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质人类学
体质人类学
physical anthropology
1.体育科学的学科之一。也称“自然人类学”或“人体学”。是研究人类群体体质特征及其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通过人类群体体质特征、结构的剖析，探讨人类自身的起源、分布、演化与发展，人种的形成及其类型特点，以及现代人种、种族、民族的分类等问题。为体育运动的发展提供可靠的材料，而体育运动发展又有助于改善人类群体体质特征。
2.人类学分支学科，涉及人类进化、人种分类和人类体质变异等领域的比较研究，主要技术包括测量及观察等手段。 从生物学角度研究人类，探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在体质和行为上的异同，人类自身的起源和进化、演变过程，人类种群的体质特征差异，人类种族的分类及种族的地理分布状况，人种差异的形成原因及人种差异的意义等问题。
根据所探讨的问题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不同，传统上体质人类学再被细分成灵长目学、古人类学、种族人类学、人种测量学等分支学科。灵长目学主要通过比较人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在身体构造和行为上的异同来探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古人类学通过考古发掘出来的古代人类骨骼、古人类及与之近似的动物化石来研究人类的起源和进化、演变过程。种族人类学主要研究种族分类、种族的起源和演变、种族体征差异的意义。不同种族的人体测量学主要对人类各种群的体质进行测量，对各种族的肤色、发型、头型和体质进行分类和比较研究。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体质人类学不断同有关学科相结合，又产生了诸如优生学、营养人类学、医药人类学、分子人类学等边缘分支学科。
体质人类学源于16世纪 。1501年，德国学者M.亨德发表了以人类学一词为书名的著作，论述了人体解剖学和人体生理学。1871年 ，英国学者始将人类学中研究人类体质的领域称为体质人类学。早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仅限于认识人自身的身体构造、人体测量和人种划分。伴随考古学的发展和生物进化论的确立，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人类自身的起源和进化、演变等问题成了关注的焦点。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对于人种体质特征的研究，一般仅限于对人的发色、发型、眼色、肤色、面部平度、鼻部形态、唇部厚度、头型、身高等外显的体征形态进行测量、分类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对人种体征的研究已深入到基因遗传频率和生物化学等领域，并开始倾向于根据基因分布情况，把家庭、家族或其他一些地域性种群，而不是把种族当作为具有研究意义的单位。
体质人类学阐述人类生物学上的发生及其进化方面的课题；确定人类同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的差别；还要给各人种之间体质上的差异进行分类。现代体质人类学开始形成於19世纪前半期，自从达尔文《物种源始》於1859年发表後，进化论对体质人类学的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达尔文的另一著作《人类的由来及性别选择》(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1871)也是一本重要论著，第一次提出了有关人类起源的有科学根据的假说。到1859∼1900年之际，人类学者承认，人种发展进化的历史可溯至几十万年以前，而不是像过去所想的只有几千年。20世纪早期，科学家揭示出遗传学上的各种原理和ABO血型，这有助於体质人类学者们对不同人种之间的变异和差别进行研究，同时由于相对的和绝对的年代测定方法的发展，也使得人类学者们能够确定人类化石和其他人造器物的年龄。
体质人类学的主要研究重点是人种进化的过程。这方面包括发现过去人类化石遗存并加以描述以及分析这些骨化石明显特点的重要意义，因为遗传物质是进化史高度可靠的「指示器」，所以，对於不同人种之间和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遗传密码、染色体、粒线体去氧核糖核酸进行比较分析，已证明在广泛的人类学研究领域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新方法。体质人类学对於至少可以上溯200万年这一段时期内的人类体质方面的进化情况，提出了很多解释。
体质人类学对人们客观地认识自身，扫除迷信，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改善人们的卫生健康状况，促进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体质人类学百年历程中国的体质人类学的萌芽可以上溯到2500 年前战国时代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该书记载了不同地域人类的体质特征，骨骼和内脏器官度量等方面的资料。汉代以后，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中国文献中对不同体质特征的人群记载也日益增多，反映了对人类体质特征的初步观察。北宋时期的王惟一（公元1026年）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其所铸造的经络铜人是世界上最早最精巧的人体模型。刘昉（公元1150年）等的《幼幼新书》最早记录了先天性畸形的资料。南宋末年，宋慈（约1247年）的《洗冤集录》包含有体质人类学的萌芽。明代的王圻、王思义编写的《三才图会》记载有对人类五官形态的分类。这些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但却是对人类体质研究的早期萌芽。
