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镕
我国最著名的菊科分类学家林镕（1903.3.27—1981.5.28），字君范，江苏省丹阳市人。生于1903年3月27日，卒于1981年5月28日，享年78岁。植物学家、植物分类学家，中国植物学学科的先驱者之一，中国菌物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林镕于1920年考入法国南锡大学农学院。1921年他作为“新中国农学会”的代表，代表中国首次出席在比利时举行的国际农业会议；1923年大学毕业后，考入法国克莱孟大学理学院继续深造，从事真菌学研究；1925年获法国自然科学高级文凭；1927年至1928年又相继获得克莱孟大学理学硕士和国家理学硕士学位；1930年获得巴黎大学国家理学博士学位。
1930年回国后，林镕历任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生物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国立西北农学院教授，福建省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厦门大学生物学系教授、系主任兼海洋生物研究所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调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员、副所长、代理所长。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学部委员），1957年他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副主任。此后，他还曾担任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名誉理事长，北京市植物学会理事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他参加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会议。此外，他多次率领中国科学代表团出访前苏联及其他东欧各国。
林镕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事高等植物分类学的研究，是中国菊科、旋花科和龙胆科植物系统分类的奠基者。他发现了菊科重羽菊属及各类植物的新分类群百余种，为中国菊科植物分类和植物区系做出了重要贡献。50年代，他参加了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编写了《水土保持手册》，为黄河综合治理和黄土区水土保持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他曾主持《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菊科）和《中国植物志·菊科》两书的编写，并编著了《中国植物志》第74、75、76（1）、76（2）卷。
林镕治学十分严谨，从不急于求成。他发现过不少植物新种和分类群，但他总是要反复检查比较，在标本材料不够完备或未得到充分证据之前，从不轻易撰文发表。
林镕在植物分类学研究上有精深的造诣和丰富的经验，且掌握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但是，他从不把这些据为己有，而总是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让大家共同使用。更令人钦佩的是，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只要再做一些研究，即可成为很有价值的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而他却将其让学生去研究。学生所做的研究工作，虽然都经过他的指导，并且所写论文都经过他审阅和修改，但他从不让学生在论文中署上自己的名字。而对他所写的论文，哪怕学生只做了一点微薄工作，他却主动署上学生的名字。在半个多世纪的工作历程中，他以“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忘我精神，把毕生的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事业。
林镕，植物分类学家。20年代主要从事真菌学研究。从30年代起致力于研究种子植物的分类，在开拓和发展我国菊科植物分类的研究上成绩显著，编著了《中国植物志》（菊科）三卷册。培养了不少植物学人才。在创建福建省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和参与领导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建设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林镕，字君范。1903年3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朝秀才，早逝。母亲勤劳节俭，抚养他长大并供其上学。林镕从小聪敏好学，初中时先在邻县镇江中学读书，后转入上海格致中学，成绩优异，于1919年高中毕业。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兴起，大力提倡以科学、民主救中国。在这种新思潮的影响下，林镕怀着科学救国的志向，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团体，于1920年以优秀成绩获准赴法留学。到法国后不久，就考入南锡大学农学院，于1923年毕业获农学学士学位和农业技师称号，随即到安底伯农业学校和地中海一带的农场实习。1924年考进克莱孟大学理学院，师从著名真菌学家摩罗教授进行研究工作。由于他工作和学习勤奋，得到老师们的器重，并获学校的公费待遇和嘉奖。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两篇真菌学的学术论文，1927年和1928年先后获克莱孟大学理学硕士和国授理学硕士学位。1928年入巴黎大学理学院继续深造，1930年以高水平的真菌学论文通过了学位考试，获法国国授理学博士学位。此后在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做了短期的研究工作，于1930年秋天回到了离别十年的祖国。
