲学会主席达三十年之久。著作主要有《非洲人的婚姻与家庭》、《信仰的内容》和《生境、经济与社会》等。
Ⅱ．本书的出版基础和主要内容
早在16世纪就出现了一些专门为殖民地的管理者和旅行家所预备的、带有人类学性质的提问指南。接踵而来的几个世纪中，随着旅行、探险和贸易的增加，这些问卷的产生自然出现水涨船高的趋势。19世纪，随着专业化和科学机构的成立，更多更专业的人类学问卷被制定出来。其中，最早的代表作之一是法国人在1800年编制的问卷，在此基础上巴黎民族学会在1840年出版发行《一般旅行者的通用指南》。虽然《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的目的是帮助欧洲旅行者到殖民地了解情况，但本书也是对他们如何开展活动的陈述。也就是说，《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首先是满足这些人的好奇，而不是科学。
美国女王学院教授查尔斯·威尼克（Charles Winick）主编的《人类学词典》中是这样解释“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这一词目的:“一种专为收集不发达社会系统知识而设计并详加注释的调查表，即使未受过人类学训练的人也能使用。它最初由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于1874年印发给生活在未开化国土上的人使用，1892、1899、1912和1929年先后重印，1951年由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重新编订发行。它最详尽地报道了田野工作，特别重视社会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的研究，但对文化的动力没有深入触及，只强调观察而不作解释。”
《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第六版）由四篇和一个附录组成，第一、四篇没有设置问题，仅对田野观察、测量的一般方法提供了指导意见，其它两篇是以问卷形式为主讲述田野问询与记录的主要内容。
第一篇体质人类学主要讲述人体测量方法与技术，包括如何选择测量部位、采集血样和鉴别血型。较之于国内体质人类学家吴汝康的《人体测量方法》和邵象清的《人体测量手册》，这部分内容的阐述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
第二篇社会人类学占了本书最大的篇幅，首先讲述了人类学者进入田野前的基本准备工作，进入田野后如何选择居住和报道人。接着在社会结构、个体的社会生活、政治组织、经济、仪式与信仰、知识和传统以及语言共七大方面，共列出了1265个问题，涵盖了人口调查、个体的家庭生活、社会组织共45个小点。
第三篇物质文化共二十七节，涉及衣食住行、工艺美术和音乐、娱乐游戏以及矿产资源等内容，共列出了986个问题，主要是根据哈登博士率团考察托雷斯海峡考察的经验总结提问的要点编写而成。本部分问卷的内容后来被马林诺夫斯基予以补充，设计成有关文化三因子之一的物质底层的问题格。
第四篇内容为田野中收集古物的基本方法，内容相对考古人类学来说简单得多，包含技术设备、发现有价值的古物、地表遗物、岩画和地质特点等五大方面的内容。这部分内容虽然相对较少，但是很精练，又由富有考古经验的胡查因博士执笔，令读者读后受益匪浅。
最后附录部分主要是基于19-20世纪的普通光学摄影技术，提供了冲印照片、收集和包装易碎物品、对大型笨重物体表面进行纸张压模的技术。这部分内容现今看来已经相对过时，因为21世纪数码技术飞速发展，田野工作者拥有的数码相机、录音笔和DV可谓今非昔比，但是本书附录提供对资料和田野中采集的样品进行分类的基本方法仍然具有指导性价值。
为了更好地保持原书行文的风格，我们在章节标题上仍然采取了篇的形式，其下分出的大项分别用大写数字表示，下面再分出小项并用带括号的大写数字表示，若其下面再分出小项则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另外原文的7幅插图也分别从原著中扫描并经过技术处理，尽量保持其原貌。另外原著中很多带问号形式的句子，根据中文习惯，我们将其转换成立祈使句，同时在将原文中斜体单词转换成汉语时保留了其斜体的形式。
Ⅲ．人类学家眼中的田野调查
当一位人类学研究的从业者去了解业内其他人士的时候，作为一种惯习，几乎总是会很关心别人的田野经验，特别是去了“哪里”，去了“多久”这一类的问题。地点和时间似乎成了衡量一个人类学者的研究质量的核心指标。[③]事实上，田野工作对于作为一个学科的人类学来说已经远远超出了研究方法甚至方法论的意义，而成为其从业者构建其学科认同的重要依归，以至于不少人类学家甚至认为田野工作乃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唯一特征或关键要素。
田野调查作为一个学术词汇首先被博物学家所使用，动物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当时已经广泛进行“野外作业”，之后才逐渐专业化，形成各自独立的学科。后来，哈登将“田野概念”引入人类学领域，他1898年在托雷斯海峡进行第一次田野调查时，就是“为了研究动物群、结构以及珊瑚礁形成的方式”,所使用的仍然是自然历史学的术语。事实上，最初的人类学研究大概可以归属于一种研究早期人类的自然科学，而且当时做田野调查就意味着从事自然历史的研究，其研究对象乃是聚居于某个具体区域的尚处于“自然原始状态的原始人类”。
