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三生
（1916—1990）江西省石城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营青年干事，第十三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连政治指导员，营副政治教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副营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三团营长，团参谋长，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第二纵队四旅十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第二纵队四旅参谋长，第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三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兼天津警备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郑三生于1916年出生在江西石城县小松乡井溪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他稍懂事的时候，就跟正在区苏维埃政府工作的哥哥郑仲三走村串户做革命工作，放哨、送信，跑前跑后，成为一个“红小鬼”，虽属“编外”人员，也无分文津贴，但还是干得挺起劲。
到1930年，村子里绝大部分青壮年都上前线去了，或当红军打仗，或支援前线。郑三生也多次吵着要去，可是人家都说他还不如一支枪高，不收。第二年二月，郑三生跑到当时任区军事部长的许景荣（后改名徐颖，解放后曾任总后管理局政委）那里吵着非要当红军不可。许部长见他既瘦小又生着头疮，本想不收留他，后来郑仲三也来说情，许部长才将自己的一顶军帽扣在他头上，让他去了。15岁的小孩就当上了一名中国工农红军，他感到既神气又幸运，快乐极了。
入伍后不久他当上了独立团的通讯员，第二年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又参加了第四、五次反“围剿”战斗，出入枪林弹雨，多次立功受表扬，身上居然没受一处伤，人家都羡慕他，他自己也觉得很高兴。
长征路上，他已经是青年干事了。到陕北，小小年纪竟然当上了政治指导员。从赣南到陕北，历经大小数十仗，也曾两次负伤，在首长和战友的救护下都闯过来了，爬雪山过草地都没掉队，相反还立了几次小功。
抗日战争期间，郑三生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随聂荣臻东渡黄河，到晋察冀开展敌后游击战。1939年7月起担任副营长，开始指挥打仗。在举世闻名的平型关大战中，他与营长率全营在山上设伏，因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进来，也不知道战斗要打多久，因此带着的干粮也不敢吃，水也不敢喝。战斗一打响，战士们像猛虎扑食一样向敌人冲去，他也不知撂倒了多少敌人，救了多少战友，战斗结束的时候，一身衣服已稀巴烂，血污、汗水和泥尘染得看不到布，干粮、水壶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战后清点，许多战友都不见了，他却只负了轻伤，真是幸运。
后来又参加了著名的黄土岭歼敌战和狼牙山血战。每次战斗他都作好了牺牲的准备，因此总是身先士卒，猛冲猛杀。他多次负伤后从战场上被抬下去，战友们都以为他“光荣”了，与他挥泪诀别，但不久他又活蹦乱跳地回到了部队，回到了战友们中间，连他自己都觉得幸运。
解放战争初期，郑三生已是率领千余健儿的团长了。几年间先后率部参加了绥远、正太、青沧、大清河北、清风店等大小数十仗。这时他的主要使命不是冲锋陷阵，而是完成一个个战斗任务，解放一片片土地了。在清风店战斗中，他率全团一昼夜强行军240里，首先攻入清风店车站，胜利完成了战斗任务，被华北军区授予“大功团”称号。这一仗打得十分艰苦，距离远，时间短，重武器不能带上，没有重武器又难于攻坚，真是忧心如焚。发动指战员献计献策也来不及，他只得亲自率领先遣队，急行军到达目的地，巧妙地夺取了敌人的重武器，乘乱攻入敌人心脏，然后狠狠反击，居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此后他又参加了天津、太原、兰州等大战役，升任旅参谋长、师长，从东海之滨直到西北边陲。每一仗开头都感到压力很重，但每次都完成得很出色。人家都称他是福将。
新中国成立后，身为军参谋长的郑三生本想解甲赋闲休息几年，无奈东邻朝鲜又开战。战鼓声声，催人上阵，郑三生率军出征，参加了与号称世界上头号军事强国的美军作战。在保卫开城的战场上，炮弹如雨，阵地如犁，将军拿钢盔往头上一扣，又像当年红军小战士一样走到了阵前。美国佬想用立体战把他们逼下战场。他巨臂一挥：“休想！有我郑三生在就有阵地在！”这一仗敌人无功而退，将军又一次笑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郑三生也受到林彪、“四人帮”的陷害。但如毛主席所说，他是“三生有幸”，由于他抵制反动浊流，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老同志，又立了一次大功。1988年被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功勋荣誉章。
90年代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祖国进入了经济飞跃发展的新时期。1990年1月11日，老将军静听着祖国腾飞的振翅之声，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他的一生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