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
革命家宋教仁宋教仁（１８８２-1913年03月20日），字遁初，号渔父，汉族，湖南桃源人，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缔造者，１９０４年与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策动起义未遂后，流亡日本。１９０５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任《民报》撰述。
１９１０年至１９１１年在上海任《民主报》主笔，７月与谭人凤等组织中部同盟会，策动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后，参与筹建临时政府。１９１２年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参与南北议和，５月在北京出任农林总长。８月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主张“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反对袁世凯专权。１９１３年２月４日，参、众两院复选结果，国民党获３９２席，占绝对多数。宋教仁希望以多数党的地位，成立责任内阁，约束袁世凯专权。在正式国会开会之前，他亲到长江流域各省宣传演说，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治大造舆论。
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国会召开前夕，袁世凯使赵秉钧派人跟踪到上海火车站，伺机暗杀了宋教仁，两天后身亡，时年仅３２岁。“宋教仁案”揭露后，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主张立即“武力讨袁”，进行二次革命。
著作《我之历史》，六册，1920年湖南石印本《二十世纪之支那》，一册，1905年5月东京铅印本《醒狮》，四册，1905年9月东京创刊 《民报》，二十六册，1905年11月东京创刊 《间岛问题》，六册，1908年上海初刊本，1914-1916年地学杂志重印本《民立报》，六册，1910年10月11日创刊，上海印行《比较财政学》，日本小林丑三郎原著，宋教仁译，1911年上海印行，上述各书合为《宋教仁集》。
生平纪年1899年入读桃源漳江书院，1901年中秀才1902年赴武昌投考美国圣公会文华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被录为第一1903年8月结识黄兴，成为挚友11月4日偕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共同成立华兴会1904年2月25日华兴会在长沙西园正式成立，选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为副会长7月在武昌发起创建“科学补习所”11月计划在长沙进行起义反抗清朝政府，但事泄未遂，潜赴日本12月13日抵达日本1905年6月创办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入读日本法政大学 8月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并当任其司法部检事长；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1906年曾一度回中国，企图在东三省建立反清政治力量，但不久就再次去日本1907年黄兴赴安南谋举事，荐宋教仁代理同盟会庶务，主持同盟会日常工作，参与一切机密1910年返回中国。1911年宋教仁到上海组织反清运动，赴香港参加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武昌起义爆发后，赴武昌组织外交工作。1912年南京中华民国成立，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4月27日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 7月因不满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辞去农林总长之职。7月21日当选为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主持同盟会工作。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当选为理事，并受孙中山委为代理理事长。
1913年领导国民党获国会压倒性多数席次。3月20日，宋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现上海铁路博物馆）遇刺，两天后身亡。袁世凯被认为是背后指使刺杀的主谋。
生平概述出生在一个破落封建地主家庭。童年时入私塾。曾接触过《杨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反满作品和其祖父所著《腹笥草集》，自幼就受到传统民族意识的熏陶。1899年入漳江书院读书。书院长黄彝寿的爱国思想影响促进了他反满革命思想的滋长，经常与同学们纵谈中外政治军事，发出了“中国苦满政久矣”的呼声。1903年春，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此间国内外学界抗议沙俄阴谋吞并东三省的拒俄运动正在兴起。关心时事、国事，经常与同学田桐等议论时政，并与当时回国进行革命活动的留日学生陈天华、黄兴等联系密切。宋、黄二人在共同事业中结下了莫逆之交。不久，回湘积极参与筹建华兴会。1904年春，与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在长沙创立革命团体华兴会，并任副会长。是年夏，又参加了在武昌成立的革命小团体科学补习所，担任文书职。全力以赴地工作，成为“所中办事极忙者”之一。同年11月，“华兴会”因欲借西太后70岁生日之机在长沙发动起义，常德、衡州等五路同时响应。他负责常德一路，但不幸消息走漏，起义尚未发动即遭失败。只好潜离长沙，于12月亡命到日本。