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地区
河套地区是指黄河‘几’字弯和其周边流域，位于北纬37度线以北，一般指贺兰山以东、吕梁山以西、阴山以南、长城以北之地。包括银川平原（宁夏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今分属宁夏、内蒙古、陕西。黄河在这里先沿着贺兰山向北，再由于阴山阻挡向东，后沿着吕梁山向南，形成“几”字形，故称“河套”。何丙勋在《河套图考》序中指出：“河以套名，主形胜也。河流自西而东，至灵州西界之横城，折而北，谓之出套。北折而东，东复折而南，至府谷之黄甫川，入内地迂回二千余里，环抱河以南之地，故名曰河套。” 显然，河套这种地形在世界大江大河里堪称绝无仅有。
河套是黄河中上游两岸的平原、高原地区，因农业灌溉发达，又称河套灌区。其地历代均以水草丰美著称，故有民谚“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不过，现在的生态环境大不如前，境内许多地方已近荒漠或半荒漠状态。
河套周边地区，包括湟水流域、洮水流域、洛水（陕西省）流域、渭水流域、汾水流域、桑乾河流域、洛水（河南省）流域、漳水流域、滹沱河流域，都具有比较好的自然环境条件，它们环绕着河套地区，正如众星捧月一样，把河套文明推到了最高峰，同时又把河套文明传播到更广阔的区域之中。
自元代起，“河套”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书籍里，并有了较稳定的内涵，用来指贺兰山以东，狼山、大青山南，黄河沿岸地区。并以乌拉山为界，东为前套，西为后套。也有以黄河南、长城北地区为前套的，与河的北面的后套对称。
到1949年后，“河套”一词的外延逐步缩小，演变为仅指境内的河套地区、或以这一地区为中心的一个更大的范围。因而在1954年国家撤销了绥远省建制后，就批准了内蒙古人民政府以“河套”命名境内一级行政区的申报，即改陕坝区为河套行政区。
国家批准用“河套”一词来命名境内的一级行政区，从而确立了这个词的地区独有性（因为全国是不能重名的）。
河套地区的开发
秦汉以前，主要是匈奴人在这里活动。秦统一之后，派蒙恬率lO万大军将匈奴逐出河套，“徙谪戍以充之”，但泰祚短促，秦末天下大乱，移民皆返还家乡，河套复为匈奴所有。①汉武帝反击匈奴，占领河套。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粮饷运输极为困难，于是西汉中央作出开发河套的重大决策，并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由政府全力以赴、深入持久地全面介入一个地区的经济开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开发边疆的典范。
在汉代为朔方郡、五原郡、云中郡、定襄郡，以及北地、上郡的北部和西河郡的河西部分，统属朔方刺史部。
汉代国家开发河套采取如下措施：一、设置郡县，建筑城池，为这一地区的开发建立居民点和开发中心；二、迁民屯垦，增加河套的劳动力；三、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屯田；四、妥善安置归附匈奴；五、兴修水利。从而确保了开发的成功。河套开发于西汉后期和东汉中期出现两次高潮，其间开发主体也在变化，在西汉，河套开发的主体是封建政府，至东汉，豪强地主田庄成为河套开发的主要形式。
然而此后近2 000年的环境变迁，昔日的辉煌已湮没于漫漫黄沙。因而在当今西部大开发全面启动之际，探讨汉代河套开发也就变得更有意义。
一、两汉政府开发河套的政策和措施
(一)设置郡县建筑城池
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遂取河南地”。然后大臣主父偃向武帝上疏，“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武帝接受这一建议，当年即置朔方郡(今内蒙乌拉特旗东)和五原郡(在今包头西)。②后又于元朔四年(前125年)置西河郡(郡治今府谷西北)。河套平原还有云中郡、定襄郡。北地、上郡的北部也延伸到河套地区。武帝又在郡下设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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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匈奴列传》。
②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汉书·武帝纪》。
《汉书·地理志》记载，至西汉末，朔方郡有县10，五原郡有县16，云中郡有县11，定襄郡有县12。北地、上郡、西河三郡有部分区域不在河套之内，但亦可算出其大概：西河郡，有县36，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该郡可考县20，无法考定具体位置的县16，位于河套区内可考县11，按照这一比例，该郡河套区无考县应为9，则西河郡的河套区应有县20。依同理，上郡共有县23，其中可考县16，无考县7，37度线以北可考县9，则该郡河套区应有县13。北地郡共有县19，其中可考县16，无考县3，37度线以北可考县6，由于银川平原全在该郡北部，屯田和军事机构亦全在北部，则北地郡的河套区约有县8。如此则西汉河套地区共有90县。其县数比现在密度高得多，像朔方、五原二郡，在其境内汉代有县26，而今天只有7县l市(包头市)。