现代体质人类学是在19、20世纪之交开始从国外传入我国的。体质人类学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历史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既19、20世纪之交至20世纪20 年代末的传入和接受时期，20世纪30年代至1949年的本土化时期，1949年至1976年的曲折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纵深发展时期。
1、 体质人类学的传入（19、20世纪之交至20世纪20年代末）
赫胥黎（T. Hexley,1825-1895）的《天演论》和达尔文（C. Darwin,1809-1882）的《物种起源》的中译本在1898年和1903年先后在中国出版。这两本著作对于进化论和体质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1918年，陈映璜的《人类学》一书出版。该书包括人种的特征分类、分布，人类的起源、进化及生物文化史等内容。1924年出版了顾寿白的《人类学大意》。该书包括人类概说、人类性质、人类由来、人种分类法与差别、古代居民的研究等内容。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开设人类学讲座。他在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设立人类学组，添设人类学科目。由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播下了人类学的种子，使得许多人到国外攻读人类学，成为我国最早期的人类学家。
1920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了中国人类学与解剖学会，同年7月出版了博医会报。在此期间，出版了许多人类学专著，如黄新民的《世界人种问题》（1927年），裴文中的《周口店成年猿人头盖骨发现之经过》（1929年）等。
在20世纪20年代末之前，中国的古人类学和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研究主要是由外国学者做的，同时也开始有中外合作研究。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on）在北京西南周口店村西的龙骨山一处50万年前的洞穴堆积物中发现几片石英片后，留下助手师丹斯基（Otto Zdensky）继续发掘，当年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牙齿化石。1926年夏，师丹斯基在瑞典的实验室中从由周口店运去的含化石的堆积物中又找到一枚古人类牙齿化石。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的加拿大人步达生（D. Black）将这些古人类化石命名为北京中国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一般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1927年起，步达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在周口店进行发掘。1929年12月由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中国猿人头盖骨。
在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研究方面，最早的工作是布鲁门巴赫（F. Blumenback, 1752-1840）对一具中国人头骨的描述。据刘咸研究，在1902年以前，只有大约174具中国人头骨被人类学家研究过，这些工作都是外国学者做的。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的人类学家A. Hrdlicka在北京的短期访问期间测量了700个中国学生。1920年，在博医会报中报道了300名中国人的颅骨测量数据和388例中国人的身高、体重、胸围等指标。1924年，G. M. Morant在研究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大量东方人头骨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构成蒙古人种或黄种人的大部分，虽然汉族、藏族、羌族以及中国的朝鲜族在头骨的构造上有所不同，但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完全的种族组。1929年，在协和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工作的P. H. Stevenson在生物问题统计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从长骨推测身高公式的人种差异。
在台湾，17世纪初随荷兰的殖民占领，荷兰军医曾对台湾原住民进行过身高测量。1895年日本统治台湾之后，有多位日本人类学家在台湾进行过体质人类学研究。鸟居龙藏在1896年至1899年在台湾做过四次体质人类学调查。他认为，台湾原住民是由菲律宾群岛、波里尼西亚群岛和马来半岛迁移而来。在此之后，日本学者津崎孝道、安达岛次等人陆续发表了有关台湾原住民头骨、椎骨、牙齿等的人类学研究报告。这些研究都对中国的体质人类学发展产生了影响。
2、 体质人类学的本土化（20世纪30年代至1949年）
在这段时期，中国第一代体质人类学家和古人类学学家已经成长起来，吴定良、李济、刘咸等体质人类学家开展了中国早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等古人类学家在周口店北京人猿的发掘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吴定良在英国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后于1935 年回国，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兼研究员。他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终年奔走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体质调查，并积极筹建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他发表了10多篇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如1942年在英国皇家学会人类学杂志发表了中国南方坝苗的体质特征。