先后在东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并和田桐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第一期上提出用黄帝纪元代替帝王纪元，以示与清廷决裂，同时杂志上登载反满文章，宣传排满的革命主张。后因第二期登载了《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被日本政府以“妨害公安”罪名加以干涉，杂志全部被没收。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加入了同盟会并任司法部检事长、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以及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庶务干事兼撰述员。是年底，组织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领导反对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斗争。同时，开始着手发动武装起义，欲用武力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1907年，被派回到东北联络“义军”，准备筹建同盟会辽东支部，以便“南北交攻，共图大举”。后因招兵失败，再度亡命日本。到日本后，仍参加同盟会本部的工作，从事政治、经济与法律等学科的研究。针对日本企图侵占延吉地区，著有《间岛问题》一书，以大量证据证明了延吉是中国领土，揭露了日本的阴谋。事后清廷赏他为四品京堂，他表示“我是革命党人，岂能当满清政府的官？”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随着革命党人在东南沿海一带起义屡次受挫之后，和谭人凤、赵声等主张要将起义的重心转到长江流域，在中部地区发动革命起义。为此提出了革命的三策：中央革命，一举占领北京为上策；中策为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建政府，然后北伐；边地起义为下策。他认为中策较为可行。随后便为中策的施行而奔走活动。1910年冬天，回到上海，任于右任所创办的进步报刊《民立报》主编，撰文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抨击清朝的反动统治。1911年，广州黄花冈起义再次失败后，使他原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的信念更加坚定。一方面积极活动，一方面在上海湖州公学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预定1913年在长江各省举行大起义，注意点尤在武汉。中部总会设五总务干事，由他与谭人凤、陈其美等分别担任。之后，他又秘密往来于沪汉之间联络党人，进行起义准备工作。武昌起义爆发后，与黄兴由沪抵汉，协助湖北都督府办理外交事宜，与居正等拟定了《鄂州临时约法》。随后又到南京，参与临时政府的筹组工作。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任命为法制局总裁，协助孙中山制定了一系列法令。南北议和成功后，在唐绍仪组阁中任农林总长，后因不满袁世凯独裁专横的统治，随同唐绍仪辞职一同退出了内阁。退出内阁后，继续为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而不懈地斗争。醉心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以为只要有一个健全的内阁就可以限制袁世凯个人权力，因此主张用政党来组成责任内阁。为了在国会中争取选票，达到建立政党内阁的目的，在1912年8月下旬，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其他几个小党派改组成立国民党。国民党成立后，他就投入到自己主张的实践之中，到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到处游说宣讲，批评时弊，传播其政治主张。他不顾疲倦地到处演讲，确实得到了当时一部分人的支持。在1912年底至1913年初的国会议员选举中，新组建的国民党获得了胜利，在众议院的596个议席中，国民党独得269个；在参议院的274个议席中，国民党独得123个。然而，他的政党政治的主张，已经触犯了当时貌似革命的独裁者袁世凯。袁对他软硬兼拖，用金钱拉拢他，派人送去一套价值3000元的西服和一张50万元支票，并表示如不够还可增加。但宋教仁坚决拒收，在给袁世凯的回信中写道：“惠赐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壁。”表明了他鲜明而坚定的政治信念。袁见拉拢无效，便派人对他进行暗中迫害，收买流氓特务一直去跟踪着他。他却热心于政治活动之中，对自身安全毫无警惕之念。1913年3月20日晚10时，当他从上海准备搭车北上，在车站突遭袁世凯派遣的凶手的袭击，被击中腰部负了重伤。旋即被运往附近的沪宁铁路医院进行抢救治疗，但由于枪伤太重，于22日凌晨逝世，终年不满31岁。孙中山在挽联中写道：“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他的遗著被收编在《宋教仁集》
宋教仁早年宋教仁（１８８２－１９１３），字遁初，号渔父，桃源县上坊村湘冲（今漳江镇渔父村）人。６岁入私塾，１７岁入桃源漳江书院，受县教谕黄寿彝和书院山长瞿方梅等人影响，淡薄科举功名，关心天下大事，萌生反清思想。清朝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他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昌普通中学堂。翌年入学，“九省通衢”的武汉给他展现了一片新天地，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武昌花园山聚会吸引了他，常与同学田桐、吴昆等人议论时政，畅谈革命，决心走反清革命的道路。是年８月，黄兴到武昌，两人相识并从此成为至死不渝的挚友。不久，黄兴因激烈的反清言论，被驱逐出武昌，回到长沙。随后，宋教仁也回到湖南，为成立革命团体到长沙、常德一带做联络工作。