1930年至1937年，他应聘任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生物系教授，后任系主任，同时兼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研究员，还在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兼课。他根据当时国内的情况和需要，从研究真菌学转为以研究种子植物分类作为自己的主要方向，从此也奠定了以后一生的研究生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内迁，林镕因家累一时未能随校转移。北平沦陷后曾有人准备用高薪聘请他出来继续执教，尽管那时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但他坚决不为日本侵略者效劳，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1938年他变卖家产做为路费，只身离家到陕西武功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授。1939—1941年转任西北农学院教授，并与刘慎谔、辛树帜教授共同筹办了西北植物调查所。在此期间，西北农学院的一些进步学生因响应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而被捕入狱，他与同校的金树章、虞宏正和一位物理学教授一起，反对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倒行逆施，并多方设法营救，终使这些学生获释出狱。他们的正义行动被时人广为传颂，并誉之为“武功四君子”。
1941年他接受汪德耀教授的邀请，于1942年到在福建永安的厦门大学任教，这时他以主要精力着手筹建福建省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并任研究员兼所长，还创办了福建省研究院研究丛刊。
在永安，他得以和从北平出逃的家眷重新团聚。1944—1946年，他离开了动植物研究所，任厦门大学教授兼该校海洋生物研究所主任。在福建期间，他率领队伍先后在永安、长汀、连城等地进行植物调查，采得了标本数千号。抗战胜利后，1946年林镕举家迁回北平，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并在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兼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镕在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任研究员。1953年该所改称为植物研究所，他历任副所长、代理所长、顾问，直到1981年5月28日逝世。他在植物研究所工作长达30年，在参与筹划和领导该所的建设上付出了许多心血。
1955年林镕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又被聘任为生物学部副主任。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曾代表学部数次参加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到苏联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访问与商谈科学合作事宜。在国内经常接待各国科学家的来访，为促进国际间的科学合作交流和科学家之间的友谊做出了贡献。
他曾任《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副主编、主编，中国植物学会秘书长、副理事长，北京植物学会理事长。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林镕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研究工作的主要成就
20年代在法国留学期间，林镕主要从事真菌学的研究，是我国较早研究真菌学的科学工作者之一。曾就真菌形态、细胞、性现象的研究发表过几篇文章，他的长篇博士论文“毛霉有性生殖的生物学研究”（1930年），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1930年回国后，当时我国种子植物分类研究的基础薄弱，既没有编出适合自己国家用的教材，也缺乏可供鉴定菌类寄主植物参考的书籍，由于他具有比较广博的植物学知识基础，于是决定改行研究种子植物分类，并且很快做出了成绩，1931年他与刘慎谔合作编著出版了《中国北部植物图志》第一册旋花科。过后不久，他就选定了难度较大的龙胆科植物和菊科植物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表现出他不畏困难的胆识和坚强信心。1933年，编著出版了《中国北部植物图志》第二册龙胆科，此后还发表了一些龙胆科和其它高等植物分类的论文，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和引用。
林镕最重要的成就是关于菊科分类的研究，是我国最著名的菊科分类学家之一。菊科是种子植物中属种最多的一个科，在我国已查明的就有240余属，约3000种。由我国植物分类学家集体编纂的《中国植物志》共125卷册的巨著中，菊科植物共7卷11册，在全书中所占的数量最多。菊科植物中有许多种药用植物、油料植物以及其他经济植物，研究菊科植物对开发利用我国的植物资源具有指导意义；了解菊科植物的种类、分布、习性和亲缘关系等，对于阐明中国植物区系的起源和发展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经过多年研究，林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发现了菊科的一个新属——重羽菊属（Diplazoptilon），描述和探讨了近千种的中国菊科植物，发表了一大批研究论文。在大量工作的基础上，他或与他的学生合作编纂出版了《中国植物志》（菊科）三卷册，即《中国植物志》第74卷、第75卷、第76卷第1册，这些专著的水平与质量，得到了有关专家的好评。此外，他还遗留下许多宝贵的中国菊科文献资料，为后人继续编纂其它中国植物志（菊科）和进行专题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菊科植物分类的开拓和发展上，林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镕除继续进行植物分类的基础研究外，对我国国防和生产实践的需要也十分关心。1950年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悍然发动细菌战，他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与其他生物学家、医学家一起，抱病参加反细菌战的工作，日夜鉴定样物，以确凿的证据揭露了侵略者的罪行。