简言之，19世纪末期英国学界沉浸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向外扩张的乐观主义氛围中，非常鼓励个人对异文化的实地考察。尽管后来这些自然学科开始分化，但是这些新分化的领域仍然继续共同关注田野调查。在美国，人类学的探险是由博厄斯在巴芬兰岛与英属哥伦比亚的工作开始的；不久之后，在英国由剑桥大学的哈登于1898年率领一群学者在太平洋的托雷斯海峡一带做调查。这次探险在英国的人类学界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两个重要的相互关联的发展就开始发生了：人类学越来越成为全职的专业研究，田野经验开始被认为是训练学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的专业性田野工作，有许多缺点。不论这些从事田野工作者，曾经受过自然科学系统研究的多好的训练，但由于他们在田野中研究的时间过短，语言不通，加之，以他们与当地人随便而肤浅的接触，使他们难以做深入的研究。[④]但是田野调查涉猎的范畴和领域却又相当广泛，举凡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行为学、人类学、文学、哲学、艺术、民俗等，都可透过田野资料的收集和记录，架构出新的研究体系和理论基础。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首先必须科学认识社会，掌握第一手资料，进行原创性研究。田野调查也是研究工作开展之前，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所有实地参与现场的调查研究工作，都可称为“田野研究”或“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基本功，它既是收集第一手资料的方法，又是亲近当地人，学会用当地人的感情、视角来解读材料的有效途径。[⑤]在人类学实地调查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最基本的田野调查方法有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个案研究、民族志及跟踪访谈与观察。伦敦大学荣誉理学士、牛津大学博士、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尤瑞就专门研究了这本英国人类学界指导实地调查的专用手册《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认为手册的改进乃是因为像支配英国人类学的泰勒这种人文学科背景的学者逐渐被自然科学训练出来的学者所取代的历史趋势使然，后者的代表人物是哈登、塞利格曼、里弗斯等人。在他们负责的第四版的相关章节中，已经对田野作业的语言要求和一年调查周期的时间要求给出了明确的说法。正因为手册的实用性，马林诺斯基才会带着这个手册去开展他的田野调查。虽然他后来曾经把这个手册视为他的科学方法的反面教材，但是他身后被公开的日记证明他是一边做田野一边参考该手册的，他甚至在一个段落里两次提到翻看该手册:
我写日记，一边看《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一边试着综合我得到的资料。准备出门。晚餐。在这期间试着把谈话引到民族学主题上。晚餐后与韦拉卫简单地谈话。又读了几页《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装好照相机。然后我到村子里去；月夜皎洁。(Malinowski ,1967 :30)
这本田野指南揭示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物、文字、文献中的玄理奥义，而是寻常百姓的现实生活中的日用常行之道。换言之，我们研究文物、文字和文献的目的是为了理解人的生活，我们也可以通过研究生活而理解反映这种生活的文物、文字和文献。这就把人类学从书斋带到田野，从历史带进现实，从对文化史的构建引向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和表述。
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只有采取田野工作方法，即进行类似自然科学中归纳方法所要求的程序的研究，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研究。他指出以往的研究者过多地坐在屋子里夸夸其谈，而很少去亲自进行田野工作，他们赖以建立理论的材料，不是来自于其他人的书本，就是那些未经过观察训练的旅行者和传教士的描述。这种理论与观察的分离产生了两种流弊:一是书本上的描写和旅行者、传教士的描述都很不可靠，而人类学家由于不亲自去考察，所以无法核对其可靠性。二是他们不能通过更深入的观察来验证自己的假说，而这个过程是归纳方法的一个基本阶段。拉德克利夫-布朗坚持，事实必须是观察是科学观察的结果，假设必须能解释这些事实，并且必须接受更深入、更广泛的检验，从而能解释普遍存在的同类现象。因此，他主张作为一个称职的社会人类学者，既要熟谙有关理论发展的情况，又要在田野工作上训练有素，并且，至少要在他所研究的地区，与当地人民共同生活一两年。
布朗认为社会调查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文件的汇集；社会学调查或研究乃是要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验证某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⑥]归属于社会学调查的田野调查在社会科学中既古老也非常新颖，它已经被几个世纪以来的众多社会研究者所使用，特别是进人20世纪下半叶以后，人类学与社会学者的应用和贡献，更是使其发展成为一项科学技术。不难想象，这一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在现有当代中国研究中田野调查方法的采用也相对较为广泛，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然，田野调查中调查者的自身扮演的角色也很重要。类似译者这样一个刚刚进入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人要开展田野调查，首先想到的是住宿的问题。西方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住在当地人家中的不多，马林诺夫斯基在调查新几内亚东北约一百英里的特里布里恩德群岛时，他在这个岛上的一个村子里单独搭了一个帐篷居住。柏尔图和柏尔图夫人1973年研究了51个人类学家田野调查之后，发现他们在田野作业期间，大多是租当地社区的房子或公寓居住。