１１月４日，宋教仁以赴黄兴３０岁寿宴为名，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等在长沙黄宅筹创华兴会。光绪三十年二月，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选黄兴为会长，宋为副会长。该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华兴会成立后，立即着手扩大组织，准备武装起义。宋教仁在华兴会的活动初步显露出卓越的组织才能。是年７月，宋教仁在武昌发起创建“科学补习所”，以此为掩护，在新军和学校中开展革命活动。是年，华兴会策划在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在长沙、岳州、衡阳、宝庆、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宋教仁负责常德一路的组织发动工作。９月，宋教仁回常德，在城内五省客栈设“湘西联络总站”。１０月初，在常德笔架城举行的会党集会上被推为龙头，大家议定：起义时，会众扮作朝五雷山的香客，到笔架城边的文庙集合，听候指挥。１１月５日，为筹备经费，宋教仁到长沙，发现起义事泄，湖南巡抚陆元鼎下令搜捕。是年底，宋教仁经武汉、上海登轮潜赴日本。
同盟会元老
光绪三十年１２月１３日，宋教仁到达日本。刚安顿下来，他就重新开始革命活动。首先，他筹创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三十一年６月出版。８月，在孙中山倡导下，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并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宋以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身份兼该报撰述。是年６月，宋教仁进入日本政法大学学习，次年２月进入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本打算升人本科，因生病而辍学。
光绪三十三年春，宋教仁潜返辽宁安东，筹建同盟会辽东支部，联络东北“马侠”李逢春等人，策划在沈阳发动武装起义，事泄，潜回东京。在东北活动期间，获悉日本企图吞并“间岛”的阴谋，他暂时放下革命联络工作，在日本友人片山潜的帮助下，打人日本从事阴谋组织活动的组织长白山会，冒着生命危险，侦获该会大量假证据。回东京后，他又查阅大量典籍，很快写出《间岛问题》一书，论证间岛及延吉地区自周秦即属中国领土。日本政府侦知此事，以五千巨金索购书稿，未遂。转递清政府，如获拱璧，清政府对日谈判，凭此书的有力论据而获胜。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春，长江中下游流域革命力量骤增，宋教仁提出相应转移革命重心。年底，从日本返抵上海，于右任聘任他为《民主报》主笔，他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次年７月，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亲任总务干事。他亲自或派人来往于上海、两湖各地，积极发展中部总会分会，筹款，购买武器弹药，推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革命进程。两湖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终于导致武昌起义的爆发。
武昌起义成功，宋教仁非常高兴，他在上海大造革命舆论。通过发表文章和拍电报，积极敦促各国政府对中国革命严守中立，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对内则大力宣传革命的宗旨，说明“革命党之主义即声言在推翻恶政，出人民于水火之中”，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同时，他积极策应长江中下游举义响应。他在《民主报》上发表《湖北形势地理说》，论述武昌的重要性，反复申言：“今天下之形势，重在武昌也。”激动之余，宋教仁对军政首脑大权旁落深为忧虑。１０月２４日，黄兴由香港抵上海，宋教仁与他“久别重逢，倾谈竞夕”，劝黄兴率第九镇新军夺取南京，并攻取江浙，以免受制于黎元洪，黄兴不听。２８日，宋教仁与黄兴到达武汉。此时，都督政府的组织大体建立，宋教仁仅被胡瑛所拉协助办理外交。此时列强已表示中立，外交无大事可做。宋教仁试图策动黄兴为湖南湖北大都督，未成功，他又转而从地方政权建设人手，起草《鄂州约法》，经审定，随即由军政府颁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性质文件，体现了近代西方民主精神。但当时并未付诸实施，黎元洪都督地位和权力并无减损。黄兴主持的军事，也景况不佳。宋教仁于11月13日离开武昌，决定赴南京开辟新的局面。
为共和奔走宋教仁往来于镇江、上海，督促速攻南京。１２月２日，古城南京终于宣告光复。７日，组成新的江苏都督府，宋教仁担任政务厅长。此时，已有十余省宣布独立，站到革命阵营，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已属急务。宋教仁也急欲以此抵制黎元洪，但其正确主张不被理解，屡受挫折。在实行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问题上与孙中山也发生分歧，孙中山主张总统制，宋教仁主张内阁制。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宋教仁仅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许多人为宋教仁未担任内务总长而抱屈，他却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共和肇造，非我党负起责任，大刀阔斧，鼎故革新，不足以言政治。旧官僚模棱两可，畏首畏尾，哪里可与言革命、讲共和？”宋教仁很重视立法工作，很快就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仍然主张内阁制，并被孙中山所接受。以后出台的《临时约法》，就是以宋教仁的《鄂州约法》和该宪法草案为蓝本的。