1955年他被聘任为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副队长，为了解决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连续几年率队赴山西、陕西、甘肃等省的水土流失区考察，并先后发表了“对黄河中游黄土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初步意见”、“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等文章。他和考察队其他人员一起，提出了在合理利用土地的原则下，因地制宜，自上而下沟坡兼治，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针，以及不同类型区的水土保持措施和合理配置方案，为黄土高原地区制订水土保持规划和实行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正确指导，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50年代后期，我国开展了科技人员和广大农民相结合的野生植物利用的群众运动。林镕肯定了这次运动对弄清我国植物资源和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同时也数次强调提出，既要重视挖掘我国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丰富植物资源，又要十分注意这些资源的保护工作，避免不合理利用而造成的恶果。对于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工作，他提出既要全面兼顾，又要突出重点的建议。就是对各类具有经济价值的植物，都要进行研究，不可偏废；同时又要抓住重点，着重研究药用植物、芳香植物的调查和开发利用工作。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了他所提建议的正确性和战略远见。
下苦功整理文献和标本凡是研究机构的科技人员和大学教师，都是很重视阅览、收集和记录与自己专业有关的文献资料的。但是像林镕那样，在文献收集整理方面花费如此之大的功夫，做了如此浩繁而坚实的工作是很少见的。
从30年代起，他几十年如一日，只要一有时间和机会，就倾注精力于有关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他汇集的旋花科、龙胆科、菊科植物的文献资料多达数十册，仅菊科植物就有32册。这些文献把散见于国内外约百种的书刊中有关我国和邻近地区菊科植物的各种记载进行集录，包括每一个种、亚种、变种甚至类型的原始记录，分种、分属检索表，地理分布和生态环境，文献来源等，并按照族、属、种加以分类整理，其中大部分还附有复制的或由他亲自绘制的各种精美插图，以及对各个分类群的初步鉴定意见。限于当时的条件，这样大量的文献记录工作，绝大部分都是由他手抄完成的，最后还亲自把它们分别装订成册。这一卷卷付出了毕生心血汇录整理成的文献，正如他的学生所给予的恰当称谓，是一部“中国菊科分类文献大全”。
可惜的是，林镕没有能来得及把自己辛勤积累起来的这些资料全部研究整理出版。但它们跟他已发表的专著和论文一样，是留给后人的一份极其难得的珍贵科学遗产。继承他未竟事业的学生说：“每当我们整理出一批文稿后，总是想到，如果没有老师这些汇编的文献资料，要想进行菊科植物的分类研究，将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啊！”（他去世后，他的学生又出版了中国植物志（菊科）三册，即76卷第2册，77卷第2册，78卷第1册。为纪念他的劳绩，编著者都把他的姓名列在第一位）。
林镕对标本的整理也十分重视。珍藏在植物研究所的100多柜菊科植物标本，都由他在百忙中带领学生做了认真、系统的整理。整理标本的全过程，从族、属、种的分类鉴定，写贴名签，制叠种夹属夹，直至分类入柜，都是由他亲自动手进行的，从不轻易要别人代劳。经他整理的这部分标本，排列井然有序，查看时一目了然，给人们使用以极大的方便。
严谨的学风，高尚的品德林镕素以治学严谨著称，这种学风贯穿于他研究工作的全过程。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总是耐心地解剖标本，对标本仔细观察，并据以准确绘图和作出记载；在写作文章时，对文献上各家所做的记载都要进行反复的分析比较，还不时重新检阅标本查对，经过深入思考后写出文稿；在写出稿件后，又不断进行补充修改。他写好的文章，一般都是经过四五次改动后才最后定稿，有时多达七次。在发表的文章中，对于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都认真负责地做出说明，便于他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他曾发现过不少新种和其它分类群，但在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之前，绝不轻易发表；他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没有经过深入研究考虑成熟之前，也不急于求成写出文章。他所发表的专著，都是以掌握大量的标本、材料为依据，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后写成的，因而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观点可靠，质量良好，能经得住时间与实践的考验。