西汉所设郡县皆筑城。《汉书》的《武帝本纪》、《匈奴列传》、《苏建传》俱载，汉武帝在设置朔方郡的次年(前126年)，遣将军苏建筑朔方城，“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它郡亦相继筑城。新设置的县也在筑城，如朔方郡之临戎县城，为武帝元朔五年筑，其三封、沃野两县为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所筑。①太初三年(前102年)夏，武帝“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罗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②
河套地区所筑之城，既是郡县治所和军事防守的据点，又是一个地区最重要的居民点。西汉虽然在三次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但退居漠北的匈奴仍有强大的进攻能力，机动性强的匈奴骑兵仍经常窜入河套地区进行骚扰，如元鼎五年(前112年)，匈奴“入五原，杀太守。”：太初三年秋，“匈奴大入云中、定襄、五原、朔方，杀略数千人，”并将徐自为所筑塞外列城尽行破坏。征和二年(前91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昭帝时，匈奴还曾在入侵五原、杀略数千人之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③故在当时的情况下，从内地新迁来的人民是不可能散居于野外的。像朔方郡的临戎、三封和窳浑三县城，其城垣遗址宽约9～13米，若宽高之比按1∶1计算，则城墙高度约为10米，抵御匈奴骑兵应当是绰绰有余了。三县城周围“都散布着数以万计的汉墓”，④“在这些成群的古墓中所埋葬的主要还都是普通的居民”，⑤这说明新筑的郡县城确是人口集中的居民区和本地区的开发中心。
(二)迁民屯垦
匈奴退出后，河套成为空旷之地，汉武帝从内地大规模迁民以充实这一地区。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三次，分别在三大战役结束的当年。元朔二年(前127年)春，第一次战役结束，当年夏，政府“募民徙朔方十万口”⑥。元狩二年(前121年)夏，第二次战役结束，其年秋，“则陇西、北地、河西亦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⑦元狩四年春，第三次战役结束，其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⑧这一次规模最大，河套地区移人恐不下三、四十万人。此后小规模的迁民经常进行，如《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五年，汉“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根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元始二年(2年)数据统计，至西汉末河套共有县90，户30．2789万，口146．2467万(北地、上郡、西河三郡有部分地盘不在河套范围以内，其户口数均以1／2计)。终西汉一代，河套徙民估计约百万人。而与河套同步开发的河西地区才有28万人，仅及河套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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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地理志》。
② 《汉书·武帝纪》
③ 《汉书》之《武帝纪》、《匈奴传》。
④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文物》1977年第5期。
⑤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82页。
⑥ 《汉书·武帝纪》。
⑦ 《史记·匈奴列传》。
⑧ 出于《汉书·武帝纪》。据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考证：“汉武帝时根本没有向会稽迁民，《武帝纪》中的‘会稽’二字显系衍文。”(见该书193一19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王莽时民族关系紧张，匈奴重新占领河套，“于是边民流入内郡”。①东汉初年刘秀采取收缩政策，西、北边郡多被放弃。建武二十六年(50年)，匈奴发生内讧，南单于归附，东汉重新开始对河套的经营。“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弛)刑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②明帝永平五年(62年)，“发遣边人在内郡者，赐装钱人二万”。这两次遣返行动，河套都是重点。
东汉实行以犯罪刑徒实边制度，有不少人发配到河套地区。如明帝永平八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三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凡徙者，赐弓弩衣粮。”九年，又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著。”十六年，又有同样的诏令。③