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后，宋教仁于４月２７日就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他的兴趣在政治，立即开始实施他的政党政治理想。他让仇鳌等人创办《亚东新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巩固共和政体，注重民国主义”并以“桃源渔父”的笔名，在报上发表长篇论文。７月上旬，宋教仁因不满袁世凯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行为，辞去农林总长职务。７月２１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夏季大会，宋教仁当选为总务部主任干事，成为同盟会实际上的主持人。他加快了组织大党的步伐。８月２５日，以同盟会为核心、联合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派等党派，组成中国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选为理事长，宋教仁以仅次于孙中山和黄兴的票数当选为理事，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此时，孙、黄的兴趣和主要精力放在实务建设上，主持北京国民党本部的是宋教仁。是年底，国会议员选举拉开序幕。至次年３月，国民党获压倒多数席位。
宋教仁遇刺袁世凯深深感到了宋教仁和国民党对他的威胁，先是试图拉拢宋教仁，还在陆徵祥辞去内阁总理时，就曾请宋担任内阁总理，条件是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被坚决拒绝；继而用金钱贿赂，也未成功。民国元年１０月
１８日，宋教仁南下省亲。沿途，他广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表明与专制独裁势不两立的态度。此时，各地选举越来越有利于国民党，最终获胜似成定局，对宋教仁当选内阁总理的呼声也很高。袁世凯一伙更加紧张，不仅在报刊上恶意攻击，而且阴谋以暗杀手段除去政敌。民国2年3月上旬，宋刚抵上海，便接到袁世凯发出的“即日赴京，商决要政”的急电。３月２０日晚１０时，宋拟由沪乘火车去北京。宋与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一一握别，正要上火车，被袁世凯所派刺客开枪射中，２２日凌晨，宋与世长辞，年仅３１岁。在死前，他还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对身边的人说要提醒袁世凯“以共和为重”。他托黄兴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富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孙中山挽联称宋教仁：“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教仁与《间岛问题》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他在鼓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领导推翻帝制的武装斗争、草拟资本主义宪政纲领、以议会方式反对袁世凯专制等方面的业绩，是常为世人道及的，而他在25岁之龄，即为中国领土的完整做出过杰出贡献。
1907年春天，宋教仁到东北，联络当地反清武装力量，在此期间，也得知日本正在密谋侵吞中国东北领土。 在长白山东南，有一块约10万平方里的土地，历来属于中国。朝鲜谐称之为“垦土”，译音“间岛”。日本早就觊觎这块土地，作为向中国扩张的跳板。日本的报刊大造舆论，硬说“间岛”是“韩国的属地”。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当局向该地派出警察，设立了派出所，受日本参谋部操纵的长白山会，也在为日本侵吞“间岛”制造假证据。 宋教仁闻此义愤填膺，通过日本友人片山潜介绍，装扮成日本人，假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他在这一带进行了实地考察，搜集了第一手资料，还将长白山会制造的全部伪证拍照携归。 路经朝鲜时，宋教仁到汉城图书馆，查阅了各种有关资料。随后又返日本，在帝国大学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文献图籍。经数月努力，宋教仁在缜密考证基础上，写成了《间岛问题》一书。书中宋教仁援引了大量中国、朝鲜、日本的历史、地理文献典籍和公私记载，并运用自己丰富的国际法知识，论证“间岛”地区从周秦以来一直是中国设官管辖之地，揭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间岛问题》书成后，日本当局深恐清政府以此为据，戳穿其编造的伪证，先是离间，劝说宋教仁不要帮助害他的政府；后又以巨款购买该书版权。但宋教仁富贵不淫，拒卖书稿，以民族大义为重，向清政府提供了有关资料。 7月，中、日就“间岛”问题进行交涉。清政府因有宋教仁的书稿，使日方制造的谎言和伪证难以成立，被迫放弃侵吞阴谋。 当然不能说“间岛”地区主权的捍卫全在于宋教仁的一本书，但这本书在“间岛”谈判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正因为此，人们在论及此事时，谓之为“一本书捍卫一块国土”。
袁世凯曾致电驻日公使馆赠送宋教仁二千日元，为宋婉拒。他说：“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袁世凯约宋回之涉，他也未予接受。据说慈禧太后曾拟赏他四品京官，他也加以拒绝。他说：“吾本革命党人，乌能为清政府官，但能为祖国尽力者 ，生死以之，不愿为官也。”(《宋渔父先生史谭》)自此以后，日本官方将他看作中国派来的密探，而留日学生中有人骂他卖党交结官吏。处身内外夹攻的困境中，他不以为意，不改初衷。
重读宋教仁傅国涌文重读宋教仁傅国涌