林镕在植物分类学研究上有精深的造诣和丰富的经验，又掌握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但他从不把这些据为己有，只要他人有需要，总是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让大家共同使用。甚至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只要再做一些研究，就可以成为很有价值的论文发表。但他对此毫不计较，把这些即将到手的成果让学生去研究。抗战期间在福建时，他曾发现一个科（川苔草科）在我国分布的新记录，就把这个发现告诉他的学生，指导这位学生去研究写成论文发表。1974年他发现了菊科的一个新属（紊蒿属），又让自己的学生去研究后共同署名发表。他多年积累的全部文献资料，都无私地传留给学生去使用。对于学生所做的研究工作，虽然都经他给予指导，帮助审阅和修改论文，但他从来不让学生在他们的论文中署上自己的名字。而他自己所写的文章，那怕学生只是做一点微薄的工作，却总是主动地署上他们的名字。林镕这种崇高的科学道德品质，使他的学生们深受感动。
林镕谦恭和蔼，平易近人。他跟同行之间的亲密友谊和团结合作精神也常被人们所称颂。他和张肇骞、陈封怀两位教授都是我国老一辈的菊科分类专家，他们之间从30年代起就相互认识，几十年来他们在学术上共同切磋交流，互相帮助；在工作上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在生活上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彼此成为亲密无间的良朋益友，从未有过旧社会中一些人之间存在的那种“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坏习气。当张肇骞教授病故之后，林镕还给张肇骞的学生在工作和学习上予以指导，帮助他完成所承担的菊科植物志的编写任务。
热心培养造就人才林镕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和兼课，讲授过植物学、植物分类学、植物系统学等课程。为了使学生能有较多的收获，他尽量把内容讲得生动易懂，经常采用对比的方法，并结合植物标本和图解，讲解每一种植物的特征，种属之间的异同和亲缘关系。同时他很重视把课堂上的讲授和实际相结合，常带领学生到野外实习，认识大自然中多彩多姿的各种活植物。这样，学生们都能较快较好地领会和掌握他所传授的知识，因而受到他们的欢迎和赞扬。
在研究机构工作时，林镕也十分关心和热情培养年轻人才。在培养造就青年上，他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重视培养学生自由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他注意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给学生以指导和帮助，如选定研究方向和课题、制订工作和学习计划、撰写和修改论文等。除此以外，平常的大量时间就放手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和钻研，通过学习和实际工作的锻炼，养成能独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要求学生不仅在本专业有深入的造诣，而且还应掌握比较广博的有关学科的知识。他不赞成学生只局限于阅读自己所研究的某个专科的文献，而对其它有关的知识却一无所知。他认为扩大知识领域，可以开阔视野，对于从多方面深入思考自己所从事的研究有很大帮助。三是提倡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要求学生既要学习书本知识，又要学会并掌握室内工作的一整套方法，经常参加野外调查采集，广泛识别植物，逐步达到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几十年来，林镕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植物学科研人才，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成为科研上的学术带头人和教学上的骨干力量。经他培养的一些学生，对于他言传身教给予自己的深刻影响，至今还怀着无限的感激之情。
林镕先生简历
1903年3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
1920—1923年法国南锡大学农学院毕业，获农学学士和农业技师称号。
1924—1928年法国克莱孟大学理学院毕业，获克莱孟大学理学硕士学位和国授理学硕士学位。
1928—1930年法国巴黎大学理学院毕业，获国授理学博士学位。
1930—1937年任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生物系教授，后任系主任，兼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教授。
1938—1939年任西北联合大学教授。
1939—1941年任西北农学院教授。
1942—1944年任福建省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厦门大学生物系教授。
1944—1946年任厦门大学生物系教授兼校海洋生物研究所主任。
1946—1950年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教授。
1950—1953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研究员。
1953—1981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历任副所长、代理所长、顾问。
1981年5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林镕先生主要论著1Ling Young．Etude morphologigue，cytologigue，et microchimique d＇unenouvelle Mucorine，Pilaire Moreanesp．nov．Clermont－Ferrand，1926：1—15．
2Ling Young．Sur I＇existance d＇hybrides imparfaitentre thalles de la meme espèce de Mucorinées．Bulletinde la Societe Botanique de France， 192．
3Ling Young．Etude Biologique des Phénomenes de la sexualité chez les Mucorinées．Rev Gen Bot，1930，42：147—163，205—218，283—296，348—365，491—504，535—552，618—639，681—704，722—752．