对于徙边人民，政府有较妥善的安置，迁徙途中及初到边地，“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④即便是东汉刑徒罪犯徙边，也有较为优惠的照顾．文帝时，晁错在其“募民徙塞下”奏疏中，曾提出为移民建房屋、给土地、置医巫、解决衣食等措施，西汉后来大规模的移民实际也是这样做的。《汉书·平帝纪》载，政府在边地为移民“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予犁牛种食”。《后汉书·章帝纪》载：“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饷，贳与田器。”但两汉政府都规定：移民一旦到达边郡，不得再返回内地。⑤
(三)军事屯田
三次战役结束后，匈奴远遁漠北，国家没有大的军事行动，西汉实行军事屯田政策。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甘肃永登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这是文献记载中的西汉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屯田。文中的“田官”即其军垦农场；“度河”，是指今宁夏和内蒙古境内南北走向的那段黄河，故其屯田区主要分布于黄河以西的宁夏平原和内蒙古后套平原西部。
第二次大规模屯田在元鼎六年，《汉书·食货志》载是年武帝命“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河套是这次屯田的重点，60万人中河套大约应占40万，故这又是两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屯田活动。天汉元年(前100年)，武帝“发谪戍屯五原”⑥。这是徙边罪犯军事屯田的记录。朔方、五原二郡的北部，汉代称为北假，北假地处黄河后套，河道纵横，土壤肥沃，也是汉代河套军事屯田的重要地区。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曾一度“诏罢北假田官”，⑦至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遣尚书大夫赵并使劳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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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王莽传》。
②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③ 《后汉书·明帝纪》
④ 《汉书·食货志》。
⑤ 《后汉书·张奂传》。
⑥ 《汉书·西域传》。
⑦ 《汉书·元帝纪》。
还言五原、北假膏壤殖谷，异时常置田官，乃以并为田禾将军，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①说明这里早就有军事屯田，只是到了西汉末国力衰落，北假屯田才时断时续。
从上述形势看，西汉军事屯田主要分布在河套外围的北边和西边，并与河西及居延地区的军屯相连接，以形成坚强的军事防线．而套内则以移民垦辟为主。
(四)安置归附匈奴
两汉400年中，由于各种原因，经常有成批的匈奴归附汉朝，两汉政府对他们采取了较为妥善的安置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为他们设立专门的居住区——属国。《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元狩二年第二次战役结束之后，匈奴昆邪王率4万余众降汉，武帝“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即设五属国以处之，此开属国之始。《汉书·地理志》所记五属国的治所位置：陇西属国治勇士(今甘肃榆中北)、北地属国治三水(宁夏同心东)、上郡属国治龟兹(陕西榆林北)、西河属国治美稷(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五原属国治蒲泽(约在内蒙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一带)，都在秦长城之外，河套之内。
上个世纪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属国的存在。如著名的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其主人就曾“出补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事”。⑥1996年清理的陕北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按其城制及与榆林城的相对位置，很可能就是汉代所设的上郡属国治所龟兹。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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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王莽传》。
②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文物》1977年第5期。
③ 孙言诚：《中国屯垦史》上册，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236页。
④ 《后汉书》之《杜茂传》、《西羌传》。
⑤ 《后汉书·西羌传》。
⑥ 《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文物》1974年第l期。
⑦ 《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l页。