宋教仁只活了三十二岁，但他的名字在中国史上怎么也甩不掉。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２０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宋教仁的话题是有关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聚焦，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个标志。在某种意义上，袁世凯和宋教仁也成了中国的象征，袁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仁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
１９４０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在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和痛苦之后，终于痛定思痛回到了民主的轨道，他尤其沉痛地指出“试问斯大林的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陈独秀《给西流的信》），因此“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１９７３年，顾准先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顾准文集》）。
２０世纪本民族两个最优秀的思想者，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一个是１９３５年２月入党的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们在几乎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然而早在他们之前三十年和六十年，宋教仁就已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他提出“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集》，以下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见该书）挟着辛亥革命的风雷，在中华民国初年的历史舞台上，年轻的宋教仁发出了响亮的民主宣言，从１９１１年秋天到１９１２年初，从组织国民党到大选获胜，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春天。
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
现在不少人指责宋教仁是个“议会迷”，陶醉于西方那一套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不了解中国国情等，但是宋教仁为探索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理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追求永远不能被亵渎，他对中国宪政民主的贡献永远不能被抹杀。在１９１３年春天的中国，几乎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曾为宋教仁之死感到痛苦和不安，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千差万别、形形色色，却都认为宋教仁是一个矢志于民主事业、有能力调和南北的政治家。他在民初的政坛上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也许是人们和袁世凯唯一的共识。
１９１２年秋天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头脑明细，手段灵敏”，袁世凯所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他匹敌。他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内阁，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政治上表现出倔强的进取精神，同时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谭人凤一语道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一世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在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后，“袁极力牢笼，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谭人凤集》）先是袁世凯有意让他出任总理，刘揆一、范源濂等出面力劝。孙中山、黄兴、唐绍仪等也劝他就任。但他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
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
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凤说他“英而不雄”，但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他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他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袁的心中杀宋之意这才萌生。
在随后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宋教仁沿江东下，从长沙、武汉、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言论风采，倾动一时。而袁世凯杀宋之心也就定了。