4Ling Young．Sur la présence de Cuscuta major Choisy dans la Chine Proprement dite，Contr Lab Bot Nat Acad Peiping，1931，1：15—16．
5Ling Young．Sur les Variations foliaires de quesques genresde Convolvulacées．Contr Lab Bot Nat Acad Peiping，1931，1：23—33．
6Ling Young．Flore illustrée du Nord de la Chine，Hopei（Chili）et ses provinces vvoisines1．Convolvulaceae in Liou T N，1931．
7刘慎谔，林镕．大豆菟丝子在中国本部之存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1，2（2）：1—4．
8刘慎谔，林镕．旋花科中数属之叶形变化．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1，2（4）：1—6．
9Ling Yong．Flore illustrée du Nord de la Chine，Hopei（Chili）et des provinces Voisines 2，Convolvulaceaein Liou T N，1933，（1—2）：1— 63，pl．1—25．
10Ling Young．Sur quelques Gentiana de la Section Aptera．Contr Inst Bot Nat Acad Peiping，1933，3：375—382．
11Ling Young．Les Composées chinoises de l＇herbier de i＇académie de Peiping．Contr Inst Bot Nat Acad Peiping，1934，2：453—537，1935，3：123—220．
12Ling Young．Notes sur quelques Chrysanthemum de la Chine．Contr Inst，Bot Nat Acad Peiping，1935，3：459—48．
13林镕．真菌之雌雄异体．生物学杂志，1936，1（1）：28—50．
14Ling Young．Un nouveau Swertia de Shensi．Contr Inst Bot Nat Acad Peiping，1936，4：337—339．
15Ling Young．Compositae sinenses novae vel minus congitae（1）．Contr Inst Bot Nat Acad Peiping，1937，5：1—30．
16Ling Young．Plantae Tsoogiane I Compositae．Contr Bot Survey of Northwestern China，1939，1（2）．
17Ling Young．Notes on some Fukien species of smutfungi of the family Ustilaginaceae．Fukien Acad Inst Eooland Bot Res Bull，1947，1：1— 23．
18Ling Young．The genus Quercus in central Fukien．Res Bull Fukien Acad Biol Sect，1947，2：1—11．
19Ling Young．The Chinese Species of Pertya．Contr Lab Bot Nat Acad Peiping，1948，6（1）：23—35．
20Ling Young．Compositae Sinenses Novae vel minus cognitaeⅡ．Contr Lab Bot Nat Acad Peiping，1949，6（2）：65—101．
21Ling Young．A new species of Gentiana from Fukien．Contr Lab Bot Nat Acad Peiping，1949，6（4）：217—220．
22Ling Young．Species novae vel non satis cognitae e Flora Fukienensis． Act Phytotax Sin，1951，1：199—219．
23林镕．对黄河中游黄土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初步意见．水土保持，1958，6：26—30．
24林镕等．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十年来的中国科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51—70．
25林镕，陈艺林．紫苑属（狭义）及一些邻属的系统分类．中国植物学会三十周年论文摘要汇编，1963：118．
26林镕．菊科的一些新属及未详悉的属．中国植物学会三十周年论文摘要汇编，1963：123．
27Ling Young．Genera nova vel minus cognita familae Compositarum I Vladimiria Ilj，Diplazoptilon Ling，et Dolomiaea Dc．Act phytotax Sin，1965，10（1）：75—90．
28Ling Young．Notulae de nonnulis generibus Tribus Inulearum Familiae．Compositarum Florae Sinicae，Act phytotax Sin，1965，10（2）：167—181．
29Ling Young，Chen Yi－ling．Genera nova vel minus cognita Familiae Compositarum Ⅱ Cavea W．W．Smith et Small，et Nannoglottis Maxim．Act Phytotax Sin，1965，10（1）：91—102．
30Ling Young．Genera nova vel minus cognita Familiae Compositarum ⅢSyncalathium Lipsch，Act Phytotax Sin，1965，10（3）：283—289．
31 Ling Young，et al．De genere Anaphalis DC．Familiae CompositarumeFlore Sinicae．Act phytotax Sin，1966，11：90—112．