(五)兴修水利
汉代河套地区，黄河水流平缓，在宁夏和内蒙一带的滨河平原，还有许多支流和湖泊港汊，因此有丰富的水源，而且利用亦很便利。河套属内陆型气候，自然降水不能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农业几乎完全依赖灌溉，故兴修水利是汉代开发河套的重要措施。
汉武帝时，全国出现了兴修水利的高潮，河套虽处边陲，水利兴修的情况却不减内地。《史记·河渠书》曰：“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水及川谷水以溉田。”《平准书》又云：“其后番系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田，作者数万人；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末就，费亦各巨万十数。”从上述记载看，自汉武帝时期开始，河套已成为全国兴修水利的重点地区，其规模已与内地的大型工程不相上下。
在河套，大凡设置屯田的地方，必有水利灌溉工程与之相配套。但汉代典籍没有具体情况的记载，根据后世文献及今人研究，汉代在河套地区修筑了如下水利工程：《水经注·河水注》云定襄郡之武进县修建了“白渠”。朔方郡之沃野县，修渠“东径沃野城南，枝渠东注以溉田”。北部的朔方等郡，人们还通引发源于阴山的泉水溪流灌溉。①在银川平原，后世有名可查的光禄渠、七级渠、汉渠、尚书渠、御史渠、高渠等古渠，均被认为是汉代开凿。东汉顺帝承建四年(127年)，恢复朔方、西河、上郡三郡，遣返徙民，“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激河”即在灌渠取水口处的黄河中以石修筑迎水长堤，抬高渠口水位，引水入渠，实现自流灌溉。②据有关研究，汉代仅银川平原一地，灌溉面积已达今亩约50万亩，③故整个河套的灌溉效益定然相当可观。
二、河套开发成就与开发主体的变化(一)开发成就
在两汉400年中，河套开发分别在西汉后期和东汉中期出现两次高潮，大致是“马鞍型”发展，每次持续时间约60年左右。
第一次高潮：河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始于汉武帝时期，至宣帝时，汉匈和好，边境清静，河套地区出现了一个长达60多年的和平时期，“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④，河套地区的经济开发随之达到高潮。
上百万移民迁入后，河套地区农牧经济的优势得到发挥。先是，移民们初到河套缺少种畜，又担心匈奴抢掠，发展畜牧业确有困难。武帝在元鼎五年(前112年)视察河套时发现这一问题，杀了不修亭徼的北地太守等一批官员，诏“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⑤《史记集解》引瓒曰：“先是，新秦中千里无民，畏寇不敢畜牧。令设亭徼，故民得畜牧也。”李奇注曰：“边有官马，今令民能畜官母马者，满三岁归之也。……谓与民母马；令得为马种；令十母马还官一驹，此为息什一也。”通常一匹母马3年中可繁殖2匹马驹，假如一个农户借得5匹母马，则3年可得10匹小马，上交国家1匹，自己可得9匹，收益还是非常丰厚的。文献记载中发展农牧业的典型人物早期有桥姚，《史记·货殖列传》称：“塞之斥也，唯桥姚至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在汉武帝开拓边塞之初，桥姚抓住机遇，农牧并重，放手发展，成为河套开发中的第一批致富者。西汉末年马援亡命北地，“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⑥西汉l钟为6．4石(斛)，北方土地一般亩产2石，从粮食数字推测，他们所拥有的田地皆当以万亩计。而在内地以经营“田畜”出名的卜式，十几年间不过是“羊致千余头”，与桥姚、马援乃至于“官假马母”者都不可同日而语，这些事例从不同侧面折射出西汉中后期河套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已高于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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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85页。
② 陈育宁、景永时：《论秦汉时期黄河河套流域的经济开发》，《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
③ 杨新才：《关于古代宁夏引黄灌区灌溉面积的推算》，《中国农史》1999年第3期。
④ 《汉书·匈奴传》。
⑤ 《史记·平准书》⑥ 《后汉书·马援传》。
西汉国家也在河套发展畜牧业，设立国营牧场一“苑”，《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在北地郡的灵州设有河奇苑、号非苑，归德有堵苑、白马苑，郁郅有牧师苑，西河郡的鸿门设有天封苑等国营牧场，养有大批牲畜，因此汉武帝“官假马母”的命令是能够得到落实的。