人类学发展到如今，田野调查已经成了其标志性的研究方法之一了。甚至一些教科书提出，区别一项研究是否是人类学的关键标准就是田野工作。古塔和弗格森提到，“田野使得人类学研究有别于诸如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科学、文学和文学批评、宗教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等与人类学相关的学科。人类学与上述学科的区别与其说是在于研究的主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还不如说是在于人类学家所使用的独特方法，即基于参与观察的田野调查方法。”[⑦]一些人类学者还指出，在传统的四分支人类学日益分化的情况下，田野工作成了唯一可能整合整个学科的资源和依靠。也有很多人认为，田野工作经验是一个人类学从业者的成年礼（initiation rite)。斯托金认为，田野工作是“成为人类学家的前期必备训练”，而且田野工作远远超出了作为一种方法的意义，而是“人类学家以及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⑧]换言之，倘若一个声称在做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却没有做过田野工作，那么他的研究在人类学意义上就比较可疑了，甚至其个人作为人类学者的身份在同行圈内也会受到质疑。
在中国，最早的一批人类学家抱着“宁肯为事实牺牲理论”的态度，顽强地进行田野实践。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创始人之一的杨成志先生就在1928年深入到川滇少数民族，进行了一年零八个月的田野调查，他比中国工农红军还早七年独闯大小凉山，这次实践是他一生学术成就的起点。[⑨]
从田野中汲取营养，对学术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努力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实践，也是本土化的具体行动。审视历史基础及现实发展进程，我国人类学建设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传统的人类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二是对西方的人类学理论，有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的倾向。立足我国实际并借鉴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是我国人类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历史难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是进行广泛的、系统的、深入的田野调查，根据新的材料，做出进一步的理论概括。可以说，中国人类学的当代发展使得人类学田野调查凸现其重要的时代意义，一些新的重大学术话题的研究和完成，都将有赖于当代人类学视野下研究者们扎扎实实的田野工作。费孝通教授在1995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到“人文世界，到处都是田野”，但愿这本田野工作手册能让读者在人文世界畅游时如虎添翼。
[①] http://www.therai.org.uk/.
[②] 参考吴泽霖编纂：《人类学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
[③] 黄剑波：《何处是田野——人类学田野工作的若干反思》，《广西民族研究》，2007（3）。
[④] 伊凡-普里查：《社会人类学》，陈奇禄、王崧兴等译，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年，第73页。
[⑤] 何国强主编：《粤东凤凰山区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何国强导言，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⑥] 拉德克里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
[⑦] 古塔、弗格森：《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和基础》，骆建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页。
[⑧] George Stoking Jr., The Ethnographer’s Magic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2.pp282.
[⑨] 何国强主编：《粤东凤凰山区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周大鸣序，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