另外，吴定良还创刊和主编了中国人类学杂志，对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发展起了奠基性的作用。1940年吴定良在中国人类学杂志第二册报道了华北平原中国人之体质测量，测量了各种指数190项。 1947年9月浙江大学成立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吴定良任系主任兼所长。在1946年至1948年期间，他还兼任暨南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体质人类学科研人员和师资。1948年，吴定良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济在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攻读人类学专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主要进行考古学研究，同时也进行过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1937年，刘咸根据体质特征将中国人分为三种类型，即华北人（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华中人（分布在长江流域）和华南人（分布在珠江流域，福建，海南和台湾）。刘咸还进行过海南岛黎族的体质研究。此外，吴金鼎进行过山东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
在古人类学研究方面，到1937年周口店由于日本侵略战争被迫停止为止，共发现了大约40个猿人个体的化石以及一大批石器、用火证据和一百多种脊椎动物化石，其中哺乳动物接近100种。魏敦瑞（F. Weidenreich）对已发现的所有北京猿人化石做了相当详细的研究。此外，1933年在周口店的山顶洞还发现了包括3具完整头骨在内的代表8-10 个个体的古人类骨骼化石。根据伴生动物化石推断，北京猿人（现称为北京直立人）和山顶洞的晚期智人的年代分别为大约50万年前和1万年前至3万年前。这些古人类化石除了在瑞典的乌普萨（Uppsala）保存的战前运去的3颗猿人牙齿外，都在1941年日美开战初期失踪。
在台湾，1936年设立了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的解剖学教室设有两个与体质人类学有关的讲座，分别由日本学者森於菟和金关丈夫任教。前者主要进行台湾各种族之皮肤色调及蒙古斑（儿斑）等研究，后者则从事活体测量、骨骼测量、血型、手足纹理、软部人类学和各种族学童身体发育等研究。
在此期间，中国的多所大学设立了人类学系，包括上海暨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培养了一批人类学方面的人才。同时出版了一批体质人类学的译著和专著，如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的《化石人类学》，古屋芳雄的《民族生物学》，长谷部言的《自然人类学概论》，西村真次的《人类学泛论》等。专著有吴敬恒、蔡元培、王云五主编的《世界人种志》，叶为耽的《震旦人与周口店文化》，朱洗的《我们的祖先》等。
3、 体质人类学的曲折发展（1949年至1976年）
在这一阶段，古人类学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古人类学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受到一定的影响。对现代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非常少。
在古人类研究方面，发现了大量化石，包括有古猿和早期人科化石、直立人化石、早期智人化石和晚期智人化石。
古猿和早期人科化石有森林古猿、拉玛古猿和巨猿等。1956年2月地质工作者在云南开远发现五枚森林古猿牙齿。1957年在云南开远又发现五枚拉玛古猿牙齿，年代为中新世晚期。1976年在云南禄丰发现了拉玛古猿的一些上、下颌骨和40多枚单独的牙齿，年代为第三纪上新世早期。1956年在广西大新县一个山洞中发现了3枚巨猿牙齿。同年，在广西柳城的山洞中又发现了一个巨猿下颌骨，年代为更新世早期。另外，在广西和广东还发现了47枚巨猿的牙齿，但确切地点不明。1965年在广西武鸣一个山洞中发现了12枚巨猿牙齿。1968年和1970年在湖北建始发现了新的巨猿化石地点和250多枚巨猿牙齿，年代可能为早更新世晚期。1973年在广西巴马县又发现一个巨猿牙齿，大新、武鸣和巴马发现的巨猿化石的地质年代可能都是更新世中期。另外，在湖北建始发现的早更新世晚期的几枚牙齿，被认为是类似南方古猿的类型。
直立人阶段的古人类化石包括在云南元谋发现的元谋猿人，在陕西发现的蓝田猿人，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新材料，以及在湖北郧县和郧西县发现的猿人牙齿。 1965年5月在云南发现的元谋猿人材料包括左右上内侧门齿各一枚，地质年代可能为早更新世晚期，绝对年代为距今170万年前。蓝田猿人的材料包括 1963年在陕西蓝田陈家窝发现的下颌骨化石和1964年在蓝田公王岭发现的头盖骨和部分面骨化石。这些材料的年代可能为中更新世早期。1949年和 1950年在周口店发现了5枚猿人牙齿和2段肢骨。1958年，发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女性的下颌骨。1966年发现一个头盖骨的额骨和枕骨部分，与 1934年发现的2块头骨碎片可合拼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头盖骨。另外，在周口店还发现了单独的一枚猿人牙齿，大量旧石器，用火的证据和多种哺乳动物化石。
早期智人包括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和许家窑人等。马坝人是1958年在广东曲江马坝狮子岩发现的一个头盖骨。长阳人是1956-1957年在湖北长阳发现的，是一块左侧上颌骨断片连同2枚牙齿。丁村人遗址是1954年在山西襄汾丁村附近发现的，材料包括三枚人牙化石，大量旧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三枚人牙是上内侧门齿，上外侧门齿和下第二臼齿，全是右侧的，同属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1976年在丁村又发现了一块大约两岁幼儿的右顶骨的后上部。许家窑遗址在1976、1977年被大规模发掘，古人类化石包括较完整的顶骨三块，枕骨两块，左上颌骨一块（附连部分牙齿）和一些顶骨碎片和牙齿，分别属于十多个个体。