上个世纪的考古调查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可贵的实证资料。侯仁之、俞伟超先生经过实地勘查，断定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布隆淖、保尔浩特、麻弥图三处古城遗址，就是西汉朔方郡的临戎、窳浑、三封城。在布隆淖废墟上还发现了一处冶铁遗址，地上散有大量的铁块、铁屑，当地人称“铁城”，可为当地的开发提供充足的铁工具。在这一区域内还发现了若干村落遗址以及汉代的水井，这显然是在汉匈和好之后社会安定的环境中出现的。在这三座古城周围，“都散布着数以万计的汉墓”，墓中出土了灶台、仓房、囤、带辘轳和汲水瓶的水井等陪葬陶器，这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情况极其相似，在一些陶仓中还发现了糜子、小麦、荞麦等作物的颗粒。出土的钱币以宣、平时期为主，标明了遗址的时代。①这些发现标志着西汉后期河套地区的开发，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已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高潮时期，这与《汉书·匈奴传》描绘的“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情况是一致的。
河套地区的一些县名，也反映了这一地区农牧开发的情况，如西河郡的美稷、广田、谷罗、饶、富昌和五原郡的田辟、宜梁，表明这些县良田广辟，庄稼茂盛，粮食丰收，充足富饶；朔方郡的沃野、广牧，五原郡的临沃，西河郡的驺虞，则反映当地膏壤沃野，适宜田牧。河套地区在当时就被人们称做“新秦中”，秦中即关中，“新秦中”即第二个关中，这反映了河套地区在经济开发方面取得的成绩，已能和号称“陆海”的八百里秦川相比美。西汉后期，河套地区的粮食不仅能满足本区军民食用，还可以外调。如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西汉护送来朝的呼韩邪单于出朔方鸡鹿塞，“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元帝初，呼韩邪单于上书言其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②这间接地反映了河套郡县粮食的裕余。
王莽时期，与匈奴关系交恶，河套重新为匈奴夺得，边民或“死亡系获”，或“流入内郡，为人奴婢”，③河套的开发转入低潮。
第二次高潮：东汉初年，国力衰弱放弃河套，建武二十六年(50年)，匈奴分裂南匈奴归附，河套才得以收回。永平十六年(73年)明帝遣窦固等四路出击，北匈奴遭到致命打击，以后窦宪再次出击，北匈奴辗转西迁。随着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河套地区出现了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经济开发再次出现高潮，这个高潮一直持续到顺帝永和五年(140年)。东汉中期河套开发的情况，集中体现于20世纪后半叶发现的汉画像石和汉墓壁画。
河套是黄河中上游两岸的平原、高原地区，因农业灌溉发达，又称河套灌区。
地理位置河套，位于北纬37度线以北，一般指贺兰山以东、吕梁山以西、阴山以南、长城以北之地。包括银川平原（宁夏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今分属宁夏、内蒙古、陕西。黄河在这里先沿着贺兰山向北，再由于阴山阻挡向东，后沿着吕梁山向南，形成“几”字形，故称“河套”。
河套平原一般分为青铜峡至宁夏石嘴山之间的银川平原，又称“西套”，和内蒙古部分的“东套”。有时“河套平原”被用于仅指东套，和银川平原并列。东套又分为巴彦高勒与西山咀之间的巴彦淖尔平原，又称“后套”，和包头、呼和浩特和喇嘛湾之间的土默川平原（即敕勒川、呼和浩特平原）的“前套”。有时河套平原称河套—土默川平原。
河套历史周朝之前，属于狄人的匈奴人（归属存在争议）生活在河套。春秋时期，赵国的赵武灵王把版图延伸到阴山山脉，设立了云中郡，位于土默川平原东部。秦朝统一中原后，派蒙恬率十万大军将匈奴逐出河套，迁徙３万户到那里戍边，设云中、九原两郡。秦末移民都返回中原，
西汉时，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出云中击败匈奴的楼烦、白羊二王，占领“河间”，即河套。大臣主父偃上疏建议在河套筑城以屯田、养马，作为防御和进攻匈奴的基地。汉武帝接受这一建议，当年即置朔方郡（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和五原郡（今包头西）。前125年置西河郡（今陕西府谷西北）。河套地区还包括之前的云中郡和定襄郡，以及北地、上郡的北部。当时的人们引黄河灌溉，当地农业迅速发展，经济繁荣。
东汉时，归附汉朝的匈奴人被安置在河套。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河套地区是北方多个政权争夺的重地。唐朝时这里被重新农垦，唐诗中有“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的诗句。北宋时河套被西夏和辽朝所分别占有。在元、明、清时，河套以畜牧为主。清朝后期陕西、山西的一部分人迁到塞外，河套地区开始成为西北最重要的农业区。抗战时期，国军将领傅作义屯守于此，兴修水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里的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河套经济俗语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天下黄河富河套，富了前套富后套”。河套地区土壤肥沃，灌溉系统发达，适于种植小麦、水稻、谷、大豆、高粱、玉米、甜菜等作物，一向是西北最主要的农业区。今天，河套地区被称为“塞外米粮川”。河套地区的畜牧业和水产业也很发达。
河套还蕴藏着煤、铁、铜、金、石墨、石棉、盐、碱、稀土等多种矿产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