32LingYoung，Chen Yi－ling．Notulae de genere Erigeron L．generibusqueaffinibus Florae Sinicae．Act phytotax Sin，1973，11（4）：399—430．
心如赤子作者：林稚兰
近来偶然在网上看到了爸爸的名字，网上和报刊上有近百篇文章介绍他，多家报刊记载有“1981年5月28日植物分类学家林镕在北京逝世”。26年过去了，爸爸的音容笑貌，一直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林镕，字君范，早年赴法勤工俭学，1928年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在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同时兼任北平几所大学的教授。1937年平津沦陷，爸爸只身前往陕西武功农学院任教。在那里，曾因营救抗日爱国学生，和其他三位教授一起被誉为“武功四君子”。那时，母亲带着我们住在北平城坊街41号，因经常有爱国学生来暂住，被日本便衣监视。1941年，组织上护送我们到福建永安与在动植物研究所工作的爸爸会合。在那里，我们开垦菜园，种了十几种蔬菜，饲养了几只母鸡、兔子、山羊等。有时还上山摘采水果、竹笋、蘑菇，到小溪中抓鱼虾，生活清苦但很充实。在永安这一段人与自然、父女亲情和谐共存的田园生活，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至今我都保持着喜欢种菜、养花的爱好。我们姐妹四人中有两人选择了生物学专业，也始于爸爸从小对我们的熏陶。
日本投降后，爸爸由厦门大学转至上海，在上海海关总署动植物检疫室工作。没几天，爸爸就因不满国民党的腐败而辞职了。以后父亲转至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工作，并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
新中国建立后，爸爸除在北京大学生物系兼课外，同时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7年被聘为中科院生物学部副主任。除去月工资外，担任学部副主任后每月还增加100元。爸爸说：国家经济困难，我的工资不少了，就退掉了学部副主任的100元。我念书时每月发25元调干助学金，爸爸说：“把这25元退给学校吧！国家经济有困难，每月我给你25元生活费。”于是我退了助学金，直到工作。
1950年，父亲因胃病复发，做了手术。但仍多次率领中国科学代表团出国访问。母亲很不放心，爸爸说：“事情总要有人去做的，没关系！我的胃还有1／4呢！”父亲逝世后，我们才从别人那里知道父亲的胃已经全部切除了。
父亲为人刚直不阿，不会看风使舵，也绝不说违心的话。在参加国务院主持的制订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时，对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进行考察，对看到的各地破坏生态平衡的做法非常气愤，他说：“云南放火烧山，沿海填土造田，内蒙古将大批草地改种庄稼，吃肉有什么不好，非要改为吃粮食？不懂科学有一天会让我们尝到苦头，等到北京刮风沙时就来不及了！”父亲写了不少报告和文章，又参与编写了《水土保持手册》，后来他们的调查结果被国家采纳，为黄河综合治理和黄土区水土保持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在除四害和听到云南放火烧山时，爸爸说：“自然界万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破坏生态平衡是要遭报复的！”
由于社会活动多，他每天下班都将标本带回家，工作到深夜，用来编写《中国植物志》，数十年如一日。每当我们劝他时，爸爸总是说：“这些枯枝烂叶是我们好几代人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有的人还为此献出了生命！给植物登记造册，除了要准确登记名称、记录特征外，还要注明它的地理分布、生态环境和用途，是今后我国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资源的基础和依据，外国人想参加合编植物志，我们都没有同意，我们不快点出版就来不及了！可惜的是我们中国的植物标本有一半以上是外国人抢先命名的！”他常说：“做一个中国人，总要为中华民族留下点东西，增添点什么。”为了培养年轻人，父亲整理了他多年积累的外文资料，留给学生们今后使用。父亲去世后我们按照他的遗愿，将他亲手编写的31本文献资料送给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他的学生，将他一生留下的1500多册生物学中、外文书籍，捐赠给了爸爸大半生工作过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用以告慰爸爸在天之灵。
爸爸疼爱我们，但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他经常说：“自己的事自己做，今天的事今天做，不要等别人！不要等明天！”“不要脚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随波逐流！”爸爸就是这样教我们如何做人的。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爸爸帮我树立了“有志者事竟成”的信念，敢于向困难挑战的勇气与毅力。上世纪50年代初我参加了军干校，转业到地方后，想考大学又怕考不上，爸爸用小楷端端正正写了：“有志者事竟成！”几个字送给我。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我考上了北京大学生物系。以后“有志者事竟成”和“不要脚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也成了我鼓励儿子的座右铭。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爸爸把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我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如今我也到了“来不及了”的年龄，爸爸“不能浪费时间”和“增添点什么”的嘱咐以及每夜埋首书桌的背影，时时浮现在眼前，好像对我说：不要浪费生命，再做点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