晚期智人包括柳江人、资阳人、河套人等。柳江人化石是1958年在广西柳江县的一个岩洞发现的，材料包括一个完整的头骨（缺下颌），两段股骨和一右髋骨、骶骨、椎骨，属于一个中年男人，股骨可能属于另一个女人。资阳人是1951年在四川资阳的一处桥墩工程中发现的一个老年妇人的头骨。河套人是1956年在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古人类左股骨下半段和一块右顶骨碎片。另外，1972年在台湾的台南县左镇发现了一些晚期智人的头骨碎片和牙齿，被称为左镇人。
这段时期现代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寥寥无几。在中国大陆，只有董悌忱的广西僮族体质的人类学研究。在台湾，1950年后开始有中国学者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台湾大学医学院的蔡锡圭等在1960年进行过布农族人骨的测量研究。出版的与体质人类学有关的专著有方宗熙的《古猿怎样变成人》，贾兰坡的《北京人的故居》、《河套人》、《中国猿人》、《骨骼人类学纲要》、《中国猿人及其文化》，郭沫若、杨钟健等的《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刘咸的《猴与猿》、武况甫编译的《猿类的生活史》等。
4、 体质人类学的纵深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体质人类学逐渐向纵深方向发展，在古人类学、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研究以及相关的应用学科取得了很大进步。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各省文管会、博物馆等相配合，成为中国古人类研究的主要力量。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又有一批古人类化石出土。直立人阶段的化石有1980年在安徽和县发现的和县猿人，1993年在南京汤山发现的南京人，1994年在辽宁营口发现的金牛山人等。早期智人阶段的化石有 1978年在陕西大荔发现的大荔人，1982年在安徽巢县发现的巢县人等。这个阶段的古人类学研究较注意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应用。在理论分析时广泛运用古生态学、埋藏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人类的进化过程。氨基酸年龄测定法、热释光断代法、石制品微磨痕分析法等新技术也在古人类研究中得到应用。
在这段时期，多所大学新设或重建了人类学系，成为体质人类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基地。1980年香港中文大学设立人类学系，主要研究文化人类学，但也介绍体质人类学的一些内容。1981年中山大学复办人类学系，1984年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系，1999年云南大学成立人类学系。这些大学都开设有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课程并进行相关研究。另外，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北京自然博物馆等单位也进行体质人类学的教学或研究。1982年台湾大学的考古人类学系改名为人类学系。1999年台湾慈济大学成立了人类学研究所，从事体质人类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另外，各医学院校人体解剖学和公共卫生学方面的学者也成为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段时期，现代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特点是研究范围扩大，注重应用性研究，研究技术向微观和分子水平发展。1979年和1986年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举办了两期全国人体测量训练班，1984年和1985年先后出版了吴汝康等的《人体测量方法》和邵象清的《人体测量手册》。这些为中国各民族的人体测量和观察研究奠定了基础，因此，全国各少数民族的人体测量和观察研究大规模开展起来，到目前为止，已对全国43个少数民族的体质特征进行过测量和观察研究。人体测量学技术还被广泛应用于各民族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研究和体育运动的研究等。 Heath-Carter体型法也在少数民族、运动员的体质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近年来，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还涉及灵长类的解剖和生态，人类生理特征的遗传与变异，各少数民族正常肤纹，各种遗传病患者的肤纹，各民族包括红细胞血型抗原、补体成分、各种酶、耵聍类型、苯硫脲尝味、色盲、结合珠蛋白等遗传性状在内的遗传多态性研究，墓葬出土人骨的研究等。近年来，DNA多态性，主要是线粒体 DNA和Y染色体DNA被用于人类群体的亲缘关系、进化和迁徙等研究。此外，人类工效学（human engineering,ergonomics）、法医人类学（forensic anthropology）、古病理学和医学人类学等与体质人类学关系密切的应用学科已经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中国的体质人类学在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后已经比较成熟，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在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体质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体质人类学的教育和研究一定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