宋教仁这时已是众望所归，他如到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任何力量都没法阻止的。因此他１９１３年３月２日游杭州时所写的《登南高峰》一诗中就有“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这样的诗句，虽然是写景，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其时大选获胜，他组织政党内阁，制约袁世凯，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所以他的诗里洋溢着的是一种胜利者的喜悦。甚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左舜生《黄兴评传》）
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他还告诉宋教仁，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领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备。但宋认为是“杯弓蛇影之事”。
在上海，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那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３月２０日，他动身北上那天他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请他慎重防备，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其实陷阱早已布下，他达到了他生命的顶峰，他的生命之火却即将熄灭了。时代的潮流将３２岁的宋教仁无可抗拒地推上了政治的浪尖，他虽然只是一介在野的平民，却成为万民瞩目的人物。袁不杀他，他依据约法，以国会为后盾组织内阁已成定局。野心勃勃、不想受到任何制约的袁世凯在暗杀之外，找不到另外的办法阻止这一结果的发生。因此宋教仁只有为他的宪政理想付出年轻的生命了。
中国宪政尝试的破灭
宋教仁的死打破了民初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他的死，导致了国民党的瓦解。国民党在宋教仁被暗杀后，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在实际中能够控驭的健将，很快就在袁世凯的利诱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
袁世凯资助办了一家《民视报》，每天在报头旁的显著位置刊登国民党议员脱党的报道，据梁漱溟回忆，报道的方式非常奇特，今天三人脱党，就报道这三人的姓名，明天再有五人，则连同以前的三人累加成八人，如此罗列起来，数字越来越多。
这样一来国民党在参议院、众议院所占的议席虽然多于其他三个政党的总和，但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而其他政党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合并成了进步党，成为国会的重心。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宪政民主的尝试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彻底破产。其中的关键就是宋教仁之死。因此当时和以后的人们都以为他的死决非一身的存亡，而是国运所关。他的死造成了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彻底决裂，终于引发了二次革命。
蔡东藩评论“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左舜生也说“再加上宋锋芒甚锐，政权欲也极强，当国会选举期间，他乃以一在野党领袖资格，在各处演说，大逞雄辩，对袁政府多所指责”因此遭人暗杀。然而，从民初的政局看，从中国几千年一脉相传的政治文化看，既然宋教仁真的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他必死无疑。袁世凯之类的人是不会容忍他的，他试图把中国引上宪政的正常轨道，是那些要在共和国的招牌下继续实行专制的人们所断然不能接受的。就算他锋芒不露也不可能，当然那就不是宋教仁了。历史永远没有假设，有时候历史的命运仿佛都已注定，中国也只有一个宋教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民主制度决非那么容易，宋教仁以他的鲜血在新生的共和国旗帜上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领袖，但他与其他政党的领袖多关系良好，尤其和民主党领袖汤化龙、林长民私交更深。他死后，汤的挽联说：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对宋教仁推崇备至，对主谋刺杀者，词意之间极为愤慨，一时争相传诵。林长民的挽联中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的句子，对宋之死的严峻后果也看得很清楚。
对于梁启超这样过去的政敌，宋教仁曾专程到天津去密访。他对梁表示彼此应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并说：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也是个立宪政治的追求者，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他当即表示：国民党执政，他们愿作为在野党在议会内监督执政党。所以宋教仁被刺身死，梁启超痛惜不已。（《梁漱溟全集》）
他和袁世凯的死党梁士饴、赵秉钧等人也是往来密切，在北京时曾一度住在赵的家里，和赵有过多次深谈，就是在他们身上做功夫，希望把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掌握实力的旧势力、梁启超这样的思想言论界的权威及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都纳入他所梦想的宪政轨道，在政治上和平竞争。
