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争
主要是指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突出现象。
积极展开文艺思想斗争正是左翼革命文学活动的重要内容，除了语言上的文白论争外，论争基本上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与所谓自由主义者的人文主义文学派别之间展开。
本时期的重要论争有：①1928年革命文学派对鲁迅、茅盾的批判。②“文学基于普遍人性”的论争。③“文艺自由”的论争。④“大众语文论争”。
1928年革命文学派对鲁迅、茅盾的批判鲁迅、茅盾同创造社、太阳社的争论。鲁迅肯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倡，同时批评创造社作家的文艺思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鲁迅指出他们夸大文艺作用是"爬进唯心的城堡"；反对他们轻视生活和文学技巧；强调文艺特征不可忽视；认为作家世界观的转换不可能突变。茅盾在肯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时，主张描写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闷，也批评了创造社的革命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中的严重缺点。
由于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基本上是一批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以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认识还相当幼稚和肤浅，再加上国际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左倾思潮的影响，于是引发了一场错误地将矛头指向鲁迅的革命文学论争。
最先向鲁迅发动攻击的是冯乃超。他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批评了叶圣陶、郁达夫、鲁迅、郭沫若、张资平五个有影响的作家，称鲁迅“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搂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李初梨则攻击鲁迅搞“趣味文学”，并责问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写的是“第几阶级的文学”，对此，鲁迅写了《“醉眼”中的朦胧》一文进行反驳，这标志着论争的开始。论争开展之后，《太阳》、《我们》以及其他刊物都纷纷加入创造社这一边，集中攻击鲁迅是“时代落伍者”，甚至是“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式的“二重反革命”。对这些无端攻击，鲁迅都义正词严地给予了反击，并从1928年起，大量购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书籍并结合论争认真攻读，表现出实事求是、严于自我解剖并不断追求真理与进步的崇高精神。对文艺的一些基本问题，鲁迅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答辩和论证，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批评者的错误。譬如，针对创造社太阳社只注重革命文学的宣传作用，鲁迅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但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针对倡导者们夸大革命文学的社会功能的说法，鲁迅则说，他是不相信文艺有旋转乾坤的力量的。他认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之说是唯心之谈。还有关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转变问题，鲁迅也认为倡导者们看的过于简单化，阶级根性的转变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茅盾因为写了《蚀》三部曲，描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前后的幻灭、动摇、追求的过程，而遭到来自创造社、太阳社的批判，从而引发了无产阶级文学能不能描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茅盾写了《从牯岭到东京》一方面肯定文学描写劳苦大众是对的，一方面也指出不应将小资产阶级抛弃，他们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及斗争，他们的痛苦也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方向的。
“文学基于普遍人性”的论争发生在左翼作家与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之间。
从1928年到“左联”成立前后，正当左翼文学运动蓬勃兴起时，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陆续发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十多篇文章，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兜售资产阶级人性论，攻击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批评界对此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鲁迅以一系列犀利的杂文，剖析了梁实秋理论的资产阶级性质。他指出世界上并没有完全相同、永久不变的人性。他形象地指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 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鲁迅认为，人性是人类社会文化、文学艺术活动的普遍存在，但是，在阶级冲突激烈时代，人的阶级性又异常明显地表现出来。
梁实秋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章中，主张"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提出"文学 是没有阶级性的"；主张"天才"创造文学，认为文学与"大多数"不发生关系。目的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但他批评革命文学倡导者"把文学当做阶 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指出"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于阶级的"，又带有一定的合理性。鲁迅、冯乃超等予以反批评。鲁迅指出，梁实秋提出文学就是表现喜、怒、哀、乐、爱等"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是"矛盾而空虚的"。文学只有通过人，才能表现"人性"；然而"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同时，鲁迅也批评了把文学的阶级性绝对化的倾向，指出文学与阶级性的关系，是"都带"，而非"只有"。
这些辩驳，既击中了梁实秋论点的错误，也显示出鲁迅对马克思主义人性与阶级性的深刻理解。
“文艺自由”的论争论争发生在胡秋原、苏汶和左翼作家之间，争论的焦点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从1931年10月到1932年10月，以自由人自诩的胡秋原，连续发表《阿狗文艺论》、《勿侵略文艺》等一系列文章，鼓吹文艺“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叫嚷政治“勿侵略文艺”。反对“某一种文学把 持文坛”等等。正当“左联”批评界开始同胡秋原论战时，又有自称为“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连续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等多篇文章，指责“左联”霸占文坛，“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观，实质上体现出某些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超阶级文艺立场，它与“左 联”所张扬的阶级论观点是相悖的。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瞿秋白、鲁迅、冯雪峰、周扬等纷纷撰文，全面展开了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瞿秋白尖锐地指出，“当无产阶级公开地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鲁迅认 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自由人”、“第三种人”究其实质，是处于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缝隙地带的“自由”文人作家，鲁迅指出对他们要区别对待，“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
苏汶等反对政治"干涉"文学，态度偏激，文艺思想理论多有错误；但强调文学真实性的独立地位，是正确和必要的。左翼作家于反批评中，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所阐发，但提出"文艺永远是政治的留声机"，理论上片面、错误。歌特（张闻天）维护 了文学真实性标准的独立价值，对真实性与党性、政治倾向性作了较为辩证的分析。
通过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斗争，“左联”的批评界对文学的阶级性有了更深入的阐发，对团结“同路人”和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作家有了初步认识，这些都成为左翼批评界的重要成果和宝贵的历史经验。
“大众语文论争”这场论争是因为1934年5月汪懋祖、许梦因等发动“文言复兴运动”引起的。6月，进步作家陈望道、胡愈之、夏丐尊、傅东华、黎烈文、陈子展、赵元任、沈雁冰等集会，决定掀起反对文言、保卫白话的运动，展开大众语文的讨论。
论争的焦点集中于文学语言问题。它上承"左联"内部两次"文艺大众化"讨论，参加人员涉及整个文化界，发表文章数百篇。论争总结了"五四""文白之争"以后 文学语言发展的经验教训，批评了"欧化"与"半文半白"的倾向，纠正了一些"左联"作家否定白话、提出语言有阶级性等"左"的错误，探讨了现代文学语言的 特点及其发展的方向。这是继"文白之争"后的又一次重大的文学语言论争，对此后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