在国民党的领袖中他“最露头角，政治手腕灵敏，政治常识也比较充足，能为他党所推重”，同时又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责任感。如果有宋教仁在，他具有调和各政党，消除偏见，共循轨道，进入宪政之途的能力、威望和远见。他惨遭毒手，使２０世纪的中国失去了这样的可能性。其他政治人物都缺乏他的风度与识见，结果只能被袁世凯这样的官僚、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梁启超、熊希龄等作为政治家和他相比都差得太远了。
重读这段历史我禁不住潸然泪下，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宋教仁却一直活在我的心中。他的死不是他个人的不幸，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他的死实际上预示着在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上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还将经历多少曲折、艰难，要献出多少优秀儿女的青春、甚至宝贵的生命。宋教仁死了，他把未竟的理想留给了后来的人们。
珍贵的宪政思想遗产
在宋教仁的宪政思想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所一贯主张的责任内阁制，他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最初提名他为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通不过，改任法制院院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则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居正文集》）
他说：应当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不负责任，凡是总统的命令，不仅要阁员副署，并由内阁起草，这才是责任内阁制的精神。责任内阁则应该由完全的政党组织，反对混合内阁、超然内阁。
他之所以坚定地主张责任内阁制，陈旭麓认为还有一层意思他自己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他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性的安排而由革命派掌握实际权力，排除旧官僚的影响。他早就为自己没有能够前去领导武昌起义，使大权落入黎元洪之手悔恨不已，所以才极力劝黄兴在南京开辟新天地。对袁世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人，就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使他不至于脱离共和的轨道。袁已经取得了民国大总统的高位，那么，除了责任内阁制之外，还有什么更有效的制度呢？从袁世凯当时的紧张来看，从民国的体制来看，一旦宋教仁的政党内阁组成，袁想在这样的制约之下走他的专制独裁之路是不太容易的。
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大一统的集权专制传统的社会，在建立民主制度时不得不考虑在美国式的总统制和法国式的内阁制之间作出一种选择。由于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缺乏长期深入人心的民主启蒙，在总统制下任何一个人当上总统的人都有可能走向集权、甚至独裁。内阁制在制度安排上对这样的最高权力进行约束，宋教仁的这一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今天我们回首历史，看见的仿佛只有尘埃，只有权势的喧嚣和赞美，殉道者的血迹早已干了，他们为此流尽了热血的思想也早已被我们淡忘。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里永远缺乏忏悔、缺乏反省，因此先行者的教诲总是被我们一再遗忘，历史总是重蹈覆辙。这是我们的悲哀，是全民族的悲哀。
１９１３年３月的那一刻，宋教仁先生以他的鲜血染红了他所追求的民主理想，也染红了整个沧桑百年史。年轻的宋教仁被罪恶的专制子弹击中，他永远年轻，他的生命定格在３２岁，定格在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痛苦的是一个宋教仁到下了，并没有什么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优秀的人物总是只出现一次，只有败类常常重复出现，只有庸人可以批量复制。
重温宋教仁的宪政思想，更加为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感到可悲、可怜、可恨！悲的是我们失去了一个走向民主的大好机会，这样的机会是难得出现的；怜的是一个不知道爱护自己的优秀分子的民族，终究是无法真正站立起来的；恨的是袁世凯们总是占据着这个民族的优势地位，他们从来就不放过宋教仁们。而今袁世凯们，多少大大小小的军阀、官僚都已化为粪土，只有宋教仁依然站立在历史的风尘中，默默地凝望着我们。
宋教仁墓民主革命的先驱宋教仁，１９０５年加入同盟会后，于１９１０年在上海主编《民立报》鼓吹革命。１９１１年与谭人凤等在上海组织同盟会中部总舍，任总务干事
，策划长江流域起义。武昌首义后，协助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１９１２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８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多数，即着手准备组织责任内阁，为窃国大盗袁世凯所忌。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４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袁世凯之刺客刺死。１９２４年６月在上海闸北群地百余亩建成宋公园(现名闸北公园），葬宋于园内，墓呈半球形，墓前立有“宋教仁先生之墓”的石碑。墓顶塑一展翅雄鹰，象征先烈革命的凌云之志，墓地中还立有宋教仁先生石雕像，四周遍植龙柏，绿树成荫，庄严肃穆。
宋教仁挨打◎汪秀枝
在同盟会中，宋教仁被誉为两大智囊之一（另一位是孙中山）。他口才既好，理论功底也深，组织能力又强，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他一夜之间就草成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评价说，当时，袁世凯不怕孙中山，却怕宋教仁（所以，1913年3月，宋就被袁派人暗杀了）。但就是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竟然两次在公开场合被人扇了耳光。
第一次是1912年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决定推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与部分开国元勋，主张一定要袁世凯离开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职，以对袁世凯进行钳制。可另一些革命元老却不以为然。双方为此互不相让。一天，大家又聚在一起争论这个问题，一人提议，干脆让黄兴带兵北上，以迎袁为名，将其北洋军消灭掉。宋教仁不赞成这样做，他说北洋军有重兵把守直隶、山东，革命军根本无法北上。他的话音刚落，同盟会元老、广西才子马君武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得他左眼流血不止。马动手兼动口，大骂宋教仁是在给袁世凯作说客，想出卖南京，出卖革命者。
宋教仁第二次当众挨打，系孙中山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的唐群英所为。唐群英，湖南衡山县人，其夫家与秋瑾的夫家有亲戚关系，因此，唐得以和秋瑾相识。1904年，寡居在娘家的唐群英听说秋瑾已去日本留学，便也乘船东渡。她是同盟会中第一个女会员。
作为一名女性，唐群英在进行革命活动时，将相当多的注意力放在争取妇女权益问题上。1912年2月，她联络湖南的女国民会、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等团体，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内订明“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的条款；4月，她发起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并亲自起草了“实行男女权利平等”、“实行普及女子教育”、“实行一夫一妇制度”等十一条政纲。她还通过办报刊、演讲等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
同盟会是吸收女党员的，但是，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一则由于以英国宪政为榜样（当时英国妇女没有参政），二则由于不少男会员还存有封建思想残余，所以，在国民党新党章中，规定不接收女党员。
这一规定让唐群英不能接受。1912年8月25日，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有一项议程是宣布新党章，宣布一条，说明一条。当说到新党章中规定不吸收女党员时，坐在台下的唐群英冲上主席台，揪住主持改组工作的宋教仁，结结实实地打了宋一记耳光。
挨马君武的巴掌时，宋教仁还想还手；挨唐群英的耳光时，宋教仁只好捂着面颊退避。
后世评论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孙善豪曾经评论宋教仁对国民革命与中国近代的意义，其大略如下：
宋教仁首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目标在於鼓吹湖广新军的觉醒，间接促成了武昌起义。宋教仁曾提议革命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京师起义、中策长江起义、下策边疆起义。孙中山的十次革命，一般都属於下策中的边疆起义。黄花岗之役後，同盟会人心涣散。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乃毅然在上海另起炉灶，独立执行中策，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以共进会与文学社为基础，在两湖新军间鼓吹革命，於是乃有武昌起义之成功。
民国成立後，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其他小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当时孙中山主张同盟会仍然为地下革命组织，随时准备继续革命。宋教仁则主张将同盟会公开化，以堂堂政党之阵势、用光明正大之手段，藉选举取得政权。宋教仁路线不仅获得了同盟会多数之支持，并且继续与其他小党合并，终於组成国民党，而在国会大选中取得了多数。这个「国民党」，不同於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主导的联俄容共後的中国国民党，实乃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许多後来著名的民主人士如张东荪、沈钧儒、徐傅霖、罗文干、石志泉等，都是当时这个国民党的核心成员。
宋教仁对於内阁制的倡议与实践。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後，孙中山被选为国民党的理事长，旋赴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而主导国内国民党的宋教仁路线，则是在体制内，以内阁制来架空袁世凯。如果当时袁世凯能明察当代潮流、对帝制不抱期待，放手让宋教仁组阁，则中国华盛顿或民国「国父」之名，无疑非他莫属。而整个中华民国史，或就将此改写。不幸的是：宋教仁的内阁制主张，站在袁世凯的立场而言，是强人所难，直接牴触了袁世凯「一人天下」的期待，於是，被刺；开启了中国此後一连串政治、军事的混乱。